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华裔知识分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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