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
玛德莲·邓(Madeleine Thien)著
473页，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 Company)，26.95美元。
我妈妈第一次看到钢琴是在11岁的时候。那是在1963年，距离摧残了她那一代人，摧毁了“文化”这个概念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三年，那个笨重的、铁锈色的大箱子神秘地矗立在那里，由几根立柱支持着，似乎是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当中士的父亲可能会禁止的那种怪东西。这样的东西，我妈妈自然要好好看一看。一天晚上，干部们都离开了俱乐部，她翻窗子溜进去，坐在琴凳上。她不知道应该怎样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她根本就没见过别人演奏这种乐器。但是妈妈发现，就像那些身穿军装、听从她父亲指挥的年轻战士们一样，这些洁白的琴键经过艰苦的训练便会驯服，成为美妙的旋律。
她用一只食指在上面弹出自己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的音乐——只有那么几首，整个国家都在跟着唱这几首歌。她不知道什么，更不认识乐谱，所以就用歌词来打拍子：“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是加拿大华裔作家玛德莲·邓创作的一部极富激情的小说，书名来自《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同书中几位主人公相比，我母亲的天分少得可怜。对她来说，钢琴只是一个让人好奇的东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一位钢琴手、一位小提琴手和一位作曲家，他们是妈妈的同龄人，都是音乐神童，他们成长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值青少年疯狂的黑暗巅峰，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乐器主宰着生命，有时还会带来死亡。
邓的故事始于现代，一位名叫玛丽（Marie）的华裔加拿大数学家试图解开并记录父亲1989年的自杀之谜。玛丽对家族的过去知之甚少，她只记得父亲去世的时间接近天安门大屠杀——政府对学生在首都领导的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以及数月后一名中国年轻女子不知为何来到了她温哥华的家中。玛丽很快得知，这些事件是相互关联的，不过历史的漩涡被证明就像《妙探寻凶》(Clue)中的一场游戏，罪行和罪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缺失变得模糊。
小说贯穿70年，涵盖三代人。邓就像一名娴熟的指挥家，既掌控交响乐的节奏，也熟悉每种乐器的微妙差别。对读者以及玛丽来说，零碎的细节慢慢积累，就像复调音乐那样，呈现出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生活不是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前进，而是“循环往复，越来越靠近一个不断变化的中心”。生活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在旋转，在不断重复过去。
玛丽的父亲凯（Kai，音）曾是一位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在上世纪60年代，他的良师益友是内敛的作曲家斯帕罗(Sparrow)，后者梦想自己能写出一支呈现出“新中国”活力的交响乐。斯帕罗深爱着的表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小提琴家，她的那对喜好创造性工作的父母被打成右派，送到了劳改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几位年轻音乐家生活的中心，以及这个国家的中心，都陷入道德沦丧和无可挽回的失落。
在三人学习和工作的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遭到谴责，被视作颓废堕落的艺术，演奏西方音乐的人则被认为是革命叛徒。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面对一个理性不再影响现实的世界时的困惑，蔓延至整个国家。对这个国家而言，背叛和暴力，以及“实用主义的雕花玻璃”似乎同时成为唯一的、也是最残忍的选择。“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声音是什么样，”这位小提琴家陷入绝望，最终上吊自杀。“从旧王朝的覆灭中，我们唯一学会的是如何放大噪音。”
让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屠杀这两件中国现代史上最具破坏性和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贯穿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命运，并非一个偶然。噪音越来越大，但什么也听不见，或说我们觉得听不见。玛德莲·邓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一个毫不掩饰的大胆隐喻，是一本名为《实记》(Book of Records)的来历不明的手稿，这本代代相传的书暗指了中国最著名的史书、司马迁的《史记》。私下传播的《实记》没有结尾，内容还在持续演进，不断被新的保管者进行细微的修订，令虚构与事实交错，历史与现实相接。
“没人能讲述这么大的一个故事，”玛丽在小说结尾部分谈到一个写作计划时说。她称之为她自己的《实记》。这多少解释了玛德莲·邓这本已经入围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的小说那引人注目的真实性。在我母亲的音乐理想进入尾声时，我也想到在凯和斯帕罗进音乐学院的同一年，我母亲成了一名红卫兵，她很有可能成为冲击练琴室的人中的一员。她戴着红袖章和绿军帽——那是她对伟大新中国的忠诚的象征，她肯定会领着同志们唱歌，那是每次进行批斗之前的传统。我母亲可能还会选择《国际歌》，会大声唱出她熟悉的且曾经可以出色演奏的词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