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震撼中国的集权与自治的政治冲突。站在这一政治冲突最前沿的就是企图以“党权治国”的国民党第一任首脑孙中山和倡导全国联省自治运动的联邦宪政的实践者、时任广东省军政首脑的陈炯明。这一政治的较量和角逐，是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在中国争夺政治舞台的一次大展示。冥冥当中，是否是神的协助、还是鬼的作祟，才短短几年以联省自治为导向的联邦宪政，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暴力革命中被彻底地摧毁。以孙中山和他的学生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暴力革命党──中共──的帮助下，完成了以1928年为标志的所谓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党治国家”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政权。而以广东省军政首脑陈炯明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制度的设想与建构，在这力大无穷的国家主义政权的面前，却显示出苍白和弱不经风的态势。
中华民国的国家主义政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摧毁了以陈炯明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过程中，以暴力的革命在具有中央集权主义思维的独裁者的不断干扰和制造政治与军事的分裂中，以防不胜防的突然袭击，完成了对所谓“军阀割据”的战争扫荡，从而建立了以专制独裁为统治的国家主义政权。
所有的“主义”都想以正统道德的理念来主持正义，并达到决定一切的权威的最高形式。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生存与发展、创造与进化、以及渐进式的科学实验，使人类社会在精神演进的变化和理性思维的过程中，社会演进的变数使物质以无穷动的节奏，随着人类感性智慧的实践以渐进式的、跳跃式的变动在和平地演变着。于是，所有以正统道德观为主持正义和决定一切的伪科学、伪历史以及伪主义在人类精神演进的理性思维中以及在物质的无穷动节奏的感性智慧的实践下，都趋于魂飞魄散的穷途末路。
80余年来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政权，对中国人来说，是否漫长了一点？但是用历史进程的观点来看，却是弹指一挥间。当我们翻开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一历史的瞬间，看到了那些伪科学主义者和伪历史决定论者的说谎者悖论的言论时，在经过理性思维的无数思考与论证后，发生在当时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向联邦宪政制度迈进的最辉煌的自由民主的闪光点，而它的杰出的宪政制度的实践者陈炯明先生“受西化教育影响甚大，早年活跃于广东咨议局。他主政期间设立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沿着更为民主的道路改革广州政府，促成了第一个地方民权法案的出台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上世纪20年代，他发布《告广东父老兄弟文》主张广东人民‘共治共享’，成为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见王怡：《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折》所引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和蔼的面庞，友好的眼神中充满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沉着、冷静并有着足够的政治警觉──这一幅陈炯明先生的速写肖像，使见过他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陈炯明所主张的全国统一，旨在于以全国联省自治作为政治基础，在高度区域自治的政治状态中，降低中央政权的地位，从而以全国联省高度自治的政治力量，达到限制和约束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政体，逐步使中央集权的体制向联邦宪政制度转换。1921～22年期间，广东省进行了民主选举，将区域自治这项政治问题付诸民众进行公决。这次民主选举，以及对一项重大政治问题的民众公决，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壮举，也是史无前例的自由民主在中国以及地方的突破。
就在广东省的地方自治和民选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以“党治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独裁者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党权主义认为，民众尚未达到与党权利益相适应的政治自觉程度，在这种无党权利益可言的状况下，民众的自由竞争与民主的选举，将使孙中山所钟爱的嫡系亲信被驱逐于民选政权的门外。这种民选的政权将使国民党在以暴力革命统一中国的军事与政治行动中，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尴尬地位，同时也对孙中山在国民党中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发出了毫不留情的挑战。一个冥顽不化的党权主义者及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者__孙中山对这种以地方自治的联邦宪政的民选运动无疑是惶恐不安和痛心疾首的，也就是在这种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和“党治国家”的政治抗争中，促成了陈炯明与孙中山最终分裂的原因。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下令攻击孙中山在广州的军事大本营，迫使其仓皇地出逃。这次军事行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兵谏”。在孙中山的思维里，北伐战争、革命的扫荡、以及武装统一全中国，这些字眼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永远驱使他反对非暴力的政治运动的形式。
