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之夜的华府，飘动的云彩中散淡地点缀着几颗星星。那些白天色泽光艳的树叶，此时一片墨色，成为星夜里最黑暗的部分。今夜漫长，今夜黑暗。我坐在友人家的后院，想起何家栋先生。
邻近的院落里传来新科诺奖得主鲍勃·迪伦的歌声：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山路，他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她才能在沙子里安眠？
……
今夜，这歌是唱给何先生的。
一、一扇敞开着的门
回忆何老，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一扇永远不落锁的家门。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间，每次去拜访他，都可推门径入。试想，一对年逾古稀的老人，住在杂乱的六铺炕，而家门却不落锁，这是何其坦荡的胸襟！何其行无愧怍、俯仰天地的情怀！
门里面的他，过着简朴、洁净和充实的生活。他脸上常常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常常在一阵让人心疼的咳嗽后，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似乎他的苦难，往往成了他的笑声的前奏。
杜光先生说：“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1）。这当然是某种特定视角下的精辟概括。然而，何先生一生的悲剧，并不囿于“五七”。早在“五七反右”之前，何先生已经相继蹲过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监狱；五七之后的文革，何先生被放逐山东成武14年。“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像个叫花子。”“大儿子被造反派追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二儿子因绝望，也自杀了。”（2）自己被红卫兵打瞎了左眼，右眼也只剩下0.2、0.3的视力。人生末期的二十余年一直患有肺气肿、青光眼等疾患，最后，更患上了晚期肺癌而彻底失去了治疗机会……这一串串苦难的经历，构成何先生异常奇崛而异常坚韧的人生。
但是，悲剧之所以区别于惨剧，其核心在于它并不止步于悲催的命运，不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而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何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同时在行为和思想上反抗苦难的勇者！
中国近代以降，文人中似乎也不缺乏无惧的勇者，但大多的勇者，以勇者名世时，常常正值血气方殷之年，然而，一经岁月沙石的磨砺，大多现出原形，由愤世而逐世而媚世。这样的例子似乎俯拾皆是，远的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兆铭，近则是写有“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的赵振开（北岛）。
何先生在八十余年的人生中，经历了非常的人生际遇，他并没有被命运的波澜所吞噬，而是一次次重新站立，而且愈到暮年，愈归活泼的初心，充满了对新知的无限渴慕和对弱者的无限同情。异常艰难却异常坚韧的人生成为他的底色，使之在思想界大放异彩于垂暮之年。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何先生的时候，最具反讽意味的恰恰是，他的终点，却没能成为我们的起点。这个民族、国家还沉浸在无数的惨剧之中。这夜漫长，这夜漆黑。在黑暗之中，我们习惯了黑暗，甚至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或许，这也映衬出何先生“悲剧色彩”的意义？
二、一次难忘的初见
我们人生的长夜，发端于1989年6月3日夜晚。不久前有友人邮给我一篇《伟大的母亲》，他这样记述：“那一夜，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记得那个夜晚，西单剧场前，一个抗着红旗冲在前面的学生，他头上扎白布带，一次次地冲向军警，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杆红旗在前面舞动。我不知道他最后倒下没有。枪声中，有人在不远处倒下，于是便有一些人去救护，又有人倒下，又有人去救护……枪弹、火光、坦克履带的轰鸣……主道冲开了，人群围堵在侧面的路口，以至后面呼喊，高唱国际歌，那歌声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它也有高尚和尊严。”
我给友人回信说：“看来，那一夜，我们在一起。我也是从西单路口冲向戒严部队的学生中的一员。”
正是在那一夜，我见到的死，让我感到，许许多多的生，其实都是苟且。
……屠城之后的高校校园，可谓左棍学阀的乐园，自由知识分子的梦魇。我们这些不安于苟且、尚相信“诗与远方”的青年学子们，当时的苦闷可想而知。“音乐和酒救不了你；一次短短的邂逅救不了你；甚至一次远行的冲动救不了你！”唯一可行的自救方式，是抱团取暖。我们争取到其时担任校团委书记的吉林的信任与支持，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我们力能所及的努力，主动地去恢复校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与校园的联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长者：何家栋先生、朱厚泽先生、张显扬先生和龚祥瑞先生，他们从未拒绝我们的拜访请求。
其中，何家栋先生最为彻底。他通过高瑜，读到我写的《走出天安门之后，我们走向哪里？》一文（发表在香港《镜报月刊》，其时徐四民先生尚未投靠李鹏），大为赞赏，主动提出，希望见见我们。
那是深秋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老头在他的小小书房，与初次见面的三位青年促膝而坐。窗外投来的阳光，泄在他的脸上。他毫不避讳地说，六四之后，他跑到外地躲了好几个月。他说自己老了，牙齿不好，咬不动“窝窝头”（中国北方监狱的主打食物）。他回忆起他年轻时去中山公园扔土炸弹，顽皮地笑了；他搞过多年的地下工作，感叹说共产党没出息，当政多年，还是地下党（后来，江提出“三个代表”，他说是从“马粪堆里掏出的金子”，肯定这种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努力）……
他说他的日子不多了，最看不惯的是提笼遛鸟的老不死，他要是混到那个份上，就跳楼。“勿自由，无价值，毋宁死。”
