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即:以经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以极权政治运作保证政治稳定从而保证经济改革和发展。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确实有高速发展,但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如邓小平之愿带来社会满意和政治稳定,而是导致许多问题和强烈的不满。而稳定越来越靠镇压来维持。近年来,镇压出现了新的动向:越来越以黑社会化运作暴力方式来制造恐怖和报复反抗者。这一动向,引起关注中国进步的人们的义愤和焦虑。

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是一批海外中国学者创办的独立民间研究机构。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发展面临的政治问题、条件和选择,并且在公共空间中发起和推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关注和辩论。为唤起更强烈的公共关注并制止这一倾向,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在9 月22 日召开了“中国政府黑社会华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和讨论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现象、性质、原因、程度、后果、前景和出路。在这个会议上,我的观点浓缩起来是这样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对中共的国家暴力问题逐渐淡漠。一直到了“六四”,中共政权的暴力本质才再一次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不太遥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暴力始终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和维持统治的秘诀。

1950年代,共产党在大陆面临建立与巩固新的政权的挑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部分地取决于并且决定着政权的性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采用了政治暴力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这就是著名的“红色恐怖”:土改,肃反,三反五反,胡风事件,反右运动等等。政治运动自从1949年之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每次政治运动,带来的都是残酷的镇压以及社会恐惧心理的滋长。历史可以看到,恐惧的阴云逐渐积累,一直发展到了狂风暴雨的顶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暴力与社会恐惧相互交织的历史。离开“恐惧”这个词,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政权以及它带给中国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政治暴力并不仅仅是极权制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质。政治暴力的运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政权,更在于行使政权。已往我们都认为国家暴力只是维持统治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共这个通过暴力建立政权,并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得到很多指导的政党来说,暴力本身就是他们执政的一种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正如Stephen Cowtois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所说:“(共产国家)把镇压当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恐怖成了“继续革命”的内容,有了意识形态性。“。犹有甚者,中共通过暴力调动国家机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恶的部分可以与恶性的制度相互配合,这成为了中共统治的秘诀。

极权制度为什么采用暴力手段?国家暴力是如何以及通过怎么的机制实施的?国家暴力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政治渊源是什么?暴力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还是手段?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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