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2004年2月17日和2月20日,一阴一阳的两个下午,我在友人岳建一和余世存的引荐下,于北京安德路61号大院的《工人日报》家属宿舍内,拜访了80多岁的何家栋先生。
在革命道路上,何先生资历深,级别高,称得上红色畅销书的开山鼻祖,可至今两袖清风,居住在一座筒子楼的7层。囚笼一般的两居室里,几乎没添啥新东西;由于视力微弱,大白天也开着日光灯。
我规规矩矩地落座,打开录音机,开始引出话头。因为此前我曾在《思想与建设》网站上,下载过不少何先生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写给后辈的反思历史问题的书信,可谓坦襟相见,振聋发聩。他谈到六四屠杀,曾有这么一段话:

外界有一种说法,邓决心血洗广场,邓朴方对老爸哭了一场,谈了两个小时,老邓同意再给学生一次机会,让学生跟军队谈,方案是:军队进广场时,双方开会,学生欢迎,军队欢送。但联络员何维凌离开邓家就突然被捕了,一切落空。我看即使这样,也不能得出开枪违背老邓意志的结论。学生一上街,他就定了性,矛盾迅速激化。处于一线的总书记不能行使职权,邓在幕后操纵,不到现场,听信迎合之词,操纵者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就非开枪不可了……都是古代宫廷政治的重现。

身陷过若干冤案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这么敢说,令我突然之间想起《三国演义》里“击鼓骂曹”的情节。不过何先生的文字,比古代那个骂奸的忠臣,境界不知高多少,因为这是从绝望的渊数里发出的切齿声。
时光在静悄悄地流逝,何先生直直地坐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着,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时而还用浓重的河南乡音骂:“我操他奶奶的!”有一阵,夕阳把窗玻璃燃成了一团火,而我和何先生仍然笼罩在绿火荧荧的日光灯下,脸孔煞白。

我沉吟半饷道:“您经历了那么多,我怕我没这个能力写,可你自己为啥不弄一本回忆录?”
“我从来不保存自己写的东西,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为什么?”
“为什么?文人嘛,除了制造罪证,就是制造垃圾,所以不能自恋,一自恋,就坏事。”
“既然这样,您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定位?那就叫职业革命家吧。尽管是个一事无成的革命家。”

老威:在登门之前,我通过一些渠道,拜读过一些关于您的文章,可谓惊涛骇浪,千头万绪。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为您的人生定个大概的位。
何家栋:我是一个被历史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人,真是无法定位。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尽管曾经在各种岗位或组织里,忙这忙那,但到了盖棺之际,却无法定论。如果为了写文章方便,非要定位不可,那我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老威:据我所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畅销书几乎都是您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比如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传记《把一切献给党》,还有《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等。这些印刷品动辄发行几十、几百万,有的还改编成小人书和电影,甚至还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教材。另外,您还参与了革命小说《刘志丹》的写作,这可是当代的一桩著名的文字狱。
何家栋:不错,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该算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但那能叫文学吗?我不过是在编辑的位子上,一次次充当红色的写手,去普及不属于我自己的观念,时过境迁,就一个字也留不下来。

老威:红色写手?有意思。那现在的写手就是黄色、灰色或者无色写手啰?具体操刀的是您,但作者署名却不是您,也没得奖金?
何家栋:赚的钱归公家,个人不得任何好处。
老威:挺高尚的。
何家栋:不算,这是本职工作。如今看,幸好没署名,否则太丢人。

老威:好啦,就算一个玩笑吧。在开场白之后,我们还是书归正转。
何家栋:什么“正转”?
老威:就是从头说起。头绪太杂,只能从上往下梳理。
何家栋:我出身于一个日趋衰落的教书匠家庭,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县双河杜河村。父亲万诚吴,原名万凤楼,他的事迹点滴,在恽代英的日记里有记载。他曾伪造学历,去武昌考上中华大学,可才入学几天,就打道回府,在柳林中学当教师。我母亲是农村姑娘,王氏,没有名字,嫁人后取名王金兰。小时候,我家还有爷爷、奶奶、几个姑姑,一个叔叔当兵,死于军阀混战,所以我父亲的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父亲跟恽代英成为朋友,就一起组织互助社,这是初期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有饭大家吃,钱一起花。后来互助社集体加入共产党,父亲没加入,原因是家庭负担过重,怕拖累了组织。1925年或1926年,北伐军攻入河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父亲就把家贡献给地方农会(红枪会),聚会、吃喝、商量打土豪都在我们家。可转眼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共,我家就被抄,父亲在风声鹤唳中逃跑,去了黑龙江,偷渡苏联未遂,就流落东北,多年没有音讯。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统一战线,他才让人捎信回老家,叫我去天津“受教育”,当时他已混成天津市立法院的书记长。
老威:当时您多大?
何家栋:十几岁。

