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在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家人从他的书桌里翻找出来的一篇遗稿。这篇未完成的文章，原无题目和名字，估计是作者生前为《刘宾雁纪念集》而写的，时间大约应该是在作者今年第一次出院后，在家养病的六、七月间。老人于十月十六日辞世后，家人认为，此文应是他的“最后遗言”。本文回忆和刘宾雁数十年患难之交，并交代自己和共产党恩怨难断的心路历程。是一篇坦诚的内心独白。
我从未想过靠文字生活，没想过，我没出过什么东西，随时写随时丢掉了，不想把它留下来。
我觉得宾雁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事业来做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这个愿望，我写东西一是兴趣或者应景，编报的时候，补白。短评式的小杂文没多大意思。以前编杂志也是每期来一篇。收集十几万字也没什么问题。
从两三年前，听说宾雁想回来，我们就做了一些活动，希望争取他能回来，像杜导正，冯兰瑞这些人，杜导正就说过，放在我身上，没问题。可是越等越没消息，等到最后就等到他走了。
我听到这个事，我就想，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宾雁不一定想当英雄，但是他们一定要把他“打”成英雄。看了一些纪念文章，说宾雁有国难归，但是从他们对他的恐惧来看，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淒凉的，如果我能让他们这么恐惧，我也挺高兴，我不觉得宾雁这样走是多难过的事情，如果我能让他们这样害怕，这就是我的想法。
与宾雁关系不深，命运相连
晚饭后，常常关上灯我就坐在这里想这些事情。让我写宾雁，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故事，也没有细节，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深，可是我们的命运都连在一起了。过去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个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比我大，比我小；他是南边还是北边的人，他也不知道我，我们从来不谈这些事。是不是过去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太多，不想知道他的事，因为运动一来，一逼就要交待。运动来了不能交往，能交往的时候，就都忙，也是一个原因。
是不是不想瞭解对方呢？不是，有两次。一次是他当选作协副主席那一次文代会，他大概真是想和我说点什么，他住在西苑宾馆，打电话给我，说咱们聊聊天吧，我就去了，可是一进门就排着队，这个还没走那个来了，我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没插嘴的机会，就算了，没谈成。还有一次是《开拓》创刊的时候，我们请一些作家去黄山旅游，开了一个会，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刊物，宾雁也去了，可是只要一谈话，他那些作协的老朋友们全都要来凑热闹，谈不下去。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其实最初我们的关系都是在城工部。可是好像没有多大缘份，没有机会凑到一块。后来看他的自传，我才知道，一九四三年四、五月，他进天津去耀华中学当教员。他进天津，正是我出天津。他教中学，我带十二三个中学生去冀东解放区。
去的时间非常不好。正好赶上整风，就把我们铐起来了，可疑份子，你们怎么跑到冀东来了？又不是没饭吃，这些人有的家里还非常富裕，又不是要分房分地，你们来干吗？铐起来，有些就吊起来了。那些孩子最小的十四岁。那时候手带背铐，都磨得露出了骨头，流着黄水，没办法就“坦白”了，说自己是“托派”“国民党”，就把我们驱逐出境赶回天津。坚持不坦白的就被杀了。国民党的监狱很残忍，但是当他没有证据的时候是不动刑的，共产党这一点上不如他们，可以屈打成招。我们被赶回来，大伙都憋着一肚子气，又跑到城工部去，城工部打电报到冀东去给我们平反。
解放后，我的历史复杂化，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历史上给你记了一笔帐，为什么你被怀疑呢？其实都是自己写的自传，那时候有一点事都要交代，前三代后三代。以后再根据你交代的材料，整你。坦白从宽严惩不怠，抗拒到底回家过年。
平津解放后我到天津去接管。新大众报进北平，经济上特别困难，没有钱，又把我从天津调回来，调到报社搞管理，当工厂厂长。出版社就是这么办起来的，印书养活报纸；后来赚了钱，发展起来了。干不好没事，干好了就来事了。三反的时候，就把我拿下来了，一个作家在我们那里预支五百块钱稿费，我批的条子，但是后来发稿费的时候，财务上没扣，又给了一份，当时五百块钱是个大数，而那个作家又不认帐了，让我退赔。我到处借钱还。政治上又查我怎么混到革命队伍里的，党籍也开除了，历史不清楚，来历不明，在冀东还被抓过，以后一到运动就整，当死老虎整。在这一点上和宾雁背道而驰，他从十四级提到十三级时，正好是我降级，从十三降到十四级。
这时候我没事干，就开始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下印了几百万本，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一九五五年后，又有一次审干，这次比较负责，从我离家开始，所有的证人都找到了，把我的事情全都搞清楚了，恢复工作，成立文学编辑室让我当主任。告诉我，你可以重新入党了。我说，应该给我恢复党籍，可是他们不同意，恢复党籍不就表示党错了？我不同意，坚持要恢复党籍。
发了宾雁文章一同成为右派
就在这时候，宾雁写了《在桥樑工地上》，我就去组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九五六年。当时他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也不知道我写过什么。谈的也很简单，两篇文章，还有《本报内部消息》，就说我们想出这本书，他说好吧，就答应了。
那次我们也谈了一些事，主要是谈了苏联文学。在这一点上，我和宾雁爱好一样，都是从俄罗斯文学到苏联文学启蒙的，读的书也差不多，一谈当然看法都差不多，俄国文学里那种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多余的人等等。
回来以后，领导上对他的文章也有些意见做了些修改，改的也不是太好，把工人罢工的事都改掉了，也是一个版本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版本，也还是出事了，一九五七年，就把这事弄出来了，说你也别恢复党籍了，乾脆当右派去吧。
在出书的问题上，我的罪状落在文字上的就是和右派分子刘宾雁一拍即合。以后宾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好的是我也没揭发他，他也没揭发我。
后来看到自传，我才知道宾雁下放劳动。我爱人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没下去，因为正在编一本书《刘志丹》。我是责任编辑，帮着写一点，五八年改到五九年，稿子送给中央看，给习仲勋看，觉得不错，又要补充，六二年就印出了样本，又送审，结果被告了一状，说是给高岗翻案，弄成反党小说，就是毛主席说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样我一个问题没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了，连中三元，从解放前开始，每个运动都没逃过，开除党籍没解决，打成右派，右派问题没解决，又打成反党份子，和共产党有缘。这以后整天写交代，一直到六五年，问题解决不了，结论也做不了，这时候康生说了一句话，工人日报的组织不纯，写《刘志丹》的编辑就是右派，为什么还留下？于是工人日报就不敢留我，就把我下放到山东，不敢留我了。那时候我爱人已经到了山东，去教书，把我也分到山东，挂在山东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哪里领工资，无所事事。孩子也都带下去了。
