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两家媒体因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备受质疑,一家是国内的澎湃新闻,质疑集中在其是不是“市场化的党媒”,另一家是德国之声,目前正因其在中国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备受批评,与五年前“张丹红事件”一样,批评的主力是德国自家媒体。两家媒体属性不同,所在国别不同,但却有面临同一事情,即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后者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至少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澎湃的真实处境。

澎湃有不成为“市场化喉舌媒体”的可能吗?

澎湃的优点,通过自身展示与媒体同行揄扬,外界都已经看到,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原创首发文章多,“在时政内容方面,澎湃的专注与流量,确实可圈可点”。

澎湃之所以惹出这么多非议,缘于同时发生的两项指向完全相反的指责,一是“思想火炬”发表微博,称“中央及时纠偏,严厉批评澎湃新闻网”;二是“五月花”撰文,指出澎湃翻译《经济学人》的文章是“有选择的翻译”,在关键问题上有意省略。 前者指澎湃偏离党的宣传主旋律,后者指证澎湃“在关键时刻站在党的立场上”。势头正盛的澎湃立刻被卷入一场争论,即澎湃是不是“市场化的喉舌媒体”。

其实,中国媒体几乎无一家能够在政治问题上逃脱喉舌命运。能努力打好“插边球”,让自己不象《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及省级党报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让读者愿意自费订阅,就是所有不依赖财政办报的“市场化媒体”的最高愿望。澎湃新闻的出现,是《东方早报》为了顺应网络时代而主动做出的变革,无论从其负责人还是采编人员(均是参股者)的主要意愿,其实想走的只是“生存-做大”的市场化道路,而不是通向死亡的“自由化道路”;它们锐意要突破的不是政治底线,而是报道手法的创新,报道做得更吸引人。在互联网将传统媒体挤压得喘不过气之时,需要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国媒体早就陷入过度竞争,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就不得不走这条路。

新媒体起步需要闪亮登场,澎湃这方面很成功,楞是将同行与观众的胃口吊得很高,以为一份能够走自由化道路的独立媒体横空出世。结果同行们发现:在有关党的政策、国内国际政治方面,澎湃还得与大家一样戴着镣铐,只是由于舞技娴熟,舞姿比他人曼妙一些罢了。

目前,媒体同业对澎湃的关心是它还能走多远。这个“走多远”,其实是个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一是党规训媒体的缰绳从未放松,二是澎湃新闻出世,本来是要求生,不是找死,其报道自有“法度”,不会给自己找难过。事实上,思想火炬已经将那条惹发波澜的微博删除,澎湃到底政治上偏离了什么,目前并没有下文。据我的经验,党在要求众媒体同唱主旋律时,还是允许以多种形式吟唱,大鼓书、秧歌舞、民歌、咏叹调都行,显得百花齐放,很“民主”,也很热闹。澎湃新闻与当局的矛盾,绝不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矛盾,而是舞步如何走的矛盾,这“如何走”的实质,是走得如何好看些,而不是当局说向东,澎湃说朝西的方向性矛盾。因此,澎湃面临的问题,其实并非“左右激流”的夹击那般严重。

中国媒体并未进入“资本的年代”

澎湃之所以引起中国传媒业关注,还因为它的资本金来源多元化,目前确定的投资者有三方:上海报业集团,控股,53%左右;弘毅资本,20%左右;团队20%左右。据说,让团队参股是为了提高其责任感,促使其办好媒体。

但是媒体是个很特殊的产业,它有资本的属性,即追逐利润;但它却绝不是个资本说了算的行业,必须受制于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职业道德,求真与体现社会良知。当然,这只是西方媒体的境况,在中国,现代西方媒体理念行不通,媒体业的游戏规则由党的宣传部门说了算。中国当初加入WTO之时,曾承诺向外资开放媒体市场;到了2005年左右,承诺的媒体开放期限已到,于是,针对外媒进入中国市场将使中国媒体市场自由化的说法,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宣称,“中国的媒体公司需要按照企业模式展开经营,并要时刻留意保留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并肩负起正确舆论导向的义务”。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说得更直白,“有几项标准永远不会更改,即:媒体的角色是‘党的喉舌’,党管理媒体及媒体机构人事,以及媒体依然要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这就是说,国内媒体要企业化经营,但规则并非由资本制定,而是由行政权力制定。这一游戏规则至今未变。互联网算是高度企业化经营,但政府硬是不惜投入巨额成本,将其驯化。在控制言论方面,当局的投入与坚持,堪称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第一。就在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上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在中国语境中,所谓“正确方向”,就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

显然,中国媒体市场已经引入资本运作与市场化经营,但资本并没有制订游戏规则的资格,只能被迫匍匐于权力脚下。

外媒在中国也得弯下腰

中国媒体不硬气,西方媒体是否可以昂起头来,象它们在本国充当“第四权力”一样?

事实是,外媒也没办法不弯腰。我在2003年出版的《雾锁中国——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曾专列一章分析了外媒在中国是否可以比中国媒体获得更多话语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外媒驻华采访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与禁区。传媒大亨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想尽办法,甚至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充当沟通桥梁,但最后却铩羽而归。北京加入WTO时承诺“向外媒开放传媒市场”,基本上未予遵守,只是象征地让一些外媒在接待外国人的酒店里出现。对于外媒信息至今仍然处于严控状态,比如严格审批外媒驻华记者的签证,控制使用外国传媒的新闻,限制境外报刊进口,严格审查境外电影、电视剧的引进播放等等。目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均办有中文网站,但中国媒体摘引其内容时需要经过删削切割。这就是澎湃翻译《经济学人》文章为何要“自律”的原因所在。

外媒记者报道中国新闻时,如果有北京不喜欢的内容,会遭到各种程度不等的报复,比如不续签证等。美国彭博社2012年曾报道过中国高层家庭的财富故事,结果是记者被拒发签证,驻北京、上海两办事处在同一天被警察搜查。彭博高管不得不及时调整方针,公开表示今后不再涉及中国政治,以换取在中国立足的机会。

如果还想找将腰弯到尘埃里的例子,德国之声最近的表现可圈可点。8月27日,中国“国际台台长王庚年会见德国之声总裁彼得·林姆伯格”,林姆伯格表态说,德国之声要在它的中文节目中再多些报道经济、文化和历史话题。节目的内容将尊重(to respect)中国方面的指导路线(Richtlinien—guideline)”。(注: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的说法是,“彼得·林姆伯格表示,德国之声正积极探索在中文节目中加大对德中两国经济、文化、历史等报道力度,并尝试在尊重对方前提下进行客观公正报道”) “遵循指导路线”这类词汇,是属于下级接受上级指令时的表态,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有《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党报系列会主动挂在口边,南方系列等市场化媒体即使被迫遵守,也耻于宣之于口。在德国之声因报道中国负面新闻过多而解雇苏雨桐事件还未了结之时,林姆伯格这番表态让外界看到了这家电台对北京专制者的恭敬与虔诚。

鉴于中国媒体的艰难生存环境,外部人只能希望澎湃走好,很难要求它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在当下的中国,“市场化”并非媒体跳出“如来佛”手掌的通天捷径。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4年9月1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4/09/140901_cr_the_paper_and_deutsche_wel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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