老威:一直没上过学?
何家栋:北伐军来时,我才两三岁,九岁开始,念了3年私塾。由于卢沟桥对日开战,我也没去成天津。所以真正学文化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共产党通过扫盲为我们这代人洗了脑。
30年代初期,国共两军争夺地盘,来回拉大锯,红二十五军抵达,我们成了“革命群众”,把房子腾出来,征用为红军的临时监狱,关土豪。不是你们在电影里看见的那种组织还乡团的土豪,而是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叫土豪。一关几十个,把人家吊梁上,或者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吓得我们这些孩子直哆嗦。所以,共产革命是从煽动仇富起家的。

老威:那您家的生活咋办?
何家栋:红军对革命群众很好,厨房被征用,我家就加入大锅饭,倒省事了。后来国军又到,乡下没法呆,就搬城里投亲靠友,读了两年书,就停课,原因是学校因抗战而成为伤兵医院。我们受爱国激情驱使,组织起来,演活报剧慰问伤兵。我与文学最初结缘于此。课外阅读了许多国际左派文学,老在封面看见谁谁著,谁谁译,不解何意,于是就在最初的习作投稿时,依样画瓢,写上“廖亦武著,何家栋译”。我还照抄别人的文章,属“何家栋译”,当时我不知这样“译”了多少文章。

国难当头,学上不成,就投笔从戎。1938年7月18日,我在信阳县城报考了国军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此时我才15岁,虚报了两岁,懵懵懂懂投入了3个月军训,就草草毕业,被授予准尉军衔。但这样的民间乌合之众,一接触到战斗,就散伙了。我们从焦作、新乡一带逃出来,又投奔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这是共产党的武装,专门破坏铁路,配合国军断敌人交通。

可到了1939年,国共摩擦公开化,老百姓就苦了。因为一个村子,国共的势力都在交叉、拉锯,互相斗来斗去。当时有个口号叫“深入敌后之敌后”,比如原为友军的97军刚刚从南至北,收复了失地,共军就借清除顽固派之名,把人家搞垮,军长也受了伤,坐火车跑了。你可知道鹿钟麟?冯玉祥的部下,曾受命驱逐过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受国民政府委派的河北省主席,由于政令出不了一个村,所以被叫做“鹿村长”——共产党宣传方面是强项,就发动劳苦大众挖统一战线的墙角,结果把国民党搞垮了,共产党又抗不了日。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却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华北地区沦陷的最大原因就是内斗。

老威:您也参加了内斗?
何家栋:我年纪小,就跟着混。成天逃跑,一会儿洛阳,一会儿漯河。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刻钢板、印材料,揭露国共同室操戈的真相。那是两个大院套一个小院,里面挤满了逃亡者,天天唱抗战歌,领导也天天对我们进行悲情教育,杀身成仁的教育,令人不寒而栗。直到1940年4月,我们被送过黄河。
周围都是在国统区呆不住的左翼文艺分子,唱歌、跳舞、耍笔杆还行,一打游击就很危险。我小小年纪就当上了游击队长,但遇上敌人只有撒腿逃跑。后来,终于找到主力部队,即陈赓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部队首长就批准,把我们编入军区文工团。安定了几个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老威:您叙述事情的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何家栋:我也时而清醒,时而含糊,因为战乱呀,哪怕是天生的英雄,不被逼到那份上,也不想送死嘛。鬼子扫荡时,我们来不及逃,就穿便衣,混在老乡堆里。像电影里演的,一搜就露馅儿,鬼子也没杀我们,而是押往山西侯马县做苦力,几个月,天天挑水、劈柴、服侍日本人。煎熬之中,我怀着一线希望,给天津的父亲捎信,没料到,他不久就回了信,并出钱保释了我。这是1942年,我18岁,终于在天津与父亲重逢。
父亲安排我继续上学,我却革命理想未泯,在学校里宣传抗战,鼓动人和我一道去当八路,比我岁数大的冯镛就在这时结识的,他家住天津城郊中河县,心地单纯,一腔报国热血。那是1943年春天,我们与游击区的土八路接上头后,组织了13个人,由宁河县被护送到河北遵化县,再转到八路军13军分区。我、冯镛、宋大雷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此时我才知道,冯镛在新四军里干过,被打散后,历经千难万险方逃出来。

