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xiaokang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改革开放思路,我改一个字,用来归纳这三十年中国的一种例外,即它从封闭、落后,走向发达、富裕,却维持了一党专制,甚至可以说,中共创造了一种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升级版的专制体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之后的一个例外,是一条跟俄国和东欧不同的道路,也是对欧美所提倡的民主体制的挑战。

一丶差一点翻船

文革结束以後,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但他并没有什么海洋意识,他最大的想象力是“开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开始还只敢开放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党内保守集团陈云等人还反对他。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国军舰轰开广东的通商口岸相比,邓小平这一步,迈得并不算太远。

邓小平提拔赵紫阳当总理,负责对外开放,而赵紫阳也不过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的现成经验,搞“来料加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场都是外国的,中国只出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所以有人说,赵紫阳才是“改革总设计师”。

1984年邓小平胆子大了一点,他让谷牧一口气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不出五年发生了天安门屠杀,这个进程就停下来了,执行邓小平开放政策的赵紫阳下台,邓不知道怎麽办才好,他面对“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苏联解体,用了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这里发生了几个问题:

1丶今天人们都说,“廉价劳动力”让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红利”,但是中共从那个时候起,必须扔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这两个东西,才能使用“廉价劳动力”。所以邓小平丶赵紫阳“摸着石头过海”,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就是资本主义,而且必须配套低工资丶低劳保丶无人权,以及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才能维持“廉价”优势。这第一块石头,就埋下了日后中国发生贫富迸裂、社会对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机。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却制造了另一场新的阶级对立。

2丶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说,当时陈云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把他叫去训话,说“特区”等于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引进外国资本很危险。陈云的担心看上去很迂腐,可是后来发生的,却是共产党权贵的“权力寻租”,而且讽刺的是,正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国占有了二百个行业的二百个权贵家族,是最腐败的集团和阶层,当年就是陈云主张由他们来接共产党的班。

3丶邓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经济开放必定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也必定出现思想活跃、政治异议、示威抗争。结果不出十年,天安门学潮爆发,中共不仅没有应对大规模街头抗议的丝毫经验,甚至没有非杀伤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调动野战军攻进首都沿街大屠杀。从此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须永远压制对它的任何非议,所以很难讲,开放对中共是一件好事。

二丶跳海

六四镇压,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意外,它向西方大开国门、大举引进外资,疯狂地把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大工厂。所以我说它是“跳海”。

到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我发现他的政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忽然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因为苏联垮掉了,以前它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着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麽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着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丶也不想有什麽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也开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练兵”,想有远洋海军,也想去买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没有卖给它。

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是六四屠杀,邓小平对杨尚昆丶江泽民说,你们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记天安门;他也对李光耀说过: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接替赵紫阳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又任凭“圈地”卖地丶国企“断奶”私有化,都是为外资进入而“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更彻底地抛弃“社会主义”,教育丶医疗丶住房三波“商品化”,国内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最后落实到中国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身价千万的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所以邓小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获益的只是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极少数人,百分九十的中国老百姓,只能算将将获得温饱,而西北地区和闭塞山区依然是穷乡僻壤;不仅如此,数千万至上亿的农民工进城,形成“北上广”等几个畸形都市圈,而广大农村被抛弃,急剧地荒芜和破败,令中国城乡二元对立更趋恶化。

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就是“世界工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四亿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雾霾底下;中国出现一个“毛派”,喊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 “摸着石头过海”,最初想过代价问题吗?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才变成它走向海洋丶进军全球的需要。《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后来又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归纳了几点:一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上是“低技术”一端,此种经济体的科技发展丶国家安全皆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转移,不惜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冲突;第二,低技术又伴随高消耗,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于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必有之义,就要问鼎这个行星的资源分配:凭什么美国人均消耗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的近百倍?他那个时候还没想到第三点,即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出路,那就是后来出现的“一带一路”战略。

三丶南海与内亚

邓小平的开放,一开始只有沿海三个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谓“一带一路”,涵盖了60个国家丶数万亿美元投资丶44亿人,世界经济体量的40%,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成功还是灾难?但毫无疑问,它是世界的一个新难题,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测,“一带一路”不仅将使中国向沿途国家“输出”污染工业,中国的独裁政府也将获得这些国家的肯定,对全球民主化乃是一个挫败。

“一带一路”这个巨大的中国野心,受到区域不稳定和各国自身利益的挑战,是目前议论纷纷的话题。我这里只想谈谈中国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在第一个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么;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即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才开始面对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旧恐惧海洋,一贯实行禁海政策。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後,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後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中国买办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教训。

第二,今天中国面临的麻烦,首先不是它和国际丶它和太平洋的关系,而是北京与边陲的冲突。中国与新疆丶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丶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与香港、台湾之间,只有严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国不解决独裁制度问题,它跟这四个边陲地区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所以,习近平跟清朝一样,也面临着他的“回乱”——新疆的抗争和分离,这正是北京设计“新丝绸之路”的基本动机;而西藏、新疆两地,囊括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大部分矿产和战略资源。其实上疆藏问题,也就是内亚问题,都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汉族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设计一个平等的联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问题。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认为,东亚地区在二十一世纪将有高度发展,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东亚经济要喷薄,中国在东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与东亚的良好关系,就能赢得改革开放的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有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强调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后来北京没有处理好台湾问题,将导弹对准这个岛国,台湾海峡形势非常紧张;再后来,又废除香港“一国两制”承诺。到习近平上台,对台湾、日本、东海南海,都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抛弃了“韬光养晦”。

宋代以後,中国文明向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展,特别是明清以後,开发了南洋。虽然,内陆取向的中国政权一向是禁止海外开拓的,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也只因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踪的建文帝,但是传统的中国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成为开发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现在南洋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的海洋文明有关,那时并没有中国炮舰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这个历史经验也很重要。
(10.20.2016,华盛顿,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论坛》的发言)

来源:作者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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