第二年，文革开始，就又把我揪回工人日报，天天斗，不过那时候因为有关这本书的都是大人物，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所以轮不上我了，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做不了结论。后来办五七干校的时候，工人日报就撤销了，又把我送到山东去。在文革中，我的两个男孩死了，一个是打死的，一个是自杀的，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一个说是狗崽子，打得死在郑州的医院里。一个是在内蒙的兵团里，当时我们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把这个小五送给他的姨，他姨是党员，姨父是大学校长。后来也是插队，兵团的领导贪污腐败，欺负女同学，他就老告状，就给他关禁闭，说他是双右派份子子女，孩子觉得没前途了，就自杀了。
文革后与宾雁的交往
平反以后回来，我就去看宾雁，就是在人民日报宿舍，他见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没破裂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对于我们，这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多。家里没破裂，就已经是最大幸福了，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算不错了。可以聊以自慰。
宾雁也不知道，《把一切献给党》是我写的，他在自传里还批评了，认为这个口号是错的。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这个口号没有问题。可是党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自己的宗旨的时候，这句话当然就有问题。后来我对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也有看法，对谁都不应该忠诚，只应该对人民忠诚。我们曾经想展开一次讨论，把一切献给党，到底对不对，但是不允许我们讨论。我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思想观点一直是交织在一起。
以后就准备办《开拓》，他跟我谈起︿第二种忠诚﹀，我说给我们发。稿子来了，大家传阅，讨论发不发？我主张发。雷抒雁反对，说不能发，一发准出事。我说能出什么事呢？把总编辑抓起来？大家说不会；开除出党？也觉得不太可能；罢官？我说没关系，无非就是不干了；我本来对当官也没多大兴趣。
发了以后，别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王兆国非常积极，他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实他也不是分管宣传。但是他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份，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我说五万份大部份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他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几百本。结果王兆国视察工作的路上，从广东一直到上海，连续买了几本《开拓》，都是没改的。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说我们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我们社长也是老革命，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来了，说，王兆国算老几，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组的人，二话没说就走了。他们回去就打报告说我们对抗中央，这个报告，从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画了圈，又要派工作组要我们做检讨。当时全总的倪志福还不错，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挡驾，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以后倪志福见我还说，我保了你三回。
这事之后，我们都不能再干了，就都退休了。本来我和社长还都能再干一届的，就一块儿退了。后来这事一出，高瑜写了报导给《镜报》，“刘宾雁退出文坛”，这事对宾雁的影响很大。
以后，就是反右二十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有人说是费孝通，但是费发了声明，从未有人为这件事情找过他）。结果钱伟长告密，（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刘宾雁和王若望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共产党好的。）我相信钱伟长告密，我一直认为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我觉得这事宾雁找错人了。方励之和许良英没有等到宾雁回来就把这封信发了，我就算躲过了这一劫。（刘宾雁遗孀朱洪女士解释，刘并没为此事找过或告诉钱伟长，钱是接到方励之、许良英的来信后向上面反映。）
对于反右，六四，邓小平罪责难逃，他的文集关于反右一字不提，但是历史肯定会留下这一笔。中苏论战，九评都是邓小平组织起草的，邓逃不了责任。
《第二种忠诚》文章发了以后，上海海运学院被揭露的那个人就纠缠不清，来北京告状，写了一份很长的信，说与事实不符，要我们更正道歉。我就说，那好，你把信留下来，我们登在刊物上，让刘宾雁来答覆你。他就急了，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但是就是不敢留下信。他要我们承认与事实不符，向他表示歉意。我不同意。我只能接受来信照登，为什么不能登？回覆他确实有小辫子抓在我们手里，文化大革命批邓的时候，他确实说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件事在我们坚持下，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八八年宾雁出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托我办几件事。
宾雁是革命理想主义者
