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何家栋先生并无深知，仅有的几次接触，却足以让我对他感念终生。
1993年底，我从山东来到北京，一边坚持读书自学，一边从事民运活动。此前我用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靠经营图书批发，积攒了几千块钱存款，这几千块钱就是我在北京立足的全部经济支撑。
到了1994年7月，因为受到我的牵连，我妻子失去了她在大学中的教职（事见本人《“六四”五周年纪行》一文），被迫从济南来到北京打工，于是，生存压力便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那年我24岁，最糟糕的是，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被山东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退学，我两手空空地走出大学校门，连一份大学肄业的证明都没有拿到。因此，象很多因参与八九民运失学的朋友一样，我只能首先在广义的“民运”圈子里寻求帮助。由于居住地与何家栋先生相距较近，我便到他位于六铺炕的家中拜访，问他能否帮我找一份工作。
其实，这只是我与何先生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缘由已经忘记，大约是替王丹传一份资料给他，或者是与王丹一起去过他家。因为只有一面之交，说实话，去何先生家求助之前，我是犹豫再三的，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请求显得过于唐突。
但何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他鼓励我坚持读书，坚持独立思考，然后，他把一位朋友的电话给我，要我和这位朋友联系。
这位朋友供职于创立不久的《中国经济时报》，据他说也是经过何先生的引见才到这家报社工作的，但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加上报社草创，正是用人之际，很快便升职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巧合的是，我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见过面，并有过交谈，所以他对我也很热情，他说报社正准备招聘一批记者，他会替我报名上去，考试前电话通知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这位朋友，他连声说抱歉抱歉，因为工作繁忙，他忘记给我打电话，而报社的招聘工作已经结束。
没办法，再次硬着头皮去找何家栋先生，他二话没说，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一位老先生接待了我，听说我是何家栋先生介绍来的，大致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当即起身去找总编商量。于是，我就在这家报纸——《中国合作经济报》找到了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
《中国经济合作报》挂靠在供销合作总社下面的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经费极端紧张，人员工资很低，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编辑知识，并开始以一种平常心融入社会。
更重要的是，编辑部办公地点与王丹家相去不远，仍然可以经常见到王丹。我和王丹决定，把王丹的一些文化采访记录，以他的笔名“星子”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在报社内部，则声称“星子”是我的笔名，于是，一些打擦边球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就堂而皇之地登载了出来，当然，由于报社经费紧张，没有稿费，这一点我是和王丹提前讲明了的，他也欣然接受。
除此之外，我还以《95文坛硝烟乍起，诗人黄翔状告“作家”》这种八卦式的新闻标题，报道了诗人黄翔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官司，而黄翔的名字，无论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是被官方大力封杀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家出版社蛮横毁约，腰斩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的出版计划，我的这篇报道，使黄翔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了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报纸出来之后，我背了一大摞来到黄翔和张玲居住的圆明园画家村分发。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尽管只有三百块钱，但对已经很久没有收入的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鼓舞，妻子还高兴地去买条鱼给我“庆功”。我觉得该向何先生汇报一下，就在财力许可范围内，上街买了盒茶叶去看何家栋先生。何先生听我说了工作情况后，也很高兴，但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来就来吧，买什么茶叶？拿回去。你才赚几个钱啊，以后不要带东西。”我想这就是何家栋先生的风格，笑眯眯的批评。如果换了严厉的许良英先生，说不定就把茶叶丢到门外去了。
那次在何先生家聊的时间很长，彼此很轻松也很随意地谈了很多话题，何先生还把一篇陆建华采访何先生的长文拿给我看，采访刊登于国内一家著名报纸。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建华的名字，就问何家栋先生陆建华是谁，何家栋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是“我们的朋友”。由于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尽管我从未见过陆建华先生，但多年以后，当陆建华作为特约评论员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微小进步，但也正是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当陆建华博士突然被抓捕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过分惊讶。
由于报社财政困难，也由于1994年底的一次全国性“串联”所需，我辞去了《中国合作经济报》的工作。1995年春天，为了征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国内宽容》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签名，我和江棋生分头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即而来的一次抓捕，再次打乱了我的生活。
从位于昌平七里渠的收审站出来以后，我曾再次拜访何家栋先生，他建议我低调行事，首先保护好自己。当我提及我妻子是江西赣州人的时候，他说当时的赣州市委书记是他朋友，如果我去江西，可以去见见这位书记。
迫于生存的压力，我借钱在清华大学校内开了一家书店，可是在1995年年底，连续遭遇两次警方抄家，这种事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1996年，我决定离开北京，回山东谋生，告别时刻处在恐惧之下的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北京，曾与朋友谈及重新拜访何家栋先生之事，但事不凑巧，加上也无非见不可的具体事由，没有前去看他，此刻已成终生遗憾。
但何先生在1994年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在何先生的一生之中，这只是一件小事，据我所知，他曾经帮助过很多年轻人，但从不宣扬。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当我向他提出找工作的请求时，无官无职的他，一再表现出义不容辞的热情，仿佛这本来就是他的份内之事。在他身上，助危救困的侠肝义胆与睿智的思考融为一体，他是一个思想着的行动者，一个行动中的思想家。
十年来，尽管不曾再次见到他，但借助于文字的传播，不时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即使在他逝去之后，其思想影响也不会减弱，的确，对世纪至交的中国思想史和自由史来说，何家栋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名字。
新世纪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