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访问母校德国雷根斯堡大学时,发表了题为“信仰、理性和大学:记忆与回顾”的演讲。在演讲中,教宗援引十四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的话说,“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此言一出,在全球,尤其是伊斯兰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教宗对伊斯兰教的“诋毁”。一些极端分子甚至攻击和毁坏多家教堂,并扬言要暗杀教宗。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军事组织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号召发起针对十字架信仰者的战争:“西方将被击败,就像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将打破十字架……神将帮助穆斯林征服罗马。”

占据西方舆论主流的左派媒体也纷纷对教宗口诛笔伐、上纲上线。他们深知批评教宗不仅没有任何的危险,反倒能够让自己获得“政治正确”的美誉。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教宗的任何言论,世人都会仔细聆听。无论蓄意还是无心,假如伤害了他人的感受,都是“悲惨而危险”的。该社论要求教宗向伊斯兰世界道歉。法新社亦指出,教宗的言论令立场本来温和的马来西亚总理和阿富汗激进的塔利班民兵站到了同一阵线,此言论反映了教宗对伊斯兰教的无知。在此强大压力之下,教宗于梵蒂冈布道时,特别表明他所引用的曼努埃尔二世之言并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也对该发言在全球引发骚乱、激化宗教冲突,表示遗憾。宗教还特意在梵蒂冈会见若干伊斯兰国家驻教廷大使,以缓和紧张关系。我认为,教宗已经做得够多了,外界不能继续“得理不饶人”了。教宗所犯的错误仅仅是,他习惯了以神学教授的身份发言,还没有意识到教宗的言论是“一言九鼎”的。因此,这最多只是一次处理公共关系时的“失策”而已,不应当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

西方世界敢于公开为教宗辩护的知名人物寥寥无几。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批评教宗的人误解了教宗演说的目的,“教宗是想呼吁宗之间进行对话,而他所表达的讯息只是不能以宗教名义使用暴力”。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研究基督教早期历史的美国知名神学家、美国圣母大学教授布莱安?达利指出,教宗试图证明信仰和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教宗想强调大学保留神学系的必要性,并不想对伊斯兰的政治和宗教行为进行评判。他明确指出,当今时代神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不是否认理性带来的成就,而是与理性进行全面接触。“导致争议的根源是外界对教皇要表达的思想发生了误读。”达利对《华盛顿观察》周刊指出,教宗提到曼努埃尔二世与一个波斯学者关于伊斯兰教的对话,只是想证明理性和信仰的相互依赖关系。他想说的是:不理性的行为有悖上帝的本意。不论是谁,他想让人产生信仰,只能通过他雄辩的口才及晓畅的推理,而不是通过暴力和威胁。“不幸的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只是教皇在演讲中引用的有关对伊斯兰教的批评,而忘掉了教皇发表这番演讲的主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的这种出离的“愤怒”,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本来就是如此、他们也只能如此:在霍梅尼发布对《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的追杀令的时候,在塔利班不顾联合国的劝诫炸毁著名的巴比扬大佛的时候,在丹麦漫画事件当中恐怖分子们杀气腾腾地叫嚣的时候,我早已发现他们所信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它的教义中究竟有没有“多元”和“宽容”的成分,他们并不希望与世界和谐共处,而是企图让全世界都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的所作所为再次证明了:针对他们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肆无忌惮地批评乃至谩骂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其他所有宗教,偏偏就是不允许别人对他们的宗教提出任何置疑和批评。这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世界居然胆战心惊地屈从于这样的逻辑。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在此受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西方左派利用此事件向伊斯兰世界献媚,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首先,今天的天主教已经蜕变成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即便再出格的批评,甚至是像《达芬奇密码》那样公然侮蔑基督教的历史与教义的作品,罗马教廷至多是发表书面声明、口头抗议,而再也不会对其祭起火刑柱了。天主教和新教是充分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宗教,是实现了政教分离、告别了宗教迫害的宗教。于是,对某些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批评教廷便成了一次无比安全的“勇气秀”。其次,这也是左派们借以表达对“弱者”的同情心的好机会。他们自欺欺人地将巴以争端中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看作是弱势群体,装腔作势地以帮助弱者的勇士自居。然而,那些所谓的“弱者”,手上却紧握着杀人的武器——霍梅尼是弱者吗?萨达姆是弱者吗?奥马尔是弱者吗?本·拉登是弱者吗?不,他们不是弱者。雄踞西方的大学和传媒的那些“自由派”人士们,太过于自作多情了。本·拉登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理解”和“同情”,而对你们网开一面、“缴枪不杀”的。某些以自由和多元自命的人士,在拼命妖魔化那些持守基督信仰的天主教人士和新教保守派的同时,却不敢“自由自在”地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们宣扬杀戮的言论以及实施杀戮的行动。教宗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义正词严地谴责教宗的媒体和作者,为什么偏偏对伊朗总统内贾德疯狂的种族主义言论视而不见呢?为什么除了受到伤害的犹太人之外,没有多少人站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内贾德道歉呢?

