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前些日子开始,有人躲在这个城市最黑暗的角落里,伸出一双无形的手,通过网络系统控制了我的电脑桌面!

正在正常运行的页面突然无法打开,有时候是国内网页,有时候是海外网站。像人的大脑突然被切断了神经系统。

有一次,刚写好的文档神秘地丢失了。那一天,无名高烧发到39度,我从床上挪到电脑前,挣扎着写了一篇文稿。家人心疼地问:非得写吗?我说高智晟是为了我们才受尽折磨并横遭绑架的,我除了写一点文字,还能干什么?

二、

文稿既成,加上标题:“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的良心!”,正待发出,却发现文档里面一片空白!千寻万觅再也找不到了。咬咬牙,凭记忆再默写一遍,直到侥幸发出——是不是网警们正在打盹,或者跑了一趟厕所,或者偶尔发了善心,我不知道。

无数次打电话给“中国电讯”,质询眼前发生的怪事。接线小姐的回答千篇一律,后来直接找到电讯技术部门,负责人暧昧地笑笑,答应去机房调试。过了一会儿,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如是者三,我的电脑犹如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瘫痪症”!

我夫人凭真觉告诫我,你电脑的密码已被盗取,因而已被有关部门“远程控制”了!那晚通过MSN与欧洲的一位朋友对话,我告诉他此等怪事,他警告说:我敢保证,你发出的每一封邮件,都有人在一旁帮着你看!

三、

呜呼!我又被“控制”了。从遥远的上小学那年开始,到上大学创办《地平线》诗社加剧,到1989年六四肇祸,到1999年北京出事,直到今年3月9日“爱琴海”网站被横蛮封杀,长达四十年来,我哪一天不是被这个邪恶国家牢牢地控制在它的魔爪中?

忘不了刻骨铭心的一幕:小学二年级一堂课文课,刚上到“小猫钓鱼”可爱的童话,语文课本就被收缴了。黑板上出现的是一行莫名其妙的怪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下来的是毛贼“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儿童时代的控制开始了。

本来全班小朋友已经全是“少先队员”(全称: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了,现在少先队作废,红领巾扯下,戴上红领章,改为“红小兵”。意思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红色小卫兵”。

四、

到了初中,便是“红卫兵”,然后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先锋团团员”。1975年高中毕业,胸膛被戴上了一朵腥红绸花,敲锣打鼓地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农村乡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知识青年”!

记得在“广阔天地”的水塘边,那时我正在一处水库工地上“炼红心”,公社党委书记前来“慰问”。夏日炎炎,他腆着大肚子让我陪他去游泳,他说:小张啊,锻炼得怎么样?你也是我们的干部子弟,该写入党申请书了,怎么样,我亲自作你的介绍人,呵呵呵呵……当时,我的确是因为讨厌他那个像母猪一样的大肚子,和他说话的腔调,没有吭声。后来,水库工地发大水,众人忙于抗洪救灾,此事被耽搁了一下;再后来,恢复高考忙于复习,幸荣地逃出了党委书记的“介绍”。

五、

大学时代,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洪万仁接过了公社党委书记的“接力棒”,亲自谈话,热情充当介绍人。那时的我已知道“西单民主墙”,刚读过了卢棱与胡平,并把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贴在寝室床头,身上有了“反控制”的勇气与力量。在几位热爱诗歌的同学的参与下,我领头组织了“地平线诗社”,亲手刻蜡纸,创办了《地线平》诗刊,作为对系党总支书记的回答。

这位政工干部出身的洪书记恼羞成怒,主动招来了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以“非法组织、非法刊物”即“二非”的罪名,对《地平线》诗社成员实施打击与“严控”。诗刊第二期只能秘密转到社会上油印,又牵累了几位同情者和我的当县级干部的父亲,公安局政保处长亲自上的找我谈话,要求交待清楚,被我拒绝……这就是我的所谓“政治生命”的终结与被严厉“监控”的开始。