但是,我们回归的时候太不巧,赶上肃反整风,在延安,已经杀了不少“投机分子”,我们也被怀疑为特务,被当场抓了起来,一顿暴揍,然后审问:“你们来干啥?刺探情报吗?”我回答:“抗日。”可谁也不信。
老虎凳、辣椒水、倒吊都搬了出来,受刑之后,还日夜反铐。叫“自己人”整个死去活来,真他妈窝囊。宋大雷比我还小两岁,骨头嫩,就先招供了。

老威:招啥供?承认自己是特务?
何家栋:那不死定了?这宋大雷脑子灵活,见“自己人”这么狠,如果还死咬着“爱国抗日”不放,就真死路一条,还不如“坦白从宽”,承认自己是“托派”,阶级异己分子。情急之中,他还根据以前读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胡编了一套中国托派的分裂理论。这一来,真把审案的大老粗给唬住了,他妈的,你说啥他就信啥,只要不是汉奸,也不吹抗日的牛皮。

宋大雷过关了,轮到我,只好坦白自己是国民政府铁路破坏队的。抗日守土,人人有责嘛。审案员一听就火,把桌子一拍:“告诉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盘,你国民党想蒙混进来,发展你们的势力范围,做你妈的白日梦吧!”于是,“国民党救国会特务”的罪名就坐实了。

老威:你们没有串供,统一口径?
何家栋:各关一黑屋,没法串,只能各招各的,以免对不上口径。我们还证明,其他人都是我们蒙骗来的。只有冯镛不开窍,一直热泪盈眶地说实话——我像个离家的孤儿一直找党啊,你们搞错了,我是真正的新四军!可没料到,由于他至死不说谎,就真给踢出去枪毙了!我们都叫惊呆了!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我还有负罪感,也许是我们的假坦白,坐实了他的“顽抗到底”。当时草菅人命的负责人是焦若愚、李云长,不知他们在阴间和冤魂相遇时会怎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党历来的政策,于是我们10余人手持八路军根据地的路条,被驱逐出境。当时正发洪水,满目汪洋,我们好不容易在被淹的高粱地里寻着一条船。犹如丧家之犬,我们一把一把地拉扯着高粱杆,借力行船,漂了很久很久。天津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治安确保区,我们又得像做贼似的,偷越封锁,才能返回市区。好歹从革命与反革命的魔爪里逃了出来,宋大雷一屁股烂泥地坐下去,骂道:“你别看都是他妈的混蛋,将来的江山还是他们的!”

老威:没给冯镛平反吗?
何家栋:没有。当时受到从宽处理的还有一个杨昭荣,他被驱逐后,与我们失散,朝唐山方向走,结果落到了真正的汉奸侦缉队手里。一审问,他就招供:“我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还有路条呢。”接下来他咬牙入了伙,过了几天真特务的瘾,然后趁其不备,拐了两把盒子炮又去投奔革命。此时整风已过,他坦白道:“前次我的确不是特务,没办法,为保脑袋只能招认是特务;而眼下,我也没办法,成了真特务,带了炮火来投诚,同志们到底要不要?”这一回人家要了,历经周折,他终于当上了革命战士。
相比之下,我的命运没这么曲折,沮丧之余,我乖乖跟父亲去了北平,在图书馆找了个闲职,一直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