伊朗总统内贾德多次措辞明确地表示,他想完全消灭以色列,“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他公开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是一个“神话”。在接受德国《明镜》杂志采访的时候,内贾德公然声称,德国人不应当使自己继续成为犹太大屠杀事件负罪感的犯人。“我只有真正相信某样东西,才会承认它是事实。在欧洲,对此有两种看法。一些基本上是受到政治动机驱使的研究者说,确实发生过犹太人大屠杀。还有另外一些研究者持相反观点,他们大多因此被关入监狱。”内贾德振振有词地说,如果犹太大屠杀事件确有其事,那么犹太人应当从以色列迁回欧洲:“欧洲人必须承担后果,巴勒斯坦人不应当为此付出代价。”他还自作聪明地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宣称大屠杀是盟军捏造的假相,目的是为了让德国在战后可以保全面子。默克尔严厉谴责了这种一厢情愿的、为德国的“辩护”,批评这是一种没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谬论,并拒绝了内贾德赴德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要求。

一时发言不妥的教宗与长期疯狂叫嚣的内贾德,谁更应当受到批评?谁更应当被要求道歉?这不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但舆论的反应恰恰相反。真正的罪犯轻轻地被放过了。德国《明镜》杂志将内贾德形容为“让世界害怕的男人”。内贾德确实让世界感到害怕,尤其是那些习惯于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西方左派。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的左派们,其实个个都是“欺软怕硬”的懦夫。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画面是:身为巴勒斯坦人的左派学者萨义德曾经对着以色列的哨所扔石头——他当然知道以色列士兵不会对他开枪,这是一个很好的面对媒体作秀的时刻;另一方面,萨义德选择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并享受那里一切的自由与富裕,他并没有与多灾多难的同胞生活在一起。口口声声地说些“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萨义德,从来不敢直面伊斯兰文化传统自身的痼疾。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应当是本国族的疾病的解剖者。在这方面,萨义德毫无贡献。为什么全球数十个伊斯兰国家,没有一个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来呢?为什么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内部,妇女长期受到歧视与侮辱?这总不能归罪于西方吧?美国学者弗雷德曼反问说:“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同样也有穷人和失意者,但这是美国的过错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相同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但韩国在控制其发展方面如此出色,以至于其现在的经济超过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美国的过错吗?阿富汗被中世纪的塔利班神权统治所控制,它禁止妇女工作或上学。这样一个地方又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谁又是倒退的塔利班社会最大的保护者呢?那正是本·拉登及其追随者。”

伊朗总统内贾德与那些新纳粹主义者们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邪恶的意识形态,虽然外在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其内在的黑暗质地却惊人地相似——它们漠视人的生命,认为人是可以被牺牲的,只要是为了达成某种崇高的目标,如美好社会的来临、民族的复兴和信仰的纯正等。他们确实在追求某种宏大而辽远的理想,但迷恋的方式却是杀人。应当有更多真正的勇敢者站出来制止内贾德的谬论,应当有更多真正的勇敢者站出来制止内贾德的恶行。如果不正视内贾德、萨达姆、奥马尔、本·拉登、卡扎菲、金正日、卡斯特罗之流对人类文明的严重威胁,有朝一日,也许连左派自己的自由也成为水月镜花。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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