我们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他说：“在于自由。至少是言论的、新闻的自由。但可惜我见不到。”（后来，他提出何家栋版本的中国宪政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有趣的是，这个四项原则竟然没有法治。更加相映成趣的是，作为法学家的龚祥瑞先生当年也对“依法治国”之类的提法嗤之以鼻。他认为一切统治者莫不提倡“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废话，所依的法往往是长官意志或个人灵机一动的狂想，而现代法治的三大基石是：人类尊严必须保障；政府权力必须限制；司法独立和律师执业自由必须落实。如今，三复斯言，不难看出习王体制下“依法治国”的实质。）
最后他很严肃地说：“中国从来不缺乏街头斗士、政客、商人，却缺思想家。”
现在回想，他的这句当年我们理解为寄希望于青年的话，其实更可能是老骥伏枥的自我期许！
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另类故事
有感于何老传奇的一生，我常常鼓励他写一本自传，但总被他拒绝。他说他的过去是一片空白，能回忆起来的自己，只是蜷缩在一个无名小站的站台长椅上的一位疲倦至极的青年。
我故意刺激他说：不仅如此吧？比如说，您还是杀人犯。您曾经是军人，和日本人打过仗。
他认真地回忆起他和日本人唯一的一次面对面交手的经历。他说：“那还是一次不小的战役。轮到我冲上去时，日本人上来拼刺刀。他奶奶的，我的枪上没有刺刀。于是，我给了他一枪。”
“打死他了吗？”
“哪里知道！我扭头跑了……”
何先生15岁投笔从戎，先后在国军、共军中与日本人较量，进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抗战胜利后，成为在北平为中共工作的地下党员。数年后跟随刘仁接管天津时已经“混”成中共13级的高干，时年25岁。
那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这一群“山药蛋”、“土八路”住进资本家的洋房，却不懂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也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3）
接管天津之后又接管了北平。就是这一群“土八路”，同样把北平的经济搞得像个大粪坑。他们把杜聿明的《新生报》，改为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经费不足，出现了生存危机，全总将他调到报社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以解燃眉之急。他自述说：“我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印报之外，还印书……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我们买机器，换设备，又建更大的印刷厂……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一车的数量，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万人民币——赚这么多钱，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4）
时势造英雄。何先生自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的出版家，出版了一批当时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书。可惜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快结束，风雨总在阳光后。报社摆脱困境之日，却是出版家灾难临头之时。1952年“三反五反”甫一开始，他就中箭落马，关进小黑屋，成了“大老虎”。从小黑屋中出来后，被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
让人惊奇的却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红色写手”，成了“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他记述说：“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当时的文艺作品主要是反映穷人如何翻身、婚姻如何自由的，人们还很少看到胜利是怎样获得的、共产党员是怎样战斗的一类题材，吴运铎的奋斗历程，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因此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5）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畅销书。除此而外，《我的一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革命母亲夏娘娘》都出自他的手笔，都曾经风靡一时。
四、一桩惊天的大案
1957年反右运动何先生又中了“阳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何先生被定为右派。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他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他发言，他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整座大楼立时沸腾起来，一片“打倒”、“严惩”的怒吼，楼道里、楼梯上，糊满了声讨的大字报。“运动中我没有说话的自由，现在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想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是没有的。”
但真正让何先生跌到人生谷底的，却是他卷入的一桩惊天大案。之所以说“惊天”，是因为此案的两大主角牵涉到今上的两位父亲：一位是生身父亲习仲勋；一位是精神教父毛泽东。这桩大案就是牵涉万余人的当代文字狱、被毛钦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刘志丹》案。《刘志丹》早就列为工人出版社的选题。支部书记王勉思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刘志丹弟媳，刘索拉母亲）组稿，李先推辞说“水平不够”，王勉思就以“合作”的名义陪她去老区采访，直到她写出部分初稿，社里才决定派何先生来修改、定稿。他自述说：“社里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说清楚了，她同意我做《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事实证明，她很有眼光。《刘志丹》初稿有20多万字，排印出校样后送刘志丹的老朋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审查，习两次提出‘改稿指示’，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还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一句话，定要把一部普通的革命故事拔高成史诗一类的鸿篇巨制。这实在超出我的能力，可李建彤却大受鼓舞，……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可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他给寄校样的李建彤回信，只有两句话：‘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于是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专案组认为，李建彤只是傀儡，小说的实际作者是刘景范、习仲勋。如此扩大化，就有了‘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被扯了进去……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使我对文学彻底失去了兴趣，对历史也产生了虚无感。”（7）
