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指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他们在世界上休戚相关,祇是以信仰为基础。……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在十字架的标志中对行为和承受的一种理解。”基督信仰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贯串于圣经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之中。与崇尚出世的佛教不同,基督信仰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而孤零零地存在;与强调人伦的儒家不同,基督信仰也不能成为世俗伦理准则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在基督信仰体系之内,如何厘定政教之关系,一直是焦点中的焦点。政教关系从来就不是死的、僵化的、凝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的状态之中。近年来,美国总统布什基于信仰而作出的若干倡议及政治改革,堪称政教分离的大前提下引人注目的变化。作为其国家议程的中心,布什通过诸多法案,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向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如戒酒和戒毒中心、工作培训计划、监狱团契、收养儿童机构、防止青少年意外怀孕工作等,提供政府资金,扩大联邦政府与宗教非盈利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布什认为,与传统的官僚机构相比,地方上的宗教组织更具有利条件来对付诸如家庭破裂、酗酒、吸毒、贫困和青年问题。此种变革成效显著,亦引发激烈争论,因为直接触动了政教关系这一敏感问题。基督信仰与政治之间究竟应当处于何种关系?如果我们接受对“政治”这个概念“中国式”的定义——政治是权力运作,以获取和掌握权力为旨归,是厚黑学、帝王术和纵横家的集合,那么基督信仰与此种政治当然格格不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远离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原初的质地——政治是一种公共管理,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社会公义、自由与平等,那么基督信仰必然与此种政治发生不可分割之关系,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积极参与它。在此维度上,政治乃是神赐予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和使命的一部分,因为良治必得之于真理。将暴政改造成良治,即是“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今日公义失落、自由匮乏、百姓哀哭、君王暴虐的中国,基督徒和教会更应成为“试验过的石头,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当然,基督徒不必成为“政治家”,教会也不必成为政党,但基督徒和教会对社会公义问题理应有是非判断,并将其公开彰显出来。

然而,今日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和教会仍未“因真理得自由”,仍受错误的神学观念和内心的怯懦的双重捆绑。于是,两种极端的状况出现了:一是把信仰作为其政治权谋的一部分,信仰完全被策略化了。有一位自称已经决志信主的维权人士公开在教会里表白说:“我要信基督教,同时让我妻子去炼法轮功,这样我们夫妇就能同时得到两大宗教团体的支持。”一个真正得生命的基督徒绝对不会说出如此荒谬的话来,这也是鲁迅所说的“吃教”之一种。还有一位基督徒策划将数千万家庭教会信众的信仰自由维权活动“归纳”到其“全国山河一盘棋”之中,其重蹈的岂不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之覆辙?另一极端则是政治恐惧症,闻政治而色变,将福音与政治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来。有人撰文故作公允地指出:“在国内家庭教会那些有呼召从事政治活动的弟兄,不应该担当牧师和教会带领人的职务。他们不应该去讲道……绝不能去当他人生命的带领人。或者你专心当牧师,就不要在讲道的时候大谈政治。”此人将教会当作与世隔绝的“属灵的孤岛”,还建议将该论点立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规矩”。既是民权运动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的马丁·路德·金,如果看到这样的“规矩”,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金所在的教会并没有因为他参与追求社会公义的民权运动便取消其牧师身份,如今中国教会中的某些聪明人倒要如此而行了。中国基督徒和教会理应避免此两种极端取向,在政治领域彰显信仰与真理,成为追求社会公义的重要力量。

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中国人(当然包括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追求社会公义的道路才刚刚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当然不必像昔日的诗人屈原那样“上下而求索”,因为圣经的真理已经为我们立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而马丁·路德·金所所领导的以美国黑人为主体的民权运动,即可作为今日中国人追求公义的榜样。金的信仰历程和人权之路,乃是上帝为中国准备的一笔富于刺激性和共振性的思想及实践资源——如何处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与社会公义的关系、福音的传播与人权的拓展的关系等等,金早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