老威:您的“历史问题”澄清了吗?
何家栋:查过许多次,无所谓。抗战结束,我便进入民主党派办的《国光日报》写了不少批评政府,鼓吹革命的时评。1945年10月,我向组织把“特务”问题交代清楚了,并被接纳为中共地下党员,归北平地下文委城工部刘仁管。我的老伴陈友珍就在这时认识的。稍后受组织安排,进了从重庆迁来的中外出版社,干到1947年中秋节前后,“中外”被政府封门,我和老伴都去了延安。

在延安受完训,去《新大众报》当助理编辑,开始深入山沟,改造书本上学来的“洋腔洋调”,用大众白话写稿。我心里窝火,觉得主编不过中学生水平,却管理着一群《文汇报》《大公报》来的大知识分子。但这是新形势,只好得过且过地混着。转眼天津解放,又转眼,北平和平解放。大约1949年3月,《新大众报》全班人马随大军入京,改名《大众日报》。真是走马灯一般,才适应了的山沟语言那玩得转大都市新闻?

泥腿子的确翻身了,接管旧政府官员和官僚资本家的洋房,住进去,却不知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也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可屎继续增高,一冒顶,又要垫砖;后来垫到五、六块,人高高在上地蹲便,得有点保持平衡的本领。最后垫砖也拉不成,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

老威:找人请教一下,也不至于闹这种笑话。
何家栋:懂马桶的人早被专了政,再说这种屎尿小事,怎好请教?那时候,北平的经济几乎瘫痪,物价飞涨,大伙吃饭都面临问题。于是我受命于危难,当上了《大众日报》的工务科长,还兼印刷厂厂长。7月1日,《大众日报》改为《工人日报》,我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印报之外,还印书。我去部队揽活,把华北军区的《西式内科学》等工具书弄来印,本本都比砖头厚。这样,我们很快就打了翻身仗。因为当时部队最肥啊。往后发展,我们就搞起出版社来,自编自印自发行。和现在一样,东拼西凑,报上书上,剪刀加浆糊,一个人一晚上就能捏出一本书,比如《识字课本》之类。真邪乎,只要带字的,就是书,一印几十几百万,都能卖出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头天才在报纸发表,第二天,我们就排成书版,连夜印好上市了。

老威:您真是赚革命钱的专家啊。
何家栋: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我们买机器,换设备,又建更大的印刷厂。还面向社会招兵买马,唯才是举。我记得,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一车的数量,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万人民币——赚这么多钱,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周围的人怕我,我却不知道——也许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一个疯狂的出版家,或者邹韬奋那样的人物。但是,运动一来,人家就盯上你,要革命了。

抗美援朝、国内镇反时我还是领导,管制本单位的反革命,可到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我就成了众矢之的——赚这么多钱,不可能不贪污吧?于是组织上派来个副科长,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干部,来查账。我经手的每一笔都清楚,但不行,你小子爬得太快,要取而代之,就得把你揪出来,当老虎给打趴下。于是又反反复复地筛帐,终于搜罗出部队作家古立高一张预支稿费的凭证。原来我曾给古某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老营长》,有一天,他来信说手头拮据,能不能预支一点稿费?我同意,就给会计科批了一个条子:“请预支稿费500元。”古某后来领了钱,我批的条子却还在,调查人员去问他,他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竟回答不记得了。真他妈的气死人,好心没好报,我当时的工资才150元啊。自认倒霉,我只好也替会计把责任担了下来,咬牙借钱赔了。

老威:这么点小事,也能把你搞垮吗?
何家栋:贪污罪名定得勉强,人家查档案,把那桩屈打成招的国民党特务案翻了出来,还要重审叛徒问题:既然介绍你去投八路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岂能逃脱干系?如此一弄,党籍开除,职务撤销,可惜证据还不铁,要不就成敌我矛盾,送法院判刑了。

老威:介绍你去投八路的同志是冯镛吗?
何家栋:是铁路破坏队的参谋黄明鉴,与“特务案”不是一回事。黄某曾把我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来他在洛阳被捕,社会上谣传是我出卖的。1942年整风,整个河南省委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红旗党,黄某的历史从此也说不清了。
总之,老天爷有眼,后来我的救星黄明鉴出现了,我的变节问题才澄清。

