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人钦敬的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仅仅两天就被迫在北京匆匆火化！有人似乎害怕“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躬逢如此“和谐盛世”，何家栋先生竟然不能“和谐”从容地辞世——与众多朋友最后一别，真令人百感交集！
许多朋友在悼文中称何家栋先生是“两头真”、“职业革命家”、“自由的战士”，“宽容的思想者”，这都真实地总结了何家栋先生的人生一面。若有人要我来用一句话概括何家栋先生，我难以应试——我只是在2005年才与何家栋先生有过5小时的电话访谈，6小时的当面采访，同吃了一顿饭，发表了一篇专访——不过，我要向何家栋先生深表三敬：一敬何家栋永远乐于“平民化”，勇当虔诚谦逊的“形而中”；二敬何家栋是“新中国”出版界“永闯红线”的先锋；三敬何家栋反对复仇，力践共生。
一敬何家栋永远乐于“平民化”，勇当虔诚谦逊的“形而中”——
何家栋先生“出身于一个日趋衰落的教书匠家庭，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县双河杜河村”，出生时是一平民；去逝时居于北京安德路61号大院一座筒子楼的7层，“囚笼一般的两居室里，几乎没添啥新东西；由于视线微弱，大白天也需开日光灯。”盖棺时仍是一介平民。
若在中国今日“老革命”或“离休干部”群体中排列最差居住环境，有“三八式老革命”资历和副厅级工资级别的何家栋，可能名列第一；若在中国著名文化人中评选最差居住环境，与李慎之齐名的著名思想者、自由学者、出版家何家栋，也可能是第一。但“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按今日“深圳幸福指数”衡量，可称“毫无幸福”的何家栋先生，却一直乐在陋室心忧天下。
有学者说过，今日中国不缺“形而上”（先进文化思想），不缺“形而下”（市场文化），只缺“形而中”——缺少能与平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的著名文化人，非有如此“思想中介”，难以迅速将先进文化思想传播给平民。而何家栋先生就是一个一生与“引车卖浆者流”同在贫民区息息相通的著名“形而中”。在今日幕僚文人与学院精英吃香喝辣通吃天下时，何家栋先生淡泊明志，布衣本色，平民生活，虔诚谦逊，实在是鹤立鸡群，如“高山流水”余韵悠扬。
二敬何家栋是“新中国”出版界“永闯红线”的先锋。
就像刘宾雁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先锋，何家栋是“新中国”出版界“永闯红线”的先锋——没有谁比何家栋更勇敢地贯穿了“新中国”出版界的一次次专制风暴。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明写有“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何家栋先生以一系列亲历的经典风波一再铁证：中国近六十年来从无言论出版自由！何家栋先生以他“红色出版家”60年的独特一生，一再“天问”：“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何从无出版自由？何家栋的存在，让专制者深感难堪，所以，何家栋先生必须在死后两天便匆匆火化，尽快消失！
自幼受到父辈自由民主理想激励的何家栋，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1945年开始直接追求出版自由——于北平（北京）参与创办中外出版社，在“白区”秘密再版延安发行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禁书。不料四年后“新中国”成立，何家栋创办工人出版社，中国出版界反而由民国时出版自由不多的“白色恐怖”，变为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何家栋最初善解为这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临时戒严”，一时还积极配合变通，“为党当枪手”，急“救星”所急，编创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红色文学”，甘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故事的执笔人。到1956年，何家栋觉得“临时戒严”该松一松了，便大胆地出版刘宾雁“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结果定罪“向党进攻”归入“右派”。1962年因参与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出版，又被钦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大罪人。
原以为“文革”过去，宪法可以兑现，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可终结，谁料虽然“改革开放”了，1979年重新改写出版的《刘志丹》，却马上再次遭禁；1984年何家栋主编《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结果被令销毁全部刊物，受到“提前离休”的“优待”；1988年6月，在于光远等人支持下，何家栋接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仅仅生存一年，1989年6月11日又被迫停刊；2004年5月，与陈子明合作，何家栋出任《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不到一年，《改造与建设》奉旨关闭。
更可叹，何家栋先生临终编辑的自选集《何家栋文集》书稿，竟然被人在2006年10月17日凌晨5点钟从出版者丁东家强行搜走！可怜何家栋先生进入“革命阵营”68年，以“职业革命家”的热情从事出版事业整整60年，却四十年入冷宫，十四年流放，七遭获罪，到死也不能自由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
难能可贵，何家栋先生始终毫不气馁——2005年6月25日，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到因批评中宣部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焦国标，动情地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
三敬何家栋反对复仇，力践共生。
人类不断制造敌人，信奉“有仇必报”的复仇文化传统，是人类多灾的根源之一。
何家栋一生饱受专制压迫，但他从无向专制复仇的思想，虽不断对批评中共，但从不想以非民主方式推翻执政党。
2004年7月7日，何家栋为崔卫平翻译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撰写了序言《灰色的民主与金色的妥协》，倡导：即使面对专制者，也可“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民主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红色的，而是灰色的。民主为使社会各利益主体达到最基本的合作状态，就需要各利益主体不断互相妥协。何家栋先生便把这种可能实现共生的妥协称之为“金色的妥协”。因为历史一再证明：“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最终会出现“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的悲剧。
这就意味着，何家栋先生愿与世间一切思想文化和利益团体协调共生。
这对长期生活在恐惧与仇恨之中的国人极具启示。只有“共生论”才能解决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巨大矛盾。人们只要明白：世上无敌人，只有病人，就有可能学会相互监督与退让的共生方式，从而超越恐惧与仇恨，达至民主自由共生的和谐。
说何家栋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不如说何家栋是中国“共生主义”以身示范的先驱。
托马斯？曼有一句名言可以算是何家栋命运的精神画像——“因为你的命运不是存在于欢庆的政治胜利之中，或者向你自己的民族献媚之中。你必须对被损害的目标保持忠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并唤起反抗。你注定要接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殴打，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你本不会获得的善。”
一日为师，终生为灯。别了，何家栋先生，请接受我深深地“三敬”！
2006年10月28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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