与此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全国联省自治向联邦宪政迈进的渐进式的全国统一。在急功近利的暴力革命思维的驱动中，孙中山已经无法摆脱用穷兵黩武的战争方式来解决一切政治行为的革命手段。他终日思考着为统一全中国所要进行的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并强令陈炯明为他所制定的北伐战争之计划给予财政上的大量补贴。同时以各种理由削弱陈炯明在广东省的领导地位，于是，终于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两人走向了暴力革命与反对暴力革命的对立。
为了能使地方区域高度自治的民主选举与自由竟争，在广东省这块试验田里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和发展。也为了排除暴力革命的思维模式对广东省的地方自治的无理干扰，“兵谏”在所不惜。孙中山怆惶逃窜，并在停泊于珠江口的永丰舰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救援他的军队，想以此对陈炯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是，几个星期后，他不得不在失望与愤怒的情况下，被力劝前往香港。
一个是日夜思念着要用暴力革命及其武装对“军阀割据”进行扫荡，而统一全中国的战争狂人，另一个是执着地操练着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实践者。可是，陈炯明做梦都不会想到，就在广东省的民选运动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那个决心以北伐战争推翻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却未能在战争中取得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当广东省的民选运动得到圆满完成的一年后，那个善于使用暴力革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率领着从外省征集的军队突然袭击广东。是否是陈炯明在政治上的幼稚，还是他在军事上的疏忽，在孙中山对广东省的军事袭击中，他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地被逐出了广州。
1922年6月得到全国各省军政首脑以及各界自由民主人士广泛支持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在广东省的实验，终于被孙中山率领从各地征集的军队，在对广东省的突袭中宣告结束。在暴力革命党──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和煽动下，孙中山的党权主义的统治政权，不再经由民主选举和自由的竞争而产生，终由孙中山本人以对自己的效忠和论功行赏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模式，在国民党中任命所谓的革命干部。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员。从真正的史实来分析论证，蒋介石的出现与登台，是对中国国民政治权利的极端的侮辱。他的出现奠基了现当代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用最为黑暗的暴力革命的军事行为，完善了孙中山日夜梦想的“党治国家”的大一统之春秋伟业。80余年来中国国民就生活在这一灾难性的国家主义政权中而不能自拔。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赞赏1920年代初，以陈炯明先生为杰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逐渐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这一历史的真实。摒弃和淘汰伪历史学家及其决定论者对这场自由民主宪政运动的污蔑。历史是以球形循环性的运动在不断地运行着。这个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渐进式政治模式，是否会在80余后的今天，以更新、更好和更为牢固的政治基础，出现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
被称为“拥兵自重”的陈炯明在军事的对抗上，不一定会败于孙中山。但是，应该知道，一个反对用暴力革命统一全中国的军政将领，在实践联省自治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这一政治过程中，他决不会使用军事武装和他的对手进行军事抗衡。这也许说明了一点，即在暴力革命与反对暴力革命的军事对抗中，陈炯明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让广东省的民众在军事对抗的战争中死于非命，以及再度生活在兵戎相见的灾难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放下军事对抗的行为，而出走香港的原故。
孙中山对陈炯明恨之入骨。蒋介石更为恶毒，他誓言“要剜其心肝，挖其眼睛以祭总理之神灵”。蒋介石，一个全中国国民的公敌，他的这一誓言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残暴的大展示。
陈炯明先生不矢其志，为了他的政治蓝图──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体制──而劳碌奔波。就在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共两党的革命军，以暴力武装的军事行动扫荡着北方各省的军政政权时，他还以民主党团领袖的身分，北上与北方各省的军政首脑订立联邦共和的政治大同盟，企图以此来拯救中国国民脱离暴力革命的军事行动所涂炭的灾难性生活，并以联邦宪政的政治设想统一全中国。
1933年，为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劳碌奔波的实践者──陈炯明先生──在香港逝世。他的生活是清贫的，因为他为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做到了“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以夺志”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政治目标的实践者，他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分丰厚的政治遗产──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的经验和辉煌。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