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东郊宋庄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半小时,遭遇拉闸停电。前来看电影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坐在了黑暗当中。有人马上发微博说,这是“史上最短影展”,刚开幕就闭幕了。这条微博被转发近两万次。

实际上影片的展映并没有停止。它本来就没有固定影院,是在宋庄不同的艺术家工作室里放映,得益于艺术家们个人的支持。去年同期也发生过同样遭遇干扰的现象,开幕式原定的地点被取消,后来撤到了栗宪庭先生自己的小院里。这里本来是他的住家,现在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这个基金会是独立影展的主办方。

继续展播当然继续受到压力。8月23日晚,在基金会办公室贴出公告,是栗宪庭本人用毛笔书写的,“接政府有关领导的通知,‘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提前于今日闭幕,特此告示。”落款为“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组委会”。 栗先生的字体很像他本人的风格,外柔内刚。

栗先生同时还说:“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停展’的告示是我写的,时过23年,又写了独立影像展的停展告示。无语……。”有人将这段话放到了微博上,但是很快遭到删除。那条传得很广的关于开幕式的微博,此时也尸骨无存。

即使这样,展映也仍然在不同的工作室里进行,观看的人们自有渠道找到地点。这就像一个人写了字画,请朋友到他家里观摩,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次参展的影片比较多,有近100部,超过往年,因而也来了更多作者。持续观看的人们中,作者占了一个较大比例,包括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不同地区。

展映影片分为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个单元。8月26日上午,这三个单元的评委们集中到一起,深入分享了观片经验,评出了各自单元的获奖影片。这天下午,在艺术家方力钧的工作室里,展映了纪录片《三峡啊》以及《小站》。同时,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内部工作会议,主要是反省独立电影的道路。话题涉及独立电影的定位、特色、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及教训,纯属学术探讨。艺术家汪建伟、来自美国的电影学者张真、中国独立电影的先行者吴文光、张献民等出席了会议。

展映和研讨活动结束之后,26日晚间七点多钟,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及颁奖仪式。栗宪庭先生在发言中肯定了“本届影展闭幕了三次”提法(郝建语),在场的人们大笑不已。颁奖仪式之后,吴文光和文慧的草场地工作站成员演出了《回忆·饥饿》,以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饥荒为题材,演出深刻有力,长达三个小时,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高度赞叹。

听主办人员介绍,早在春节之后,有关方面就对今年的影展表示了关心。最多的时候,是十几个人“联合办公”,来与主办方进行商谈讨论。这实际上也给了主办方解释和辩解的机会,也是互相倾听和沟通的机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即停办。援引的依据,是2001年底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据称影展涉及该条例的范围很广,包括第一章“总则”里面的第二条、第五条;第三章“电影审查”中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章“电影发行和放映”中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章“电影事业的保障”中的第五十三条;第七章“罚则”中的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

简单地说,所涉及的条款指向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影展需要正式报批给国家电影管理部门,获得批准方可举办;第二,用影展统筹张琪小姐的话来说,影片的内容涉及“煽动性的”及“社会阴暗面”的问题。

对于需要报批的要求,栗宪庭先生的解释是:这个影展是他个人工作室的内容,展映的影片属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它们有着与电影工业、商业片、娱乐片完全不同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报批。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运用DV拍成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拿出来给大家看,就一定需要报批。张琪小姐则介绍,她在与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时说,这种影展即使办100期,也不需要报国家电影局审批。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样式,它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这跟电影局审批的电影不是一个范畴的事情。

独立电影首先是一种电影传统,它主要与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有关,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栗宪庭先生本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锋艺术的促进者,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先是认识了一些做独立电影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学画出身,后来陆续看了一些片子,感受颇深,觉得要帮独立电影一把。他想到的第一个赞助人是艺术家方力钧,方先生立即答应给十万元。但方同时提出了一个想法:愿意将钱给栗宪庭本人,担心如果栗从宋庄美术馆离任,这批电影收藏是否能够被善待,支持独立电影的计划能够得到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其他艺术家逐渐进来赞助的这笔电影基金,便以栗宪庭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次影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个人赞助。

这个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有收藏独立制作电影、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举办两场独立电影展映,其中春天的那场(通常是五月初)为“纪录片交流周”,秋天(通常是十月份),最先的命名有“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北京独立电影展”,后来改为现在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于2011年5月初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停办。

目前全国的独立电影展映主要有这样几个平台:昆明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以纪录片为主,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特色地区,拥有人类学纪录片的背景,两年一度;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一年一度,独立制作剧情片在这个平台上受到特别关注,同时有实验电影展播。新起的有《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周》,北京朝阳区的《北京新青年独立影像展》、西安的《亚洲民间影像展》等。这些影展都同时对外开放,来自国外的纪录片、实验电影都有放映。2009年我参加的“云之南”,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纪录片占了较大比例。

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起步不是最早,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电影展映的重要平台。她一直受到“关注”,2010年之后承受的压力更大了,这个应该与大环境某些气候变化有关。其他影展偶尔也会遇到干扰,比如2007年我担任评委的“云之南”,展映的地点从昆明移到了大理,通常这事关影展中出现某位“敏感人士”的作品。

如果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项当中,选出一项能够覆盖其他两项,最能够体现独立电影的精神,那么只能是实验电影。实验电影更能够代表独立电影根基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东西,即追求影像本身的创新性。在《持摄影机的人》(1928,维尔托夫,苏联)这部影片中,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手持摄影机的人,面对世界的那种新奇和惊讶的感觉,如烟火般展现的剪辑、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效果,将一个新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摄影机成了人们“延伸了的眼睛”。

