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看到你在说,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报纸也不例外。在波兰,媒体的生存容易吗?

米奇尼克:我认为,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场每天都在发生的战斗,争夺读者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胜负的取得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你的报纸内容的可读性、吸引力,报纸必须有意思,才能吸引读者去买;第二,我们给出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揭露事件真相的勇敢,不管是涉及政府、公众、教会还是某个社会团体的内容。从这一层面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民主制国家每四年政治家们面临一次选举,而我们的报纸则每天都要面临“选举”,因为,每天读者都会在众多的相竞争的报纸中选择,是选择我们的报纸还是其他报纸。

夏榆:作为主编,你为《选举报》赋予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你说的新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你怎么寻找?

米奇尼克:我认为,很多年以来对一种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就是虚假的、宣传性的语言,口号式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描写真实,而是创造虚假现实、禁锢真实。简单说,寻找新语言,就是寻找能够对读者真诚、真实的语言,读者能够理解、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语言。我们要找的语言是能够反映当今的矛盾冲突、信仰、争论等。

夏榆:你试图通过你主办的报纸影响国家的公共生活吗?

米奇尼克:当然,这是我为何要写作、出版报纸的根源。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公众和读者,追求真实是我们这份报纸的唯一目标,让读者们在读完我们的报纸之后,变得更聪明、更优秀,而不是更愚蠢、更恶劣。

夏榆:《选举报》能够承载你的社会理想而不受经营的影响吗?

米奇尼克: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做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的报纸是民主的,我们也经常出版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文章。但是,那些签了我名字的文章和第一版、第二版的文章,我们的记者、编辑、出版者做的评论文章,都是反映了我们出版者的立场。

夏榆:读者的需求和趣味与您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见解,您认为哪个更为重要?

米奇尼克: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点,又要让读者感兴趣,又同时能承载我们渴望向读者传达的思想。但是我反对那种本着完全迎合读者的哲学理念办报纸的做法,也就是读者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不,我们不这样。我们必须说,我们看重、追求的是真理、准确性和诚实,而并不是取悦读者。比如说,如果波兰队输了足球赛,我们不会写他们输了是由于黑哨,而是写:因为他们踢得不好。

夏榆:一份以思想力见长的报纸有生存的问题吗?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报纸不会因为生存的问题而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立场?

米奇尼克:当然有,每天都有这种危险。面临着小报、电视、电台等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报纸里必须有区别于其他新闻来源的内容,才能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让读者每天花2或1.5兹罗提买我们的报纸。这依赖于那种妥协,我每天都在做出妥协。我很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在破坏我们的产品。作为主编,我必须有两个原则:第一,报纸是一种商品,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交易,读者付我1.5兹罗提,我给他们最高质量的商品。如果采取降低标准的妥协,我就降低了商品的质量,破坏了产品。这就像往牛奶里兑水一样。

说实话与保护自由

夏榆:你辞去议会工作,与政治保持距离,是因为你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还是你有不能适应政治生活的障碍?

米奇尼克:我从来都不想成为政治家。我致力于政治,是在专政时期,因为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活在一个将我视为垃圾一样的国家里,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从来都不曾想过当一位政治家。

夏榆: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米奇尼克:说实话和保护自由。

夏榆:一位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写了一本充满疑问的书,他的书名是《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质疑知识分子在当代生活中的无力感。

米奇尼克:有点道理,但也不全对。这里没有规则可言。知识分子阶层在和平时期要比动荡时期的力量相对小很多,因为,知识分子是那些阐述思想的人群。

夏榆:平庸崇拜好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风尚,你认为独立思想以及对独立思想的捍卫现在还是重要的吗?

米奇尼克:我不能对全世界范围的事发表看法,但对我是重要的。

夏榆:在您看来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米奇尼克:我不是关于中国的专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大陆,所以我在阐述对她的影响、评价时是非常小心的。但我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热爱自由。如果有人说自由对于英国人是很好的,而对中国人是不好的,那我不相信。很久以来就有个说法: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的传统,而只有皇帝、等级、官僚的传统。的确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过去都没有民主。而现在呢?在台湾已经有了民主,香港有着某种民主,而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民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既不相信文化冲突、也不信新加坡总理曾提出的“亚洲的价值观”与欧洲的不同。在欧洲的价值观里有自由的位置,而亚洲的就没有,这我不相信。我认为,那里都可以有自由。独裁不会是永久的,它总会结束。我也曾经认为在有的国家,像波兰不会有自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不管这自由是好、是坏,但是我们有了。

夏榆:1989年巨变之后的波兰在社会经济、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知识分子是否对这种改变感到满意?

米奇尼克: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波兰是个多元的国家,人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我认为好,可有许多人认为是灾难。

夏榆:波兰有了民主和自由之后是不是又有其他问题?

米奇尼克:某些事情的确向它不该有的方向发展了。我想这里主要是关于那些被排挤的部分人群,尤其是国家农业经济瓦解之后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无法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国家并没有帮助他们。我认为,这一点走的不好。第二件事,就是涉及老人、退休者们的事情,对于他们巨变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也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并没有人为他们做一种提前的考虑。

夏榆:最后想问一下您私人的问题,您能告诉我您的家庭情况吗?

米奇尼克:我一个人住。有个儿子,19岁。

夏榆:说句玩笑话,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您能彻底独立的原因吗?

米奇尼克:我只是没有成功的婚姻。

夏榆:你说你去过中国,去过哪些地方,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米奇尼克:我去过北京,到过长城,广州、上海、西安、深圳。非常有意思、迷人的国家,我非常喜欢。

(本文采访由波兰外交部安娜-多米尼克承担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欧语系茅银辉博士订正)

新世纪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