今年香港各名校在大陆招生，以巨额奖学金吸引了若干高考状元，从而引发“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之惊呼。北大负责招生的人士回应说，香港诸名校乃是实行“不公平竞争”，使得若干已经被北大录取的优秀学生改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造成北大招生指标被浪费，这对其他报考北大的学生极不公平。不过，这也许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吧，此种“优惠”是一种来自中央政府的恩赐，无论内地大学如何抱怨都难以改变大局。
但是，香港各名校是否就能招收到大陆真正的青年才俊呢？对此，我深表怀疑。记得我一九九二年上北大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状元。当时，北大每年差不多都将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文理科状元收入囊中，并以此作为“最高学府”之荣耀。其实，“状元”的身份并不完全与真才实学成正比，大多数“状元”仅仅是特别会应付考试的学生而已。我身边的这些状元，因为无法摆脱身上的“神光圈”，后来大都“泯然于众人矣”。从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之后，一千多年来，中国先后出了五百多名状元。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无疑是中国士大夫的最高梦想。但是，这些状元之中却没有几个人真正在历史上作出了丰功伟绩，他们的名字只能在孔庙的状元碑上找到。如今，中国大陆的高考制度，其实是昔日科举制度的一种延续，而且是一种恶劣的、狗尾续貂式的延续。中国大陆的中小学教育普遍属于“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此种教育模式下倍受压抑和戕害。
在此背景下，某些才具属于中上水准的学生，因为其勤奋刻苦和循规蹈矩，经过了“题海战术”的训练之后，能迅速适应和娴熟考试制度，从而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相反，那些真正的天才学子，因为不愿削足适履，始终与僵化的考试制度格格不入，故而难以成为高考状元。鲁迅、陈寅恪、爱因斯坦、萨哈罗夫等文学大师、科学巨匠，皆因考试成绩不佳，在老师眼中为“朽木不可雕也”。可是，后来他们终成大器，令那些昔日轻看他们的老师大跌眼镜。
香港名校赴大陆招生、拓展生源之举，本无可厚非。若真能为香港招来“金凤凰”，利用香港各大学国际化的特色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打造出一批来自大陆的一流人才，无论他们今后是留在香港工作，还是回到大陆服务，都是善莫大焉。然而，如果一味屈从于大陆的考试制度，以大陆的高考制度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并以能从北大、清华“挖”到状元作为洋洋得意的成绩，那岂不成了缘木求鱼、买椟还珠？如此做法，只能满足少数大学的领导者的虚荣心，并在媒体上博得几分“眼球效应”，对大学本身的持续发展并没有多少良性影响。如此做法，既浪费了香港已经很有限的教育经费，更浪费了香港纳税人来之不易的金钱，其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水中捞月、镜中看花。
香港固然比内地富裕，但香港的金钱亦是六百万香港人以汗水和智慧打拼而来，不能像对待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样毫不珍惜。天女散花般向大陆的状元们挥洒巨额奖学金并不可取，大学的决策者们宜慎之又慎。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