因《刘志丹》获罪于天，他被发配到山东成武。十四年中，没有留下一个字，且被红卫兵用板凳肉刑，几乎成了瞎子。
1978年，《工人日报》准备复刊，许多人想起何家栋，叹息道：“人是能干，可惜瞎了！”但全总书记张维桢说：“那就更应该叫他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83年、1984年他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正如他自己坦承：“十次事情有九次失败，还有一次也站在失败者一边。”他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当时王兆国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分，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何先生说：五万份杂志大部分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王同意了。王兆国视察工作的路上，从广东一直到上海，连续买了几本《开拓》，都是没改的，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在工作组的报告上画圈，又要继续派工作组，要他们做检讨。倪志福是政治局委员，就挡驾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以后倪志福见我还说，我保了你三回。”（8）何因此告老还乡，提前离休。
五、一生的真正事业
离休之后的1988年3月，何老带领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接办《经济学周报》。“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人生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9）一年余时间，《经济学周报》异军突起，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导报》，北有《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可惜的是，他恰巧主编了64期，1989年6月11日报纸被封。
“八九”之后，他的痛苦可能更不为人知。面对一拨拨上门讨教的青年，他常常要把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小心翼翼地藏起来。他寄希望于青年，甘愿为人梯、做发现者。“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甘为人梯、乐于发现的同时，“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的思想在他那里奇异地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他晚年独特的思考和文字。他写下《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不要鹦鹉学舌——揭开“亚洲价值观”源流之谜》、《重建文明模式》、《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及其批评的联想》、《丁家班的中宣部》、《重塑政治合法性》、《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宪政三元：自由、自治、民主》、《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等一系列文章。他的文字简朴、洗练，使得他的思想更具历史和人性的穿透力。他在人生的晚期，再一次飞跃，从一个知名的老报人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著名的思想家、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恰如余世存所赞誉：“（他晚年发出的声音）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
……三年前，我再次起意为他出一本传记，让这个写过很多人物传记的人，本人也当一回传主。我问他的夫人陈蓓，这位当年北大的高材生、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您嫁给何老，后悔吗？”
没有料到的是，她毫不犹豫地说：“从不后悔！”
“为什么？”
“这个人热忱。”
我当时心仪的给何老写传记的作者是高瑜老师，但是不久，高老师不幸丧夫。（我问高瑜：“您嫁给老赵，亏不亏啊？”“亏啊，亏死了！不过，老赵这个人，受过我太多的拖累。”）我心想：等等吧。不料几个月后，高瑜却再次走进了文字狱，继续着她的传奇……
如今何老寂寂逝去十年，前往祭奠的亲人中，没有看到陈蓓老师。愿她健康！我想借此向她致歉的是，至今我都没有更好的机会给高瑜提出写作《何家栋传》的提议。
今夜漫长，今夜黑暗。我坐在华府友人家的后院，想起何家栋先生。
想起陈蓓所说的那两个字，是啊，这是一个热忱的生命，虽无生荣，亦无死哀，但一个不停燃烧了80余年的生命，本身就是奇迹，以其自身的光亮，让我们内心的黑暗无处遁形。
又想起1995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那次大会，希拉里？克林顿带领数十国政府代表团大闹怀柔。我无缘无故“二进宫”，在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又被三名警察押送回老家，心情沮丧至极。不久接到何先生的来信，安慰我说：“年少不闯祸，老来必定是个混蛋。”这个命题其实并不是实证的真理，但是它的否命题却时时警醒我：年少闯祸，老来未必不是混蛋！
这样想时，“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不再是一个终极问题，而就是答案。
2016年10月16夜写于华府
注释：
（1）杜光：《何家栋的尊严》
（2）廖亦武：《职业革命家何家栋》
（3）同上
（4）同上
（5）何家栋：《我的同事王勉思》
（6）同上
（7）同上
（8）何家栋遗稿：《刘宾雁与共产党》
（9）何家栋：《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