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人才忧郁,浅薄如我,居然也忧郁?上帝岂不笑掉大门牙!

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我,还真的就在今年正儿八经地忧郁了一把。其状态是:时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无精打采。什么事情也没兴趣做,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自我评价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坏。因忧郁之故,一向重然诺、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诺,也都无法兑现,只得失信违约。

譬如,去年我曾答应四川某剧团,在今年春节后免费给他们写一出喜剧,我本以为此剧酝酿已久,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个月时间便可轻松交稿。谁知春节之前,忧郁突然侵袭,心绪越来越糟,勉强写作此剧,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个半月,始终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么也拉不开正戏的大幕。可堪欣慰的,仅是想出了一个令剧团团长喜欢的剧名:《都是因为那个屁》。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起好了名字,报上了户口,若是流产了,这不急死人吗?越着急,越忧郁;越忧郁,越写不出,终于不了了之,忧郁也因之加剧。这种状态使我十分惊讶和恐慌,况且时间长达半年,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停。

好友闻知,前来探视,劝导于我。他说,有什么好忧郁的?难道你没学习?没看报?如今欣逢盛世,形势大好,继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又喜迎保持先进性高潮。从工农大众到中央领导,从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都说新中国50多年就以现在最好。红歌星的《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阴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国富民强。这么好的日子,杞国无事忧天倾,你忧郁什么?莫非对现实不满!嗯?

我诚惶诚恐,连忙解释,我说忧郁是一种疾病,至少是亚健康。如果对现实不满,那或是对国事忧虑,或是对社会愤懑。而我的忧郁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失衡。

好友继续开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你,天下不忧你却忧,天下都乐你不乐。岂不是对现实不满?

我无语,半年多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看书习字,心性恬澹,如果说不满,我只对自己有所不满,何敢对现实不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友提醒,说我今年有一剧被禁,肯定不满。

好友所说的此剧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请,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废。三年后,香港著名的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很是感动,也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有点崇高,有点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幸遇先生蔡》于2001年夏秋之际竣稿,中英剧团团长和导演看了剧本即来电话,说他们感动得哭了。我问:真的?他们说:真的!我有点疑惑,这个剧本能感人,我有点自信;但感动得让人落泪,我想还不至于。当年11月该剧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连满7场,没想到还真的让一些观众感动得哭了。

当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著名导演正在香港,她看过剧本和排演,很是喜欢,说她一直就在寻觅这种感人的史诗剧,她说她要把此剧搬到上海舞台。我想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四年之后,2005年,适逢上海“话剧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议并获准排演此剧,作为“话剧中心”十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演出。于是,1月成立剧组,开始排演;2月上旬首次连排,即获成功。可又没想到的是,第二次连排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排演!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剧组也随之解散,充分表现了强大的执政能力。

好在剧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参加剧组成立大会,不受记者采访,不上电视露面,不作报告阐释剧本,不出席首演仪式,也恕不奉陪领导看戏。这倒不是我对此剧的命运早有预感,也不是我目无领导,只是我乃一介书生,自惭形秽,自有非他族类的自知之明,因而对令人鼓舞的活动总是恐惧,对法相庄严的领导总是敬畏,统统避之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倒也好,此剧降生时我没去凑个热闹,并未欣喜若狂;夭折时我也没在葬身之地,也未如丧考妣。我既没兴奋过,也没痛苦过,当然也就没有向遗体告别时的哀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的平静。这应归于我的忧郁之功,使得我早已不随心所欲,而是随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无怨无恨,反倒劝慰剧组负责人,我说:“领导总是纵观全局,站的高,看的远,停排此剧,自有充足理由,兴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下错误,才作此英明决定,这正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还表示:“只是排了一个多月,浪费了此剧的投资,也浪费了剧组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感到万分抱歉!”

好友听我介绍以上情况,甚是惊讶,问我:“果真如此?”

我说:“句句属实。”

好友又问:“你何以如此。”

我说:“全仗觉悟的提高。早在1978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怀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先后两次被德国邀请,分别参加汉堡的国际戏剧节和慕尼黑的中国艺术周,两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劝阻。1994年,香港某电影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部门因担心投鼠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该片安乐而死。2000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加上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来,我有这以上诸多剧本以及不少文章一再地被关爱,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对我的锻炼和培养,大大地增强了我心理素质和的承受能力。有人说,上面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并不违法,为何?因为根本没法,何来违法?就如对某些新闻的管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样不违法,中国根本没有新闻法,违个什么法?有人总是不能正面地积极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总要和政府过不去,总是找政府的茬儿,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友甚是欣然,问我思想觉悟怎么提高如此之快。

我说:“我在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如果没这点觉悟,怎么能对得起党和政府,那我不是白活了吗?那我还是人吗?”

好友连连点头,说:“对呀。这样还是人嘛!”

我让好友放心,我对他说:“我没啥,仅仅是忧郁。”

好友又追问:“真的不是忧国忧民?”

我说:“绝不是忧国忧民。即便国堪忧,民堪忧,我也不忧。举目中华,现在谁还这么傻呀?谁还有这样古老落后的情怀呀?我忧国忧民,谁忧我呀?我不忧,我只有点忧郁。”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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