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社会公众对周围发生的人和事的评价，也就是“民意”。按照唯物的认识论的解释，“舆论”是客观存在的群体观念，检验这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民意”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如何。客观事物是黑是白，是马是鹿，是由事物的属性决定的，所以谁也不能制造，更不允许掺进个人主观成份。我们通用的“制造舆论”、“大造舆论”，另有其含意，是指服从一时的政治需要去大肆宣传而言。
过去流行过对这样一段很权威的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通行多年的“制造舆论”与“大造舆论”便是脱胎于此吧。
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其中“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在推翻一个政权之前或之后都是适用的；但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未免强调得过份，而忽略了它的先决性条件。列宁对此倒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一个是统治阶级已到了不能再维持其统治，一个是人民已普遍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并有了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的决心。我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就符合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当然，“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对于发动民众、鼓舞士气、坚定信心是不可少的，可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首要的作用，更不是决定性作用（先要有江河，有水有波，才谈得上推波助澜）。上述这段话原只适用于反动统治被推翻之前，如果一直贯串至和平建设时期，就会导致不抓人民生活和物质生产，只抓意识形态和“大造舆论”之类的政治运动；这就犯了战略决策上的轻重倒置的错误。
这种轻重倒置的战略错误，在我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得到了纠正。不过积重难返，长期“制造舆论”和“大造舆论”的作法却延续至今，还被当作金科玉律一样信奉始终。
党中央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党的某领导人发表了三言两语，或新出一本什么重要著作，全国报刊接二连三大登表态文章、连篇累牍发表二十几个省市第一书记的表决心谈话，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以及层层传达，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纷纷集会座谈等等，竭尽“制造”之能事，以为这种大雨倾盆的“满堂灌”后，全党全民就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了。殊不知千百万群众对重复了几十、几百次的东西不会重视，甚至是产生了厌倦。那效果好比组织送电影票包场一样，上边用心良苦，但看的人很少，群众中为此倒出了这样的舆论：“公家花了钱，买个不落好。”
有鉴于此，朱厚泽同志对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怎么进行宣传的谈话，一开头便说：“新闻宣传工作不要急急慌慌发号召、搞表态；不要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大造声势。千万不能刮风。”他的语气如此坚决，可以看出我们的宣传部长对“大造舆论”的作法也是很反感的。
“制造舆论”是用“满堂灌”的教育方法，老师讲，学生听，不能启发学生自己的想象力，不尊重学生的理解和思考能力，这种教学法早已被淘汰了。把群众看成刘阿斗，才需要制造舆论“满堂灌”，你不尊重学生，学生也就不尊重舌敝唇焦的老师。
“制造舆论”的另一个弊端就是默许和鼓励宣传机器可以弄虚作假。既然是“制造”和“大造”，为了宣传的实用主义，就可以掺假、浮夸、谎报数字。特别是挑选活的典型，在制造舆论中人为树立起来，正面的典型好么好上天，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一个不是处。表扬过的劳模先进也是铁饭碗，这跟神化领袖相仿，是在同一指导思想下“制造”出来的。所以各级干部只按上级的意图行事，看准势头予以配合，马上就能抓出本地区的典型人物来加以证明。谁要跻身“正面典型”的行列，他在一夜之间就可以红得发紫，连自己也不知道的事迹全堆到他身上。但这些幸运儿中的好多人并不幸福，在派性斗争中，活典型往往成为残酷斗争的活靶子，弄得头破血流，左右不是人。若是作为反面典型被制造出来，那更是大祸临头，一切专政手段和舆论工具都对准你来。从巴金在本年第十期《文汇月刊》上写的《怀念胡风》一文，可以看得出当年如何制造舆论的情景。
重视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开明的表现，上文已讲了，“舆论，是民意表达的一种形式，《辞海》里解释为”众人的议论“。真正的舆论应该是从下边来，从群众中来；但我们却长期把舆论变为从上边来，从个别领导人的喜怒好恶中来了。如果是前者，只须重视听取、搜集和整理即可，用不着制造的。如果把”舆论“认定只有上边来一条渠道，这就把舆论的概念弄颠倒了。这种颠倒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颠倒效应，由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带有先天的排他性，它容不下别一种的舆论，不论是从群众中来，从横向中来（包括从海外这个渠道），它都会撕下睑皮打击之，排除之，甚至斩草根除之。于是追查呀，株连呀，逼供信呀，”恶攻“呀，鼓励小报告等等，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干这些残忍的事就是为了保持舆论的一律，这时，群众的舆论不仅听不进去，而且把群众的舆论当成颠覆政权、推倒舆论一律的异己力量。
本来，言论的自由开放，是迅捷、全面获得群众舆论的最有效的渠道，如今把舆论看作是从上边来，这就在干部和群众中培植了唯上意识，并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与上边造的舆论总不那么一律，为了图六根清净，只爱听一个声音，一句祝辞，一个腔调；这对“舆论”二字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变成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同义词了。但是为了保持“舆论”的外壳，不得不靠人为地制造举国响应的效果，实际这是鼓励大家说假话，表假态。
那么，基本上的“舆论一律”有没有呢？有的。用辩证法的观点，只有尊重和包容群众舆论的不一律，才有宏观意义上的基本的舆论一律。（一个国家中，真正的完全的舆论一律永远不会有。）古语云：泰山不让寸土，才能成其高；海水不择细流，才能成其大。用排斥“异端”和唯我独革的精神来维持形式上的舆论一律，那不过是唯一意志论者的个人妄想而已。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团结报》
顺：请河清知道：这篇文章，是在美国侨界办的《团结报》刊登；加上1986年11月5日深圳的《特区工人报》刊载“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一文，邓小平龙颜大怒，遂于1987年的元旦社论中，宣告“……王若望，此人很猖狂……这种人还留在党内干什么？”于是，胡耀邦某天辞去党中央书记之职，第二天，新华社向世界公告，第一名开除了王若望党籍。我想，今天虽时过境迁，但我不会记错的，可以核实的。在若望去世后，有人说本来是开除王若水，是邓小平搞错了（无端生事，莫非觉着开除党籍乃荣耀？某公为邓把这个“荣耀”给了王若望而不平吗？）邓怎么可能在堂堂的元旦社论中轻率搞笑、出此洋相？而且邓平素可曾有过昏庸处事先例吗？想当年，在上海时，我倒听说某公曾觉得委屈，本该开除王若水的，忽然误开除了某公，如何过了十多年后，邓公亡故了，王若望也亡故了，又改变口气说当年本该开除王若水，而误开除了王若望了呢？河清，写这些，并非羊子耿耿于怀，而是求真相、还原真相——羊子写在2005-6-23 校对时。请谅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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