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始于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那时金才36岁,刚刚迁居此地两年,在教会中资历尚浅。抵制运动由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帕克斯在公车上坐下来而触发,“她坐下来的一刻,黑人站了起来”,初期的组织者也并非金。但人们逐渐发现,牧师最能够动员黑人群众。由于年纪较大也较有地位的牧师不愿出面,金便因上帝的呼召和个人出众的能力而脱颖而出、担任运动的领导人。美国学者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在《非暴力抗争》一书中描述说:“金果敢过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甚至有人扬言以炸弹攻击他家,他仍然不为所动;他同时也是优秀的组织家及深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在他的号召之下,他的听众全都充满了斗志,争取目标不仅限于公车上的座位,更包括正义的理念。他长相英俊、口齿伶俐、学历良好,而且是基督徒——在那个电视刚刚问世的时代,这些特质使他成为向美国白人传达黑人抗争运动之意义的理想人选。”

在金深切介入人权运动的早期,基督徒群体和教会一度对其产生疑虑,尤其是白人教会大都将其视为像“奋锐党人”那样的激进分子。此一时期,金与主流教会的关系可以从其《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透视一二。在这封给白人教会和宗教领袖的信件中,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意见:“我对教会甚感失望。我这样说,并非作为对教会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我这样说,乃是作为一个热爱教会的牧师,一个靠教会的乳汁哺育的人,一个汲取教会的属灵福祉而生存,并且祇要一息尚存便会永远如此的人。”这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金发现,许多教会人士赞赏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却完全无视警察驱使警犬撕咬手无寸铁的黑人示威者的暴行,他们“拒绝理解自由行动,歪曲此一运动的领袖;而更多的人则更加小心谨慎而绝不是勇敢,在彩色玻璃窗后令人麻木的安全当中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不符合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的教诲,与“爱人如己”这一最大的诫命更是背道而驰。参与民权运动之后,金多次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其他南方各州的广阔大地上旅行。金感叹说:“在炎热的夏日,在清秋的早晨,我注视南方魅力的教堂及其直指苍穹的尖顶,凝视其宗教教育建筑令人过目不忘的轮廓。我一次次自问:是怎样的人在这里做礼拜?谁是他们的神?当巴内特州长宣称干涉和拒绝法令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何在?当华莱士州长公然号召对抗何仇恨的时候,他们又在何处?当身心交瘁的黑人男女,决然从自满的黑暗地牢,走出到建设性抗议的明亮山冈的时候,他们支持的声音又何在?”某些宗教人士对黑人同胞悲惨命运的沉默和排斥,既是出于神学观念上的偏差,更是出于人性深处的怯懦与恐惧。一个白人教会的牧师或会众,如果公开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将立即面临巨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削足适履地将社会问题排除在福音之外。对此,金尖锐地指出:“当喧嚣的不正义强加于黑人身上时,我看到白人教士们作壁上观,他们虚情假意,离题万里。在消除我国的种族及经济非正义的猛烈斗争里,我听到许多牧师讲:”这些全都是社会问题,福音才不关心呢。‘我也看到许多教会致力于彻底彼世的宗教,而在肉体和灵魂之间,在灵界与世俗之间,做出了不合圣经的奇特区分。“福音不会不关心社会问题。圣经真理是整全性的真理,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能被局限和封闭于某些领域之内。政治不是大麻风病人,不是患血漏的妇女,不是不可接触的对象,政治领域应当被上帝的公义所充满。政教分离并非意味着基督徒和教会拱手将政治领域让给撒旦;政教分离的真义乃是不以教会取代政府,不以己之宗教信仰压迫彼之宗教信仰。在此意义上,基督徒参与归正国家政治的方向是应当的。