我的感觉，宾雁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我们这一代确实是非常忠诚的。宾雁是抱着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以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揭露丑恶的东西，但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有人说宾雁是人道主义者，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对于追求人类的解放，我们都是不会动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革命本身，又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往前走的，中共本身犯了很多错误，即使它不发生异化的时候，它也有很多问题。这样作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宾雁不会容忍这些东西，他必然要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去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当然到后来，共产党更加腐败，发生异化的时候，很显然，宾雁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看，更觉得丑恶，理想和现实差别太大。不理解他的这些想法，就觉得他为什么老是揭露我们的疮疤，老是揭露阴暗面，就觉得不能容忍。在这点上，他不被现实所理解。其实真正变化的是现实，而不是我们的理想错了，我们的理想没有错。所以我看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文章，我觉得很可笑，他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他们从来没走到一条道上，曹长青和宾雁连同路人都不是，他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宾雁是很清楚的，他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和中国的老保守主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极左派，中国的极左派和美国的极右有什么区别，思想方法都是一样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都是一致的。
我对反共份子不喜欢，宾雁反对共产党的错误，是站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否定共产党的丑恶现实的，他是站在共产党的上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来否定它，我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这些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对腐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共产党不可救药的地方，它已经不能自己完善自己了，没有新的造血功能了。虽然都是批判，共产党其实不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何叔叔你为什么还不退党？我说为什么我要退党？我是要把他们开除出去，是应该刘宾雁把他们开除出去才对！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旗帜不能丢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丢了以后，别人就多了一根棍子打你。自由的旗帜也不能丢，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现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夺美国的问题，和谁争夺美国？和台湾、日本、英国争夺，谁把美国争夺到自己这边，力量就要强大起来，中国为什么不做呢？争夺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夺民主的旗帜。共产党为什么不争夺民主的旗帜？老是举着独裁的旗帜，叫人家整天敲打你，就是要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现在不能放下来，如果你放下来，你就成了人家敲打的对象。共产党不这么做，就等着灭亡，你听不听是一回事，但是要说出来。宾雁揭露的目的不是惩戒一个贪官杀一个王守信，而是要说明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警告你们这样下去就是要死亡。所以这个旗帜一定要打，谁不打，谁就要灭亡，国民党当年不打这个旗帜，他就灭亡了，他到台湾后，又举起这个旗帜，他就兴旺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你说它是邪恶的也好，但是他的宗旨，老百姓的解放，老百姓的幸福，应该是没错的。
现在我不同意反共，共产党的一部份已经异化，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共产党，这是假共产党；真的共产党是刘宾雁他们。这要正过来。曹长青说宾雁一直没有放弃共产党，为什么他要放弃？有什么见不得人呢？宾雁的问题不是冤案，而是假共产党整了真共产党，要说的就是这些道理。我们并不认同中共今天的这种做法，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民主的旗帜卷起来。现在国内的像我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共产党分裂的，没人赞同我的意见。要做党内反对派也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现实问题，房子、车子……有人写文章，老婆就不愿意了，说你别再写了，再写门口给你站上人，连我出门都不方便。万里原来还讲几句大话的时候，儿子回来就跟他说，爸，你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
我总觉得现在看来，共产党还是会分裂的，主要是年轻一代起来。共产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基本的看法比较一致。六四以后，我们（原来北京社科所的一批人）始终没散，还在写东西。新左派一直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国内保存的这股力量还是不错，力量越来越大。我自己这几年就替他们说话，遇到什么需要有一个态度的时候，就通过我来写一些东西，成了发言人。宾雁那时候要是留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害怕他，也正说明了他的分量，他真正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真正能够倾听人民声音的。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民众，跑到对立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就连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现在的资本主义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因为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教训，才有后来的福利国家。有些人把共产党的一些错误都归到马克思身上，不妥当。把坏蛋做的事都归到共产党身上，也不妥当，主要是他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现在解决的办法，也不是不叫共产党说话，而是大家都能说话才行。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代替共产党，这是它的彻底，也是它的愚蠢，一旦它失去控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就会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现在就是不知道谁是敌人，每个人都是敌人，将来成为社会病的时候，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成为每个社区都要成立自卫团，保护自己。
开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