毕业分配时,由于我已在国内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一些新闻文化出版单位指名想要。但针对我,中共公安内部下达一个文件,主旨是:“只能分配至镇以下学校任教。”于是我便去了那个上山下乡时作过水库民工的山区,当了那里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们希望将我一辈子困死在那里。

六、

1984年,在胡耀邦、赵紫阳和胡启立等人的倡导下,改革春风劲吹,刘宾雁全国巡讲来到宁波。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我暂时摆脱了“严控”的禁锢,回到宁波,出任宁波市文联《文学港》杂志编辑和作协副秘书长。那个时候,中共暴力机器似乎一时失灵,对我的控制转入较为隐蔽的层次。

六四运动的兴起,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希望。在宁波组织、发动和带领全市文学界、新闻界声援北京大学生的上街游行抗议活动后,我赶往北京,参与了北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抗议活动。别无它图,我只想成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6月4日凌晨回到宁波,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新闻报道中传出的枪声!第二天我佩戴着黑纱去编辑上班。我知道,中共特务机关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早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一次又是中共邪党的一个书记出卖了我。当时的中共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名叫陈方,与全国各地文艺界尽可能保护文艺界人士的做法截然不同,他积极地成立了“力虹专案组”,搜集材料,编织罪名,主动请求公安机关前来抓捕。一次材料证据不足,陈方再次予以补充,正中公安一处下怀!

于是,极权暴政经过长达9年对我的“严密监控”,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

七、

1989年8月3日,我从杂志社被直接带到了宁波市看守所——一所抗战期间日寇修建的监狱中。像《悲惨世界》中的警犬沙威一样,对冉阿让经年累月的艰苦监控、跟踪,终于得到了回报!记得当时的宁波市公安局一处处长谢承富第一次提审我时,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狼一样的眼睛,如释重负地说:“张xx,9年啦,我们终于抓到你了!”从此,我从被长年监控的社会大监狱,转到了被高墙、高压电铁丝网和警犬包围的小监狱。他们的严控工作终结硕果。

但是他们的麻烦地随之而来。由于他们千辛万苦所搜罗的罪名(包括特派员去北京调查二个月)和批捕申请证据不足,被检察院连退二次,法律规定理应无罪释放。这等于扇了他们的耳光,于是他们就施出“厕所间杀人”的又黑又臭的手段——以“在六四动乱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错”的罪名,判我三年劳动教养!

这里,中共独创了人类罪恶史上的罪名奇观:我犯的不是罪行,而是罪“错”,所以,要把我关起来,强迫我进行劳动,这是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八、

接下去的“教养”过程,这里暂时不去说它了。到了1991年,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方励之等被美国人接走,王丹他们也被释放,我也随之提前结束了铁窗生涯,重新回到了照例被他们严密控制的社会“大监狱”。

2005年创办民间思想人文网站《爱琴海》,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企图突破中共极权暴政对国人言论自由的封锁,而进行的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破釜沉舟般的绝地反击,它的被封杀是必然的。至今,我仍在感谢上苍,在中共邪党水泄不通的铁桶阵中,竟然赐给我们七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的《爱琴海》发出了令极权暴政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声音!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极权统治而共同努力。没有互联网,中国仍旧是漆黑一团,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和自由民主斗士必然成为中共古拉格集中营中任人宰割、生不如死的囚徒与“活摘供体”。

九、

现在,我的电脑已请IT公司朋友重设了登陆密码,估计当局“远程控制”的黑手,一时还伸不过来。老高已经出事,我和我的朋友们能自由写作的时间也许不多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中共邪党的必然灭亡与全人类和平、自由、民主的必然胜利,连系在了一起;中国的命运与我个人的命运也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从上小学开始,在长达40年的岁月里,当局用尽了法西斯式和克格勃式的手段,对我的控制与我的反控制,已不仅仅是我个人与家庭的不幸,它业已成为中共邪党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一部分,也将成为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前仆后继反抗极权暴政伟大斗争的一部分。能够为此而付出我的良知、才能、泪水与热血,我深厚欣慰,并至死不悔。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仍将继续下去,直到千古邪党彻底灭亡、被钉上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止。我对这一点充满足够的信心。

作者文集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