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改革开放思路，我改一个字，用来归纳这三十年中国的一种例外，即它从封闭、落后，走向发达、富裕，却维持了一党专制，甚至可以说，中共创造了一种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升级版的专制体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之后的一个例外，是一条跟俄国和东欧不同的道路，也是对欧美所提倡的民主体制的挑战。
一丶差一点翻船
文革结束以後，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但他并没有什么海洋意识，他最大的想象力是“开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开始还只敢开放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党内保守集团陈云等人还反对他。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国军舰轰开广东的通商口岸相比，邓小平这一步，迈得并不算太远。
邓小平提拔赵紫阳当总理，负责对外开放，而赵紫阳也不过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的现成经验，搞“来料加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场都是外国的，中国只出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所以有人说，赵紫阳才是“改革总设计师”。
1984年邓小平胆子大了一点，他让谷牧一口气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不出五年发生了天安门屠杀，这个进程就停下来了，执行邓小平开放政策的赵紫阳下台，邓不知道怎麽办才好，他面对“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苏联解体，用了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这里发生了几个问题：
1丶今天人们都说，“廉价劳动力”让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红利”，但是中共从那个时候起，必须扔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这两个东西，才能使用“廉价劳动力”。所以邓小平丶赵紫阳“摸着石头过海”，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就是资本主义，而且必须配套低工资丶低劳保丶无人权，以及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才能维持“廉价”优势。这第一块石头，就埋下了日后中国发生贫富迸裂、社会对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机。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却制造了另一场新的阶级对立。
2丶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说，当时陈云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把他叫去训话，说“特区”等于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引进外国资本很危险。陈云的担心看上去很迂腐，可是后来发生的，却是共产党权贵的“权力寻租”，而且讽刺的是，正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国占有了二百个行业的二百个权贵家族，是最腐败的集团和阶层，当年就是陈云主张由他们来接共产党的班。
3丶邓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经济开放必定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也必定出现思想活跃、政治异议、示威抗争。结果不出十年，天安门学潮爆发，中共不仅没有应对大规模街头抗议的丝毫经验，甚至没有非杀伤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调动野战军攻进首都沿街大屠杀。从此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须永远压制对它的任何非议，所以很难讲，开放对中共是一件好事。
二丶跳海
六四镇压，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意外，它向西方大开国门、大举引进外资，疯狂地把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大工厂。所以我说它是“跳海”。
到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我发现他的政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忽然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因为苏联垮掉了，以前它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着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麽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着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丶也不想有什麽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也开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练兵”，想有远洋海军，也想去买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没有卖给它。
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是六四屠杀，邓小平对杨尚昆丶江泽民说，你们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记天安门；他也对李光耀说过：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接替赵紫阳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又任凭“圈地”卖地丶国企“断奶”私有化，都是为外资进入而“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更彻底地抛弃“社会主义”，教育丶医疗丶住房三波“商品化”，国内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最后落实到中国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身价千万的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所以邓小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获益的只是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极少数人，百分九十的中国老百姓，只能算将将获得温饱，而西北地区和闭塞山区依然是穷乡僻壤；不仅如此，数千万至上亿的农民工进城，形成“北上广”等几个畸形都市圈，而广大农村被抛弃，急剧地荒芜和破败，令中国城乡二元对立更趋恶化。
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就是“世界工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四亿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雾霾底下；中国出现一个“毛派”，喊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 “摸着石头过海”，最初想过代价问题吗？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才变成它走向海洋丶进军全球的需要。《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后来又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归纳了几点：一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上是“低技术”一端，此种经济体的科技发展丶国家安全皆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转移，不惜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冲突；第二，低技术又伴随高消耗，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于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必有之义，就要问鼎这个行星的资源分配：凭什么美国人均消耗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的近百倍？他那个时候还没想到第三点，即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出路，那就是后来出现的“一带一路”战略。
三丶南海与内亚
邓小平的开放，一开始只有沿海三个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谓“一带一路”，涵盖了60个国家丶数万亿美元投资丶44亿人，世界经济体量的40%，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成功还是灾难？但毫无疑问，它是世界的一个新难题，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测，“一带一路”不仅将使中国向沿途国家“输出”污染工业，中国的独裁政府也将获得这些国家的肯定，对全球民主化乃是一个挫败。
“一带一路”这个巨大的中国野心，受到区域不稳定和各国自身利益的挑战，是目前议论纷纷的话题。我这里只想谈谈中国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在第一个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么；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即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才开始面对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旧恐惧海洋，一贯实行禁海政策。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後，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後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中国买办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教训。
第二，今天中国面临的麻烦，首先不是它和国际丶它和太平洋的关系，而是北京与边陲的冲突。中国与新疆丶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丶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与香港、台湾之间，只有严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国不解决独裁制度问题，它跟这四个边陲地区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所以，习近平跟清朝一样，也面临着他的“回乱”——新疆的抗争和分离，这正是北京设计“新丝绸之路”的基本动机；而西藏、新疆两地，囊括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大部分矿产和战略资源。其实上疆藏问题，也就是内亚问题，都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汉族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设计一个平等的联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问题。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认为，东亚地区在二十一世纪将有高度发展，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东亚经济要喷薄，中国在东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与东亚的良好关系，就能赢得改革开放的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有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强调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后来北京没有处理好台湾问题，将导弹对准这个岛国，台湾海峡形势非常紧张；再后来，又废除香港“一国两制”承诺。到习近平上台，对台湾、日本、东海南海，都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抛弃了“韬光养晦”。
宋代以後，中国文明向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展，特别是明清以後，开发了南洋。虽然，内陆取向的中国政权一向是禁止海外开拓的，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也只因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踪的建文帝，但是传统的中国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成为开发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现在南洋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的海洋文明有关，那时并没有中国炮舰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这个历史经验也很重要。
（10.20.2016，华盛顿，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论坛》的发言）
来源：作者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