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于1584年5月下令“籍没”已故两年的张居正。张居正生前是首辅、皇帝的老师,临去世前9天万历还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除了张居正没有人生前得到过这种荣誉。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生前有着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原因是在万历九岁登基的艰危之际他出面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殊勋,并且后来10年辅佐万历,治国理财功绩卓着。后来公布张居正的罪状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与此案相关的还有一直伺候陪伴皇帝成长的“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撤消了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公布了陈良宇的初步问题及阶段性处理:“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从公布的罪状来看,张居正“专权乱政”,陈良宇“以权谋私”,都是有凭有据,名实相符。然而张居正当时已故两年,若说生前所为确有这种乱政嫌疑,但此时应该也可以扭转了,对于明朝一尚倡导以道德治国,讲究忠孝与仁义宽恕之道,何至于对一个生前建有奇功且享尽殊荣的死者要如此不依不饶?如果不从万历时代的整个社会背景中很难理解到这事件的深层原因。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的精心辅佐下,10年平稳地走到了成年并且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繁荣,府库也比以前充实了,按理张居正有功。然而张居正生前身处高位,任人用官上难免以自己的标准来取舍,这得罪些人也在所难免,这些人在张居正死后发难,控告张居正生前一些罪状本是正常,列举张居正贪赃枉法,生活糜烂,也是事实,但这一切都没能引起皇帝的愤怒而决心惩罚张家。因为在当时官僚腐化贪赃已是普遍,以此治人根本就没法治尽,所以万历在了解到一直教育督促自己节俭严谨的首辅却积聚大量珠玉玩好与蓄养许多绝色女子时,也只是伤心地认识到人的阴阳两面性,但并没有因此下决心要清算张家。最终导致万历同意“籍没”张居正是他听到了张居正常常自比商朝的贤相伊尹,这勾起了他对张居正常以师尊与首辅对他施压的回想,联想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现实,同时了解到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从而坚定了他清算张居正的决心。可见左右皇帝、影响政治才是万历最大的心病,这是皇帝的痛处。

按理皇帝年少时张居正代理一些朝政也属正常与不得已,死后两年还用得着清算?原来万历在成年后,也即在张居正死后,深感到官僚集团所行与自己意志相左,他越想励精图治,结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驰。他发现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他这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个人意志,而他却没法抵御这种力量,他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廷臣。那些不符合这个官僚集团利益的法令根本就没法实行下去。如此状况对于一个有着人生抱负的万历显然是痛苦的,他要整顿朝纲,拿回大权,让官僚集团按他的意志去办,于是选择张居正开刀。这才是“籍没”张居正的真正原因。显然张居正是万历皇帝与官僚集团角逐的一个牺牲品,但绝不是冤死鬼。

今天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后,陈良宇以“以权谋私”罪被拿下。试看今日中国官场,我们不敢说没有一个清廉之士,但可以说这种清廉之官是寥若晨星。象陈良宇罪状的比比皆是,抓不胜抓。但为什么选择了陈良宇?这除了他经济犯罪,罪有应得外,我想背后还有跟万历时代相似的社会背景。从最近在网上流传的陈良宇言论节选来看,完全验证了经济背后的的政治原因。陈良宇的一大堆言论归结起来就是我行我素,对我有利的我照办,对我不利的我不办,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官僚集团的诸候意识。

近年来中国官方报纸也曾透露出“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其实这个表达很不准确,应该说那些不符合官僚集团意志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出了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相反那些符合官僚集团意志的是完全可以出中南海的,甚至拦都拦不住,只要中南海有点风,那下面立马就起大浪。中国官僚集团已经结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任何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若与这个官僚团体的利益不太一致,那就不可能出得来,更不可能执行得下去。

