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凤鸣先生所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高兴。于是，我们同几位朋友约好，一起去看望宗老，向他道贺。
我是第二次去宗老家里。一如上次所见，他的家依然那样老旧，那样杂乱，却让人感到温暖。很巧，这天没有别的客人，正可以畅开心扉。宗老已经87 岁了，行动虽有些迟缓，但精神很好。大家坐定，没有寒暄。我递过刚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本《谈话》，请宗老签名留言，他一口答应。我又把自己写的一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送给他，他也高兴地收下。这一来一往，令我平添许多感慨。赵紫阳先生有关89 学潮和“六四”事件的谈话片断，前些年我已零零星星在一些报章、书藉里读过，当时的那份激动和感佩，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然《谈话》一书的出版，让我想象到两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一次又一次促膝谈心时的动人情景。如今，其中一位已经仙逝了，而我与健在的另一位——宗凤鸣先生，不仅人走到了一起，书也走到了一起。这大概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吧。
赠书、留言的“仪式”完毕，宗老慢悠悠地落座在紧靠我丈夫蒋培坤的一张藤沙发椅上。蒋侧身靠近宗老，向他道贺，怕老人耳背，蒋大声地说：“宗老，您为大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是没有您这本书，赵紫阳先生的最后十五年，将是一片空白。您的这份记述是独一无二的。”宗老一定听清了蒋的话，但他没有答话，却是在微笑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接下去，他向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种种艰险和曲折。他说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坐牢去了。他风趣地自嘲：“我没有坐过牢，还真想进去看看牢房是什么样子。我要是进了秦城，就不打算活着出来了。”说完环顾我们几位，又作补充：“我一个87 岁的老头，活不了多少年了，还能怕死？”一个老人坦荡如斯，我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人的一生在很多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时候成为胜利者。此刻的宗老，虽已届耄耋之年，却终于昂首阔步于胜利者之列。“不管怎么样，书总归是出版了！”大家都这么对他说。他频频点头，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想说而不好说但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说出口的一句话：“我总算对得起我的老朋友赵紫阳了，也总算对得起在那一场惨案中死去的人了。”在场的人，听老人说出这样的话，都为他松了一口气，却又不免生出些许悲凉之感。为了死去的人，也为了活着的人；为了今天的人，也为了子孙后代，老人已经尽力了。对宗老所做的这一切，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老人还向我们表示，他做这件事不图得到多少稿酬，只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他说他打算把所得稿酬的一半捐给“六四”受难亲属，另一半想用于成立一个紫阳基金会。
我尊敬这位老人，但我说不出对他表示钦敬的话。我想，此时此刻说那样的话完全是多余的。回溯以往的岁月，我要感谢这位长者的事情还多着呢！平时，我与宗老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不是不想见，而是不能见，不便见。但是，他在我心目里早已是一个老熟人。李锐先生说宗老是他们与赵紫阳先生之间的“联络员”，其实，宗老在我们受难群体与赵紫阳先生之间，又何尝不是一位热心的“联络员”呢。上个世纪90年代，我出版的几本书和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通过宗老送到赵紫阳先生手里的。从这些书稿，想必赵紫阳先生一定知道了在1989 年流血惨案中那一个个罹难者的名字，一定知道了死者的父亲、母亲、妻子为讨回公道而进行的艰苦的抗争，也一定知道了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而抱有的信念和追求。我始终坚信，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凡顺应或追逐这个潮流的人们，总是会汇合到一起的。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在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前夕，又请宗老向赵紫阳先生带话，希望先生能就“六四”事件说几句话。后来，我们果然见到了紫阳先生写给中共十五大的那封信，要求中共中央及早地重新评价“六四”。这在当时，给予了我们受难群体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现在，这封信也已收录到了《谈话》一书中。今天读来，依然倍感亲切。
我不想去评论《谈话》一书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我要指出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这场大屠杀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在以往的岁月里，历届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以至今天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一个对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灾难漠然处之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对这样的灾难刻意掩盖、淡化的政权，是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不负责任，甚至犯罪的政权。就这点而言，《谈话》一书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历史见证。这本书的出版，使得那些企图要掩盖“六四”真相、淡化“六四”记忆、改写“六四”历史的人变得极其困难。赵紫阳先生是当年那场民众抗议运动和血腥屠杀的第一见证人。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提供的证据还在，这些证据是任何人都销毁不了的。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不想多劳累宗老，就起身告辞。临别的一刻，我们才知道，宗老本人作为这本书的作者，当时也只拿到了一本。这本书一出版就被中共有关当局查禁了，海关查得很紧，不准在内地流行，仅有的几本可以说是“漏网之鱼”。一天后，我们又得到消息，深圳海关又扣没了一批禁书，其中就有宗老的《谈话》和我的《寻访》，我和宗老又成了同案的受害者。
民主中国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