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教授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学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掉入陷阱的中国转型:发展专制体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发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国崛起的黑暗一面)》,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深层的症结,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最近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连续举行了几场讲座,和胡鞍钢等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反应热烈;笔者作为听众,有幸侧身其间,今据现场记录和网上有关资料作如下综合报导(未经讲者审核)。

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掉进了“陷阱”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革命巨变,现今的经济总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还微不足道,如今它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耀眼的经济数据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的话,那就错了。不管“经济发展引起政治改革,导致民主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引起政治渐进改革”的理论,还是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找到的都是负面証据,受到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为什么?

国家政权力被垄断,市场经营效率低下,经济利益靠权力支配,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这就是不仅是政治转型坠入“陷阱”,经济转型也堕入“陷阱”的缘故;这陷阱叫做一党专政导致的掠夺型的“陷阱”。根据自由演变理论,持续的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将逐步让国家变得更为民主。尽管这一理论的长期性纪录毋庸置疑,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却失灵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讨论并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蓝图。今天,政治改革的话题却是禁区。八十年代发起的加强人大、乡村选举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等,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不但停滞而且后退。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寻找原因:

1,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为非法执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証据”,从而为反对政治改革制造了最佳借口。

2,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负作用。经济增长,因政治体制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在专制体制控制下,巨大的经济增长,使政治权力的价值升高,政治权力得以转变成经济利益,并对经济资源实行控制。权力出租、权钱转移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越演越烈。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的发展使统治精英反对民主化的欲望上升。九十年代到现在,民主化只是在口头上讲讲。精英们现在不担心失去政权,而是担心失去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统治精英很会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在利益驱动下很快学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了经济资源的办法。九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庞大的警察、武警、防暴特警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大学、社科机关设有告密者;一个省的公安文件上说,去年发展了多少情报信息系统、提供了多少情报,如何对付民间突发事件等等。

2004年八万四千起,2005年八万六千起的群体性骚乱都被轻易镇压下去了,效率奇高。有人在海外演讲,公安部也能把电话打到他那里去;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与表姐通了个电话,第二天公安局就找到他表姐。经济发展了,税收多了,为统治集团的提高控制能力创造了条件。为了控制信息流通,政府花巨资扩充人员和改进技术。三万多训练有素的特别网警用先进技术监视和过滤着所谓“敌对和有害”的海外网站。

3,共产党统治集团为适应新形势聪明地对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有选择的镇压;拉拢、收买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家,形成了新的社会精英联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对立面,九十年代后却成坚定盟友。入党、当官,使知识分子地位、待遇得到提高;用名目繁多的奖励,如国务院津贴等,实行明目张胆的收买;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风险:舍不得车子、房子、津贴,就要听话。如刘宾雁、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良心现在没有了。

吸纳、吸引力之强弱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知识精英一旦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利益同盟,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发展就掉入了“陷阱”。可见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码在短时期内是如此。

二,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及其失败机理

渐进改革忘了为什么要搞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是在后意识型态的政权里进行的,统治精英为了政权的安全,采取了两个措施:一靠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即使用暴力。但仅靠暴力不够,还要有一个“利益联盟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让忠实追随者得到实惠;即用利益引诱追随者,把追随者牢牢地绑住。这样政权便稳固了。

渐进改革有个内在矛盾。按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越高越好,因为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市场化使后意识型态国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胁,于是他们就抵制市场化,因市场化削弱了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因此“渐进改革”成了共产党唯一的选项: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份是大块,是核心;这样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资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细观察发现,放的都是租金不丰厚、竞争厉害、利润薄的行业;最终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丰厚的,如金融、保险、电讯、钢铁、运输、能源、自然资源等资本密集的行业。

为阻止这些行业开放,统治精英会显得异常诚实,他们公开承认:“这触及到我的部门利益啦!”经济利益一牵涉到政权稳定、生存问题,就谁也不敢拍板。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响的行业,如果有改革的勇气,就要先开放银行金融业;把银行金融业干部任用权由中组部移交给董事会。但是计划经济是中共政权的生存基础,所以共产党就是抓住不放;银行成了私人金库,批个条子十亿、五亿,也不用还。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从而形成了政治联合体。这些效率低、利润丰厚的行业,漏洞最大、腐败也最严重。行业保下来了,租金拿下来了,统治集团及其忠实追求者的集体利益也就保住了。

另一面,渐进改革之行业内部利益与政权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行业只看个人、小集团的短期利益,看不出或不管政权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垄断行业,腐败越严重,漏洞也越大。除银行体系外,粮食流通体系也非常腐败,坏账几千亿元。渐进改革是后意识型态政权的生存之道,但又与行业内的人有利益沖突,于是渐进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实际上渐进改革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是倒数第三,低于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三,为什么转型时会出现掠夺型政权?

国家既可能是发展的推动者,又可能是对社会掠夺者;在专政体制下权力限制没有任何保障之下,国家只能是社会的掠夺者。

1,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人关系来解释。一旦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产权分配、出现产权下放,精英掠夺也就出现了。

2,转型过程中由于权力下放后,上级对下级监督出现问题,监督失灵。中国政府治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委托代理这一层面,主要是监督成本过高。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缺乏平行监督机制和由下而上的反馈。这可以从行为方式上看出许多问题,如代理人以权谋私,做表面文章,特别是兴建形象工程,以及公权私有化。

3,在转型过程中突然出现退出机制。以前一加入共产党,就不能退出;等于孤注一掷,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现在可以退出了,例如当私人企业主。退出机制影响了成员对集团的依赖和对将来的预期,使成员在最短时间内把投资回报最大化,把对政权的投资提前兑现;利益最大化就是对社会实行掠夺。掠夺够了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加、欧洲去了。因此,所有官吏都在以最快速度贪污敛财。

总体意识型态变化。根据中组部问卷调查,基层官员连“四项原则”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什么信仰。因贪污数千万人民币而遭处决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就承认:他担忧中共会垮台。这种心理变化,加上权力分散、体制约束即监督机制的失灵,风险很低,掌握资源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疯狂掠夺便不可避免了。

集团性犯罪腐败把公权小集团化了。黑龙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员,包括省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长、高级法院院长以及十三个省委领导中的八个。沈阳、福州等三十多个县和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湖北襄樊市一个案件有七十多个官员涉案,其中县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败的国家政权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现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卫生、环保一系列都出了问题,因为统治精英只为自己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百分六十的财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握有百分六十的财富)。工农这两个传统的盟友被共产党彻底抛弃,成了边缘化、赤贫化的弱势群体。

打破这个困局几乎毫无办法,为了巨大利益,为了保护分利集团,共产党总是强词夺理地说它如何伟光正、証明现状是如何最合理。改革无法爬出“陷阱”,这就是中国今日改革的困境。

首发《动向》2006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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