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影不小心看了,只想清空回收站。一场吃人不吐骨头的夜宴,到底摆给谁看。虽然效仿了《哈姆雷特》,但自称戏子的无鸾,却不是“义侠加牧师”的哈姆雷特,武则天更非一双手永远洗不干净的麦克白夫人。这部电影的意味,在浮华之下并无重量,死亡之后并无悲剧。武侠与悲剧精神似乎是一对反义词。但港式武术特技已成了国产导演的一个肿瘤,就像魏明伦评川剧,说舞台上只剩下一张脸变来变去了。在被滥用的武侠情境中,一个绑在钢丝绳上的哈姆雷特,一旦飞将起来,就连苦难也失去了重力。

当年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和《侠女》,或张彻、徐克的武侠电影中,武侠是一种被意境所驾驭的技法,这三位导演都能借助技法,创造出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非历史空间。李安也有这样的驾驭能力。但从这之后,技法就越发不是技法,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陈凯歌、冯小刚等都无法胜过这种意识形态,他们从导演的地位跌落,不再是导演,而沦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托儿。

这一意识形态有两种面目,一是暴力美学,一是审美化的解脱。《夜宴》令人垢病的两出戏,恰好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极致,一是片头长达20分钟对戏子的杀戮,二是中间一段比天安门还要对称的舞蹈化和性爱化的武打。最后的夜宴高潮戏,这两种病毒混在了一切,实在比辽东的丹顶红加南海的毒蝎子还要毒。有人说,中国史上没有悲剧,只有惨剧。这是最令人沮丧的结论,到底是冯小刚不会拍悲剧,还是中国人本无悲剧。若银幕内外只是惨剧,这部电影就不能算失败,反成了现实主义。

人民需要桑拿,人民也需要悲剧。古希腊人在澡堂子里这样嚷过,所以观众向冯小刚伸手,你说的中国版的莎士比亚在哪里呢?

苦难不等于横尸遍野,古装也不等于古典,悲剧更不是对权谋、心术和欲望的陈列,悲剧的意思,是把苦难放在一个能使苦难获得崇高感的背景当中。放错位置就只剩下惨剧。艺术史上大致有过三种悲剧,一是希腊悲剧,主题是人的命运,背后是诸神的旨谕。二是莎士比亚的悲剧,有学者称为“基督教悲剧”或“哥特式悲剧”。若没有一个向着天空的尖锐穹顶,就没有哥特式了。第三是易卜生的现代悲剧,把苦难放在人文主义的理性当中,以后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苦难就渐渐不再被视为悲剧,而被视为荒谬。

《哈姆雷特》是哥特式悲剧的经典,冯小刚曾说他搞不懂莎士比亚,也许因为莎士比亚大量的化用《圣经》的语言、比喻和神学观念。莎翁从12世纪末的丹麦史中,截取了这位王子的传奇故事,放在基督教的观念背景下,创造出一种与古希腊迥然不同的悲剧精神。

只看哈姆雷特在复仇上的三种犹豫,与希腊悲剧的不同,也可一窥《夜宴》的精神贫血症。

一是苦难背后必有一个不可测度的绝对旨意。《哈姆雷特》不是描写复仇的,而是描写复仇中的犹豫。最典型的是王子在决斗前引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比喻,对他的朋友霍拉旭说,“一只麻雀的生死,都是预先注定的。注定是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他接着说,无论人怎样辛苦图谋,冥冥中的力量都已经把结果布置好了。以暴制暴的复仇就显得鲁莽,甚至他对父亲的鬼魂都充满疑心,害怕那是魔鬼的伪装。对天道的敬畏和仰望,这就是哥特式悲剧,区别于一切“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

二是罪的可怕超过了人的愤怒。叔叔篡位和母后变节,不只在行为上激起哈姆雷特的愤怒,同时罪的权势和实质也令他极度震惊。愤怒使人向前,震惊却让他的剑难以出鞘。王子用剑挑起骷髅,借用《创世记》的典故,将他的叔叔称为“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他的叔叔在花园中祷告,也说“我的灵魂上担着一个从创世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弟兄的罪行”。死亡变得如此可怕和严重,因为死亡不再出于命运,而出于对罪的诅咒。哈姆雷特佯狂,因为他不知自己的剑,是否一样将自己陷在冤冤相报的罪里。

在希腊悲剧中,死亡本身从未有过这么显赫。在东方,黑泽明曾完美再现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在他的电影中,武士们杀一个人是如此艰难,如此庄重。在气喘吁吁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死就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最后一层是忏悔和饶恕。僭位的国王在花园中忏悔时,哈姆雷特再一次犹豫,收回了他的剑。直到他用自己的血担当了罪人受罚的代价,临死前与他的敌人彼此饶恕。

一切问题在《夜宴》中都不成问题,一切犹豫变成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暴力美学的形式感遮盖了罪的严重性,使阴谋家就像成功人士。把爱情想象为审美化的救赎,也引起恋人们在黑暗中的哄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一个上帝,堕落就没有意义”。再怎么惨烈也无所谓悲剧。莎士比亚的诗也充满了爱,但不是爱自己的女人,而是爱那不可爱的仇敌。而我们连那最不可爱的自己,都爱得死去活来。鸿门宴永远是摆给自己的。他人不是地狱,敌人就是血气。回到电影之外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人又不能飞檐走壁,在敌人面前,谁为我们摆设筵席呢。

2006-10-15

《夜宴》,导演,冯小刚。

《莎士比亚与圣经》(上下册),梁工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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