老威:问题澄清,官复原职?
何家栋:见鬼!我是一跤跌到底,下放到校对科去搞版式。我垮了,日报和出版社也彻底分离,归全国总工会文教部管,来了一大帮子人,分管我一个人包干的工作,部长陈ΧΧ。

老威:权力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校对科上面的出版处长也换人。整我的那个副科长由于家庭成分地主,最终也没好果子吃。他随即下放大西北,白忙活了一场。1957年,他也因发牢骚搞成了右派,一沉20多年。80年代初,他从甘肃风尘仆仆地回到工人出版社,故地重游,感慨万端。我根本不想理他,这口气实在咽不下,他妈的。

老威:人都老了,还这么有血性。
何家栋:职业革命家的特点,就是在逆境里不甘沉沦。《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我罢官期间替吴运铎写成的。我在《工人日报》看了他一篇报道,觉得有意思,就上门找他。当时他正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去苏联,课程紧张,没空。我就骑辆自行车,在篮球架下等他,利用中午的时间,他口述,我记录。可回家整理来整理去,感到缺不少东西。于是,我又拿出那篇两万字的报道,扩充、修改,搞成五、六万字,勉强算一本《回忆录》吧。

老威:我恍惚记得这么一本写身残志坚的书。
何家栋:吴运铎原是工人,后来参加新四军修诫所,脑子灵活,善于搞发明创造。由于环境艰苦恶劣,武器成了军队的第一生命线。那时缺武器,制造炮弹也经常手工操作,稍不留意,就出事故。吴运铎在枪榴弹试验中多次负伤,手指炸断大半,眼睛也崩坏一只。他只比我大两三岁,有个弹片一直嵌在眼眶内,到死也没取出来——你想想,这样的英雄题材是不是比解放初期流行的忆苦思甜、婚姻自主、斗地主老财更震撼?所以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文艺畅销书上,发行了几百万本。以此为开端,工人出版社便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的选题,包括王若飞、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施洋、林祥谦、刘志丹等等,创作模式与写吴运铎没什么两样,都是别人查资料,写点梗概一类的东西,再由我操刀上阵,扩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赵一曼》,就是所谓的作家张麟写了一万多字的素材,大概是从烈士馆里抄来的原始资料,而我却在此基础上,从四川跑到哈尔滨,完稿了10多万字。还有令胡耀邦赞不绝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勾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刚打成右派。

老威:你塑造了这么多的革命榜样,怎么会是右派?
何家栋:应该是一大群革命作家的背后,躺着一个右派、反革命或阶级异己分子。有时我自己不愿署名,认为推出作家是编辑的本职工作;有时是人家怕我抢了风头,想方设法不让我署名。那会儿又没知识产权这一说。
写吴运铎给我带来的最大运气就是重逢黄明鉴。原来他被捕后,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初期,他重新参加工作,进上海一家电台搞戏曲。我立即带他见领导,叛徒问题不大一会儿就彻底澄清。他妈的,这家伙万一不出现呢?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可是党籍已经开除,要恢复,手续很麻烦;要官复原职吧?没地盘了。于是社里根据特殊情况,新成立一个文艺组,稍后改为文艺编辑室,我任副主任。

到了1955年,反胡风集团之后,组织上审查干部,又把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每个细节都摸了一遍,结果证明我清白的人还不少。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个好样的!”我说:“处理错了,就纠正嘛。”却没料到组织竟叫我自己写申诉,请求改正。我一下子火了,凭什么?你们干了违反《党章》的事,栽赃迫害,还要我申诉?

我的态度激起公愤,这家伙还跟组织讨价还价,要组织请他重新入党!不识抬举。如此,双方都不让步,拉锯战就无结局地拖下去,直到1957年,我因负责出版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被株连成右派。

老威:出版社至少是三审制,你已被降职,还能负责吗?
何家栋:刘宾雁成了向党进攻的大右派,总编害怕了,找到我说:“你要承担政治责任。”我说:“你呢?”他说:“我只承担行政责任。”

老威:行政责任?
何家栋:就是受我的蒙骗,犯了过失。他妈的,我再一次一抹到底,成了替罪羊。连降四级,还是留用。社里其他右派都在大会上痛哭流涕,要重新做人;而我抄着两手,死不上台,不说话。我再次激起公愤,被全体声讨,可心已横了,操他个奶奶,就这么个态度,啃了?!
这口气一直憋着,我为什么后来又以10倍的热情创作红色文学?就是想干出点业绩让大家看,右的比左的更革命。老子不倒,谁也打不到。

