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想不到,新闻管制如铜墙铁壁的深圳,竟然有个深圳电视台想开办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节目,筹划一年之久而不能实施,乃奋勇求助“民办社科院”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该院“中国脑库”遂邀请一拨“天马行空”的民间思想者会诊,于2006年9月6日在深圳银湖召开了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座谈会。

深圳电视台出席会议的两位代表,满以为会得到“一致支持”,不料与会者竟一开口便大泼冷水——

好几个人义正词严:今日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关于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节目不少,但或停留在“一地鸡毛”的纯事件报道,如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或停滞于评说、揭露既定方针政策的违规现象,如央视《焦点访谈》。觅遍全国大小电视台,没有一家敢于办一个质疑现行“公共政策”讨论节目。所以者何?因为中国大陆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事务,虽然高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一切政策的第一出发点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号召公众“把一切献给党”,当然也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共政策。执政党一向的口头禅是“统一思想”,“与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允许什么“公共政策讨论”。因此,在当今中国大陆,“公共政策”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问题。

也有人菩萨心肠,不忍心幼稚的改革者太失望:彻底的真实的毫无党派利益的“公共政策”,确是尚未在中国诞生,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也还是可以设法讨而论之,有这个讨论,比没这个讨论要好。问题在于,中共的传统是,“会上”可以讨论,“会下”必须执行,“有意见可保留”。所谓“会上”,是指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只允许在一个政策出台前的“会上”提出修正意见,但能参与“会上”者,皆是相当有职有权的“大夫”,因此“新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理不下庶民”——无权参与“会上”者,即无权修正“公共政策”。现在深圳电视台想打破这一禁区,实在是“武昌首义第一枪”。英勇可嘉,功莫大焉!但要真正付诸操作,必得有点策略:第一,设法扩大“会上”参与者——当得知政府在讨论出台一新政策时,即行组织普通公民在电视上发表意见。此举既尊重了“会上”可以讨论之传统,又实际上反映了“会下”之修正意见。第二,当得知党政首脑对某现行政策不满时,可设法在先行秘密请示后,在电视节目中邀请专家和市民进行“公共政策大家谈”。这样变通之后,庶几可以办个伪“公共政策大家谈”,聊胜于无。

忝列会议,感慨万千。我想,上述两种观点皆不无道理皆不无局限,若合二为一,可皆大欢喜。从长远计,中国必须有真正的“公共政策”,第一种观点者大可努力改变一党专政,以真共生破伪共和,以真宪政除伪立宪。

从现实虑,“多得不如现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可能钻现有“新闻纪律”的漏洞,以合法平台多传播一些“钦许的民主与法制”,第二种观点者尽可以合法方式“和平演变”,悄悄修正不合理的伪“公共政策”。

革命与改革,自由与共生,实互为依托,不可偏废;只要阴阳共用,刚柔相济,远近皆攻,“细流不择方为海”,中国电视禁谈“公共政策”的专制必可由渐变支巨变。

首发《动向》杂志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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