陈良宇的言论与其在上海的所行就是这种精神的充分代表。

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中共最高统治者的胡锦涛,他要么完全听凭已形成的官僚集团的摆布,顺应它们的意志,充当他们的利益代表(这在他的前任身上有充分体现),要么自己就重整朝纲,扭转官僚集团的这种腐化堕落,让官僚集团执行自己的意志。拿下陈良宇就是胡锦涛试图摆脱被官僚集团操控的努力之一。所以陈良宇也是胡锦涛与整个官僚集团角力的一个棋子。

无论万历“籍没”张居正,还是胡锦涛拿下陈良宇,都是专制政体下最高统治者与专制官僚集团角力戏剧的一个情节。本质上就是官僚集团意志与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较量。

为什么作为官僚集团最高统治者会跟官僚集团产生这种较量?这是由专制集权体制所决定的。在专制集权政体下,无论是作为家天下的皇帝,还是党天下的党魁,他们身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肩负着社会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责任,社会兴衰荣辱说到底最终是要他们来负责的,也最终是他们来承受的,所以他们在考虑事情,作出规划,出台政策法规上通常不敢竭泽而渔。而作为官僚集团却不是那样,它们通常只顾眼前不计后果,只顾个人或局部不理他人与全局,于是常常是不择手段地为恶,穷尽智虑地渔利。这种利益与责任的不同就决定了专制集权的统治者事实上跟官僚集团是存在矛盾。

这对矛盾的解决途径:其一是强势元首以个人威望与铁血手段让官僚集团执行自己意志。这种通常是在开国之初的领袖身上表现,但也不可能持续太长。这在明朝朱元璋与现代毛泽东建政后屠杀一块打江山者,可见他们权力的恐慌与意志执行的受阻;其二是弱势统治者被官僚集团所摆布,随同于官僚集团的意志,成为官僚集团的象征性代表。

事实上这是中国专制集权下最主要、时间最长的状态;其三是非强势非弱势的最高统治者,个体试图摆脱官僚集团意志控制,但又难以成功,而个体又不愿意完全屈从于官僚集团意志,这种情况常形成一种相持消耗的状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通过籍没张居正本希望整顿朝纲,一扫官场腐化堕落之颓势,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一切都落空了。倒掉张居正后官场还依然地不听使唤,自己选继承人不能遂愿,自己的警察情报被官僚集团扼阻,甚至官僚中有想执行自己意志的,反而成了官僚集团群起攻击的对象,以致不得不辞职离去。结果自己的意志还是得不到贯彻,那些不符合官僚集团利益诉求的政令还是得不到执行。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制度的摆设而已。面对这种困境,万历被迫选择了一种消极怠工的方式。既然官僚集团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自己也决不作让官僚集团感到满意的事。于是他宁可让高级职位空缺也不任用提升人去,对许多奏折也不答不退。最后当然除了作满他的生命年限的皇帝外,他一事无成。死后二十多年,明王朝也随之灭亡。

今天胡锦涛先生拿下了陈良宇,这显示他力图挽救官僚集团的颓废之势,也想重振朝纲,以求人生有所作为。然而从万历皇帝的经历,以及他们所选择的相同整治之路,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一个光明的前景。胡锦涛先生最终能否挣脱官僚集团的捆绑,而实现政策出得了中南海,让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吗?显然这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最后从万历皇帝悲剧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制度设置不改变的情况下,身为皇帝也不过是制度的摆设。在这种制度下的一切人事努力都将是徒劳的,纵使有效果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很快这种成效就将被制度所吞噬,一切又回到原位。当然在万历时代,我们不能要求他找到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能指望他会从制度改换入手。

然而今天,世界文明已经向人类昭示了走出专制困局的路径,那就是宪政民主!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扼制官僚集团的腐化堕落,只有在社会民主监督之下,国家元首反映民众意志的政策法规才能得到最有效、最少折扣的贯彻执行。不跳出专制的制度藩篱,再怎么在人事上下功夫、动刀子,都必将是缘木求鱼,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最后要么自己为官僚集团所辖制、绑架,要么就如万历消极一生,接受精神活埋。

2006-11-9于北京

首发议报第2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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