老威:没有送您去劳改?
何家栋:我没了,谁来干活?
老威:您创作的红色文学加起来可能愈千万字吧?真没得过稿费?
何家栋:没有。《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得了16万7千元的版税,只送过我一台收音机,其他印刷品,动辄发行几十几百万,但那不是我的原创。如今,想到这些红色垃圾,就一派茫然,感到人生很失败。
老威;《刘志丹》呢?

何家栋:这叫“误入白虎堂”。我因编创红色文学,立下汗马功劳,别的右派都下放劳改,我却留用。事后一想,真还不如劳改。《刘志丹》列入出版选题已很久了,是支部书记王思勉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组稿,李先推辞说“水平不够”,勉思就以“合作”的名义陪她去老区采访,直到她写出部分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来修改、定稿。我在北京也采访了四、五个人。这样反复了几次,我和她都把故事串通,人物合并。我的特点是腹稿时间长,构思水落石出了才下笔,这样一气呵成,斧凿痕迹极少。

1959至1961,三年大饥荒期间,工人出版社因屡犯错误,被迫精简机构,挂靠在《工人日报》。几百人的班子,就剩5个人,一个编辑室,两个主任,两个编辑,一个管发行。又饿又疲劳,还要搞《刘志丹》,我一下子就病了。扔在床上,摆一个姿势迷糊过去,就永远动不了。

老威:《刘志丹》算重大选题,您一个右派……
何家栋:社里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说清楚了,她同意我做《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事实证明,她很有眼光。《刘志丹》初稿有20多万字,排印出校样后送刘志丹的老朋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审查,习两次提出“改稿指示”,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还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一句话,定要把一部普通的革命故事拔高成史诗一类的鸿篇巨制。这实在超出我的能力,可李建彤却大受鼓舞,她和她的丈夫刘景范一道,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陕北根据地采访了几百个人。而我只好配合查资料,抄录白区报刊的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把初稿大力加工,形成第2稿。这是1962年9月,中共8届10中全会前夕。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可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他给寄校样的李建彤回信,只有两句话:“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于是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老威:一本小说牵动这么多政治大人物,实属稀罕。
何家栋:这无疑给正在兴头上的李建彤当头浇一桶冷水,她也有一定背景,不怕阎红彦,却不料人家通了天。毛泽东随后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评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老威:毛泽东看过小说了?
何家栋:我认为包括康生和阎红彦都没看过小说。阎红彦与刘志丹有历史过节,阎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被敌人撵得东躲西窜的,无奈之下就西渡黄河,从陕北跑到陕甘去投奔刘志丹。人家盛情接纳,可阎一见刘有地盘有人马,顿时起了贪心,搞突然袭击,缴了人家的枪,还把不服气的人杀了一大批,夺了刘志丹的权,刘景范也遭开除。《刘志丹》一书在涉及到这桩历史公案时,含糊其词,似乎像发生了一场误会。其中阎红彦也用的是化名。我曾采访过来北京开会的阎红彦,他吞吞吐吐地说:“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还说刘志丹就是一伙土匪,贩卖大烟,抢东西抢女人,一打仗就用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这样“危害一方”的匪徒,把他抓起来没杀,就算便宜了。我一听特别反感,这叫什么态度,人杀错了,连点愧疚之心也没有!你说刘志丹是土匪,那毛泽东上井冈山,还得到土匪王佐、袁文才的接应,后来左倾占上风,误杀了王、袁,老毛还在书里写了,感到遗憾。
老威:利用土匪,早就是共产党起家的一大法宝。

何家栋:谢子长、阎红彦的队伍就不匪?抢劫、搞女人、吸鸦片、抓做生意的“土豪”,也叫坚持革命斗争?谁都别称自己的屁股干净。游击战争嘛,没政权,无法合法征税征公粮,又无法印钞票,凭什么生存?当时的红军除了打仗取得供给,全靠“筹款”,共产党叫“筹款”,国民党就叫“绑票”,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否则就撕票。这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写着。