那么,基督徒和教会应当如何追求社会公义、如何克服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恐惧症呢?在这封写自监狱的信件中,金诉诸于教会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那是基督教面对罗马帝国的大逼迫的时代:“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教会极其有力——正在那时,早期的基督徒快乐地觉得,值得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在那时,教会不仅仅作为记录了公众见解的观念与原则的温度计;它也是转变社会习俗的恒温器。祇要早期的基督徒们进了城,当权者总会惊惶失措,马上企图把他们判为‘搅乱和平的人’和‘外来的蛊惑者’。可基督徒们不屈不挠,坚信自己是‘天国的拓荒者’,必服从神而非服从人。他们的人数虽少,而成就的事业巨大。他们献身于神,而不惧怕‘笼罩天地的恐吓’。”耶稣说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又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对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而言,基督徒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这是由基督信仰的本质决定的。可是,此种“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教会却举步维艰:官府的打压自不待言,教会系统内部本能性的排斥和无端的指责构成了更大的拦阻。此种情势必须加以纠正和突破,正如金在信中所说,他对教会的批评不是出于恶意,乃是出于爱:“我为教会的麻木而哭泣。但是相信我,我的眼泪乃是爱的眼泪。没有深切的爱,便不会有深切的失望。是的,我爱教会。除此之外,我何有选择?我的地位甚是独特,我是传道人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是的,我将教会视为神的身体。可是,哦!我们何能通过对社会的无视,通过生怕当不成顺民的恐惧,而污损了圣体?”教会不能沦为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亦不能蜕变为文人雅士的文化沙龙。金对此类教会发出先知般的警告:“若今日的教会不恢复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它便会失去其可靠性,丧失千百万信众的忠诚,被视为无关痛痒的社会团体,对于20世纪绝无意义。”

这样的大声疾呼被人们听取到了吗?

基督徒和教会在民权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从南到北的基督徒和教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同胞,都听到了来自马丁·路德·金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因为金的声音“实际上是在坚持美国梦想的精髓,坚持犹太-基督教遗产中最神圣的价值,因而把美国带回民主的那些伟大源泉,带回由国父们在制订宪法及独立宣言时开拓的泉源”。

马丁·路德·金之所以决心参与人权事业、追求社会正义,就神学方面的影响而言,得益于神学家尼布尔。在基督教自然法的架构之中,尽管世俗政权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毕竟是人类罪性的后果,是人类陷于沦落状态之后的权宜之计。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如奴隶制、暴力、战争和歧视妇女等,并愿意顺服掌权者,但决不从根本价值上认同此种种状况。正是由于人堕落之后,“天使与魔鬼参半”,尼布尔指出:“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正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须。”人的正义与不义并存于自然法对人的理解和阐释中,它们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信仰基础。换言之,基督信仰产生了限定国家权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此思想正是民主宪政的大旨所在。

马丁·路德·金服膺于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进而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找到了非暴力的的宗教依据。一九五七年,金和其他年轻黑人牧师联手创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意在美国南方汇集地方领袖、统合黑人社群的作用。该组织依托于教会,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此后不久,若干颇具声望的黑人牧师和白人牧师也相继加入此协会,基督徒和教会逐渐成为民权运动的中流砥柱。可举两个例子说明之:毕业于范德比尔神学院的卫理公会牧师劳森,在所在教会的教堂中开办了非暴力抗争的研究班。劳森授课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甘地和耶稣基督。劳森希望学生了解“真理之力”——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对抗不公的方式:遭受欺压的民众没有打败压迫者,而是通过让压迫者看到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而唤醒其心中的人性。对于劳森而言,非暴力运动不祇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技巧,而且是发掘权利根源的手段。劳森牧师的学生们,此后大都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有的还当选为国会议员。这些学生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学生拉法叶日后称此研习班为“一所非暴力学院,与西点军校相当”。劳森的成功祇是民权运动中的诸多个案之一:如果没有教会所提供的资金、场地、人力资源和联系网络等方面的持久支持,劳森至多不过是一名孤立的“勇敢者”而已,根本无法将自己的信仰、理念和策略传播出去,也根本无法藉此改变美国的历史。

在一次参加废除种族歧视政策的游行时,年轻的白人歌手卡拉迈唱起了一首名为《我们终将克服万难》的歌曲。这首歌曲原为黑人教堂中的圣歌,前些年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罢工妇女拿来当成抗议歌曲。由于这首歌曲琅琅上口,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全都跟着哼唱起来,很快歌声便响彻云天。后来,《我们终将克服万难》成为全球抗议人士的共同歌曲,它超越了种族和宗教团体的原初色彩,而成为人类渴望正义及坚信正义的标志。开普敦、布拉格、雅加达等地的和平示威群众都唱过这首歌。此一细节亦表明,基督教信仰及其文化传统,为人权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对此,金这样概括说:“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这样的信仰,便是败绩的正义也强似凯旋的罪恶。他们的建政乃是属灵之盐,在这些纷扰的岁月里保持了福音的真义。是他们打开了一条穿过失望的黑山岭的希望隧道。”

