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供职于教育局的小公务员,闲暇之余,借助手机上的小小按键,写下一首打油诗,只为博朋友们一乐,谁料,半个月后,警察竟然找上门来,小小短信为他招来了牢狱之灾。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被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的罪名送进看守所,关押时间长达一个月。

这就是通过《南方都市报》的揭露而广为人知的“彭水诗案”,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这一滥用职权酿成的文字狱错案已得到纠正,当事人秦中飞已被无罪释放,并得到了国家赔款。

但彭水诗案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在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手机短信,无论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均毫无防护地处在警方的监控之下。据彭水县公安局局长周明光介绍,8月31日,彭水县民警发现了秦中飞所写《沁园春。彭水》短信,其中有指代原县委书记马平、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的内容,民警报告局领导后,局领导又报告县委领导──自此,彭水诗案正式开始拉开序幕。

首功应归于业务能力过硬的网络警察!

但彭水诗案并非只是针对秦中飞一个人的非法侵害,在这一案件中,凡是收到和转发过《沁园春。彭水》这一短信的人均被叫到县公安局接受调查,一时间,彭水县城人心惶乱,据说至少有40名无辜手机使用者卷入此案。在这一破案的过程中,彭水县公安局将对通讯网络的监控,发挥到了极致,科技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实施人权迫害的工具。而司法机关也沦为土皇帝的私家打手。

更令当事人秦中飞心存余悸的,大概是比发送手机短信更可怕的指控。当警察扣留了秦中飞的电脑之后,手段高明的网络警察再显神威,从秦中飞的QQ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将这些图片打印出来以后,“追问从哪里接收的,又发给了谁?”,县委副书记孟德华甚至表示:“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拿大帽子吓人,从来就是这些官人的拿手好戏,并不稀奇。

彭水诗案是低劣的司法素质与为所欲为的地方官员连手制造的一起拙劣案件,但贯穿其中的科技手段的运用表明,即使在相对偏僻的西部地区公安机关,其科技手段也足以构成无所不在的监控,而这些手段,随时可以被拿来用于侵犯人权,却未必是用来打击犯罪。动用这些技术手段的权力,不仅掌握在书记县长手里,也直接掌握在任何一个警惕性高的小警察手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在维护官僚阶层利益的问题上,权力无所不在,科技无所不在。

对于当代科技来说,这是一种彻底的悲哀。

而在科技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却往往寻觅不到它的踪影。比如说,在全国范围内,110报警电话接听慢、出警慢的现象广泛存在,已是老问题,且不去说它,仅以手机短信而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为老人折枝,曰吾不能”的例子:在通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110电话报警仍然只采用语音报警的传统方式,而很多案件的教训告诉我们,短信这样一种新的科技形式,早该被运用到报警实践中去了,但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竟无一家公安机关加以采用。

我曾经关注过一起诈骗案和一起抢劫案的发生过程,当犯罪行为实施者与被侵害者以及旁观者相处在一个狭小空间范围内时,通过声讯方式报案的风险是可以想见的,很多人往往因此错过了宝贵的报案时机。如果采用手机短信的报案方式,那么,更为隐蔽的报案行为将很难引起犯罪者的注意和防范,因此,在手机被广泛使用的今天,如果各地警方能够采用手机报案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它对打击和预防犯罪将起到多大的作用。

从技术和资金投入上说,这根本不成问题,只需要在电信系统中设置一个简单程序,只需要在110报警中心设置几台终端设备。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更低投入的情况下,警方如果能够公布一个供短信报案用的手机号码就够了,以这种方式而言,每个城市的短信报案系统的投入只需要几千元钱,还赶不上某些官员的一顿饭钱。几千元钱投入和一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之间,这是一个怎样的不等式,不言而喻。

但是,与警察们在彭水诗案中查询短信来源的那种雷厉风行作风相比,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都不曾听说有任何一家公安机构已经采用或打算采用这种短信报案的形式。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想到的办法,他们却想不到,或者说,懒得去想。当然,这只是警方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而已,警察在新科技面前的麻木,并不仅只如此。

作为89民运中的参与者,十多年中,我曾身受警察监控之苦,这样的技术监控,有时是毫不掩饰的,它的反应速度之快,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我想,如果把这种高科技手段用到预防真正的犯罪上面,那么这个社会的治安状况一定会大大好转。一个偏远地区的彭水县公安局能在几天只内查找到几十名传播短信的手机使用者,我们可以想象全国范围内的网络警察能够完成如何巨大的工作量了。

我们知道,对中国境内的政治敏感人士来说,其语音通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都是受监控的,从技术上说,这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但这毕竟是针对敏感人士的定点监控,目标明确,范围有限,但彭水诗案中的几十名“涉案人员”,相信此前并无受到公安监控的政治敏感人士,正因为如此,在浩如烟海的短信纷飞中,有效地搜索到涉嫌“诽谤”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信息,并且迅速锁定短信传播者,就更让人吃惊了,中共警察在防范“社会突发事件”上所下的功夫,实在不能不令人叹服。

大量的公共资源被用于“维护社会稳定”,被某些行为不端的官员公器私用,而举手之劳的软硬件建设却无人在意。在社会治安紧张的今天,对技术手段的滞后反应,当然会使破案率降低,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本可避免的损失,因为,高科技警用资源被用极不合理地分配到了无关普通百姓的地方,甚至被用来对付无辜的民众,我们只能说,这是“稳定”幌子下的特权阶层之幸,却是普通民众之灾。

民主论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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