老威:为高岗翻案是怎么回事?
何家栋:红26军南下,全军覆灭后,刘志丹死里逃生,回到陕甘;此时,高岗闻讯也从西安跑来,他身为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就和刘志丹一道重整旗鼓,重建了红26军。发展壮大部队,才有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后来,徐海东的红25军在陕南作战,把亲共的杨虎成部的张汉民团吃掉了。团长张汉民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员,还认识刘志丹,结果也被杀掉。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不仅不相信白军的团长是共产党,而且认为内外有勾结,红军里有反革命。于是在大肆屠杀俘虏之际,他们留下一个活口,带他去陕北指认反革命。这样,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被“自家人”抓了。

老威:刘志丹和高岗手里有军队,咋会乖乖落网呢?
何家栋:刘志丹有极强的党性,《逮捕令》误送到他手里,他没有反抗,造成红军火拚,而是投案自首,和政治对头辩理。这次所谓的“肃反”,杀了六七百人,军中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干掉了,要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的命都保不住。1942年延安整风,中央确认刘志丹、高岗为正确路线,而阎红彦是另一派,受了压,只好把火憋肚里。50年代高岗得罪了毛泽东,被打下去,阎红彦等人想借机翻案未遂;可这次,不明缘由的李建彤竟误中了政敌设下的圈套。

老威:我还是一头雾水。
何家栋:《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三卷中有一条注文:“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高岗出事后,《毛选》第二版就把同一条注文改为:“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阎红彦如梗在喉,却不敢说《毛选》不对,因为在他心里,陕北红军的创造者是自己,绝不是刘志丹。举报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也就是为自己翻案。

老威:真没想到一本小说,关系到这么多人的你死我活。
何家栋:我们当时都蒙在鼓里,以为就写了一本单纯的革命故事,这符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嘛。可后来,专案组认为,李建彤只是傀儡,小说的实际作者是刘景范、习仲勋。如此扩大化,就有了“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反党集团”,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叫扯了进去。李建彤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谈到,1968年1月8日,她和刘景范、马文瑞同时被捕;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习、贾、刘”只剩两人,成不了集团,就加上一马,搞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李建彤本人被关地下室5年,遭到严刑拷打,留下了永远的残疾。
李建彤还谈到,自1962年《刘志丹》被定性为反动小说之后,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黑爪牙,还打死了好些人。

老威:您的遭遇如何?
何家栋:1960年,右派帽子刚摘,1962年就因参与写《刘志丹》成了反革命份子,审查了好几年。1965年,康生指令:《工人日报》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于是我又被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文革开始,我被揪回北京接受批斗,接下来就是扫厕所,给各地来外调《刘志丹》案情的人写交待材料。再接下来,我又被报社送回山东。

老威:是全家下放吗?
何家栋:七零八落了,哪还有全家?我去山东,老母无人照料,就自己跑回老家了。我在黑帮队种了一两年的菜,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像个叫化子。大儿子被造反派追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二儿子因绝望,也自杀了。最小的两个跟着他们妈,老挨打,要不是当地老乡护着,估计也打死了。后来,我干脆趁上山下乡之机,让儿女们回河南老家找奶奶,才不受欺负了——因我家是贫农,是红军时期的革命群众。
在文革中,地质部还派人来找我,要我揭发李建彤;我不干,他们就拿出一份“罪证”,命令我照抄。我推说我得了青光眼,抄不了;他们说我们念一念,你按个手印。这样,我是瞎子的消息通过他们之口传开了。1978年,《工人日报》复刊,许多人想起我,叹息道:“人是能干,可惜瞎了!”但全总组织部长张维贞说:“那就更应该叫他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

老威:您后来还写作吗?
何家栋:我整整30年都在挨整,其中山东14年,一个字也没写,我这个革命家真被革命改造好了。《刘志丹》案,使我对文学彻底失去了兴趣,对历史也产生了虚无感。但有时,血还在热,这就是根性了。但愿死的那天,我什么也别留,连个纸条也不留,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把柄。总的来讲,我不愿出风头的秉性,还是让我躲过了许多厄运。
老威:做革命家而有善终,不容易啊。

--观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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