可以说,金、劳森以及圣歌《我们终将克服万难》都祇是这场民权运动中的象征性符号,在这些符号的背后则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和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成为中流砥柱,并非历史中的“例外”和“出轨”。自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自从教会得以建造,基督徒和教会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及捍卫。美国学者赫茨克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中回顾说,自从康斯坦丁大帝以来,教会与宗教领袖尽管各异,却第一次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因此便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来抨击时代已知的邪恶。因此,反奴隶制的鼓吹在卫理公会、浸礼会及其他福音派教徒不屈不挠的虔信热诚中得到最有力的表达,就像在禁酒运动中一样,他们把反奴隶制十字军运动视为美国社会道德重建之潜在机会,而道德重建则是福音派思想恒久的主体。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宣称“我要像真理一样锐利,像正义一样不屈”,他的演说“继承了伟大奋兴布道家”的风格,并且“激励了福音派基督徒将人生视为极善和极恶两股势力斗争的理想主义倾向”。赫茨克指出,美国宗教传统中的“福音派行动主义”是马丁·路德·金得以诞生的丰厚土壤。晚近历史中的“福音派行动主义”最明显的例子,当属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宗教的自愿性及与之相关的行动主义冲动,在南方培育了一个真正独立的、由黑人控制的福音派教堂网络。这些黑人教堂代表了政治行动主义的某些独特资源,它们为黑人自己所拥有。黑人牧师不仅是黑人社区的天然领袖,在经济上也独立于白人社区。此种独立政治行动主义的潜力经由更具政治性的较为年轻的牧师、如小马丁·路德·金等的努力而最终得以实现。小马丁·路德·金按照美国传统,以新的宗教远象来对抗旧的远象。”如果没有黑人教堂的存在,人们很难想像会有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作为社区的中心的黑人教堂,如此生动地体现了美国多元主义和行动主义宗教环境的遗产。无论从价值皈依、思想基础方面,还是从信息网络、组织系统和财力及人力支援等方面来看,基督徒和教会乃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强有力的心脏。与之相比,弱小、分散、疏离于公共领域且神学观念存在偏差的中国基督徒和教会,要对中国未来发挥类似影响力,尚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路要走。

中国基督徒和教会如何成为光和盐

对比马丁·路德·金的信仰和实践的遗产,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如何克服内在的怯懦、自私和恐惧,如何“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如何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在海内外的诸多华人教会中,许多牧师带领会众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自诩此做法遵循“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圣经教导,并不由自主地为这种“善良”自我感动。但是,一旦有会众提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他们立刻幡然变脸,激烈指责这是在“搞政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为凶手祷告的时候不能同时为被害者祷告呢?有些中国基督徒以有资格参加所谓的“CEO团契”为最大的荣耀,他们希望在此类“团契”之中寻找到若干商机。他们理直气壮地排斥那些“资产不足”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此“CEO团契”,似乎不设定门槛便不足以显示其尊贵身份。有的富裕地区的地方教会,不惜耗费巨资竞相兴建规模宏大的教堂,他们认为教堂越大便越蒙神的恩典。同时却不愿将奉献款用于供养牧师、神学教育以及慈善事业。中国教会虽然人数迅速扩增,但一个让人忧虑的事实是:信仰正在变成趋利避害的面具,教会亦正在走向完全的空洞化。有人杞人忧天地劝告基督徒和教会远离政治,故作惊人之语说:“如果教会成为政治工具,接踵而来的就是遭受打压。如果不受打压,情况也许会更坏,因为如果教会里大讲政治,长期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政教合一的专制。”甚至还预言说“一种要进行灵魂专制的更可怕的专制、法西斯就会产生”。此种言论让人莫名惊诧:在一个连起码的宗教信仰自由都还没有的国度里,却忧心忡忡于宗教专制,这不是无中生有、杯弓蛇影又是什么呢?这种诛心之论跟政府的宗教事务局局长惊人相似,叶小文不是多次污蔑家庭教会是帝国主义渗透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吗?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长期处于遭受残酷逼迫的境地,如今祇有少数人在遭受迫害之后敢于诉说真相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援,难道这就使得“教会成为政治的工具”吗?难道一味地逆来顺受就能够免于被迫害的处境吗?难道官方的打压是由于被迫害者的申述而引发的吗?这是怎样的一种为强盗辩护的逻辑啊!这样的逻辑与马丁·路德·金所驳斥的那些白人宗教人士对种族主义的默许有什么区别呢?遗憾的是,此种法利赛人的思维方式正在成为基督徒和教会中的“主流”。

作为一个基督徒,自然便成为了人权战士;作为一个教会,自然便成为了自由的庇护所。基督徒的人权观乃是神学背景下的、基于“神爱世人”的前提的人权观。1948年,“普世教会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这样的一份宣言: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自由在其他的个人自由权利与人身保护权利实现后才能实现,教会不能等到自己的宗教自由遭到威胁的时候再去寻求保护。为了人们的幸福与自由,教会现在就必须呼吁人的权利。1968年,在瑞典乌普沙拉召开的全体会议也宣称:“在当代世界广泛的社会共同生活中,个人的权利不可避免地要与争取生存条件的斗争紧密相联,因为许多国家仍然处在贫困落后的社会状态中。在一个社会处于极度不平等与冲突的世界上,人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它从来没有削弱个人的责任。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任务是宣教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负责属灵的王国和领域;而政府的任务则是通过约束和惩罚非法者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次序,它从来不能使一个人从内心拥有属灵的公义。在属灵的领域里,基督徒的功用是作为基督的门徒;在世俗领域他则作为一个公民。虽然这两领域分别独立,但是一名忠信的基督徒却会活跃在两个领域当中,因为神运行在一切之中。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将基督徒贴上“文化基督徒”、“经济基督徒”和“政治基督徒”的标签,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做法。基督徒的身份贯穿在其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职之是故,基督徒必须创造性地、批判性地参与和缔造社会公义的政治活动,因为耶稣基督所允诺的公义,不是基督徒私有的、独享的公义,不是部分的和特殊的公义,乃是所有人的公义,是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向那些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开放。固然祇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才能得享永生,但此岸的公义却面向所有人。

基督徒争取社会公义、追求人权和自由,乃是其信仰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外在于其信仰的个人选择。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是在教堂里信仰,教堂是一处可以躲避外界侵扰的世外桃源;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政治是一个由外邦人所垄断的肮脏的领域,我们不必参与其中。德国学者莫尔特曼在《基督信仰与人权》一文中论述说:“基督教不会退出为实现人权而进行的探索和斗争。由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由于道成肉身是为了世界与上帝和好,由于上帝之国的来临是人类历史的完成,教会就要对现时的人性负责,同时也要对现时的人的权利与义务负责。就基督教神学通过圣经的见证反映了解放、立约与上帝的权利而言,基督教神学也发现了今天的人们的自由、团结和权利。”是的,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并不完美的世界,也无力将此世界改造成天堂——此种巨大的诱惑,还得深深警惕之。那么,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如何追随耶稣的脚踪,如何使信仰变得“又真又活”?莫尔特曼指出:“基督教神学使他们醒悟倒自己现在内外备受奴役的悲惨处境,并要求人们在尊严、权利,以及与上帝团契的义务中,去释放生命的委身。在一个上帝之国尚未降临的世界上,基督教没有不去见证神圣的解放、不去见证与上帝立约、不去见证人的尊严的空间。圣经对解放、立约和上帝权利的见证,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引向了相应的实践之中。”

捷克神学家洛克曼指出:“人权问题的解决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契机’,是上帝给予教会的挑战与机会。”是的,中国教会既不能被“奋锐党人”所控制,也不能被“法利赛人”所控制。中国教会必须走出自我边缘化的困境,像光一样照亮世界,像盐一样成为防腐剂。中国教会不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时候可以被利用的一支,而是整个社会的公义的盾牌。为了承担此使命,中国教会需要自己的司提反。当作为七执事之一的司提反因传讲神的道而被带到公会审判的时候,他没有考量采取何种策略能够保全自己,而是刚强壮胆、当众申述并谴责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为此,司提反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以身殉道。中国教会也需要自己的马丁·路德·金、图图主教和高俊明牧师。在这兵丁横行、谎言肆虐的时代,惟有战胜内心深处的怯懦、自私和恐惧,方能做到“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在此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共勉之。

(2006年10月10日至13日)

首发北京之春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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