实际上,世界并没有改变,只是人们感知它的方式改变了。最终被改变的是人自身,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框架,是人们面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影像有多少可能性,世界与人们就有多少可能性。探索影像的边际和极限,也是探索人的想象力的极限及边际。如果说具有颠覆性,那么实验电影的本性就是颠覆,只是它所颠覆的是人们的视觉经验,观影模式。然而,这项在极地探索的工作,为一般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实验电影的画面看起来奇特怪诞晦涩,不知所云。它有自己小小的传统和内行的眼光。

在宋庄这个先锋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影展留出“实验电影”这样一个单元,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艺术家们自己掏钱支持独立电影,提供自己的工作室作为展映场所,也应该有这个因素。在根子上,实验电影与先锋艺术是相通的,这也是现在更名为“独立影像展”的原因之一,必须包含纯粹是影像方面的探索实验。实话实说,这部分的内容如果拿到电影局去报批,恐怕没有人会看得明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能够衡量。也实话实说,中国实验电影的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次影展上获“实验创新奖”的两个作品,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瓢虫哀歌》(近藤聪乃,日本)、《所有的行都流出来》(林育荣,新加坡)。

这次影展,剧情片有了明显长足的进展,它是竞争最激烈的那个单元,无奈只有两个奖项,当选者只能是一个长片一个短片。章明、张真、陈翠梅三位评委深感不足,于是影展向组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增加奖项的前提之下,特别推荐几部影片,以资鼓励。最后评奖结果如下:优秀剧情片奖:郑阔的《南风》(长片)和陈莉华的《马拉自在》(短片),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为黄骥的《鸡蛋与石头》、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和杨明明的《女导演》。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还有一个电影学校,每年暑期开班,训练时间约四周。《南风》的导演郑阔正是这个电影学校2009年的学员。他毕业之后拍摄了两个纪录片《789站》和《暖冬》,《南风》是他去年在辽宁葫芦岛拍摄完成的首部剧情长片,这次影展也是这部片子的首映。郑阔声称他与共同拍摄的朋友孙杨都喜欢北野武、纽承泽,喜欢《教父》和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他忘记谈到了他其实还喜欢《美国往事》,这部片子里明显有向《美国往事》致敬的细节,包括感伤的音乐及其他等等。独立制作一部黑帮片,存在多少难度啊,但是他们却完成了,影片放映时激起观众极大的兴趣。

在观看这部片子时,竟然令我时时联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诞生前后。电影这个东西,天生具有一种面向现实的本能,面向野性的当下现实,俗话说的社会的“阴暗面”或“黑暗面”。当年美国也是因为电影中突然涌进了大量黑暗丑陋的内容,促使了电影审查制度的诞生。与中国不同的是,那是行业协会内部的自律章程。这部《南风》几乎每走一步,都突破了当今中国审查制度的框架,但是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警察包养妓女却不付钱,而是由妓女每月按时向警察交保护费;为泄私愤他在办公室里残忍地将一个小混混打得满脸是血,最终由更大的黑社会头儿出面摆平这件事。政府部门通过领导的秘书牵线,将拆迁的“钉子户”交给黑社会去解决。包括其中全裸的镜头,警察与妓女之间的S/M,那场在浴池里的砍杀,被追杀者裸体跑向了大街。这些显然为今天的审查尺度所不容,但是它们却绝对电影属性。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属于控制不住的电影本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出台电影的分级制度。不难估计,这部影片若是通过审查,票房虽不如《让子弹飞》,应该也会过亿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与现有审查制度的冲突,并不是提供独立电影的最终理由。更重要的是另类气质,在影像或精神方面的另类探索。这部拥有商业潜质的《南风》,可以看作“另类独立电影”:其中真实现实的成分,最终都笼罩在有关江湖的传说当中。细节是真实的,总体却是虚幻的。这样的片子只是暂时在独立电影中藏身,“借窝生蛋”,一旦机会到来,它就要飞走。

与《南风》的气质相反,评委会特别推荐的这部《女导演》,放在任何条件下它还是一部独立电影,是运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剧情片。片中的阿明和月月从导演系毕业等于失业,于是拿起摄像机互相拍摄,互为镜像。两位年轻女孩出语尖刻,针针见血,对于对方和自己一样不留情面,互相羞辱中保有一份互相之间的温情,有点伯格曼电影的遗风。然而镜头却不沉闷,明快流畅,风格锐利。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女孩的表现,是在场的摄影机激发出来的。女导演杨明明本人也在片中演出,她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刘索拉、张辛欣。这部影片是在该影展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开幕式上停播的是年轻女导演黄骥的《鸡蛋与石头》,已于今年2月份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获奖,是一个农村留守少女被长辈性侵的故事,导演声称其中有些细节正是自己的经历。这是一部私电影,并不讲究事情来龙去脉的一般性交代,径直运用镜头语言,将受害少女的孤独、恐惧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她的忍耐、梦想和成长。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设计灵气十足,令人惊讶。十分突出的还有摄影,由黄骥的日本丈夫亲自掌机。

同样在这个影展上面世的还有这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导演柴春芽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影片没有故事,主要场景由老人、少女、疯子、河流、山川、动物(驴、骆驼),皮影戏、传统戏剧以及回忆组成。初看上去,令人想起塔尔科夫斯基或者安哲罗普洛斯那样的“诗电影”,再看下去发现它其实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荒芜破败的现实中,重新走出曾经有过的理想、光荣和辉煌,再现这片贫瘠的土壤曾经有过的恩典与呵护。尽管技术上还有些生硬,但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尝试。在放映之后的闲聊中,导演提到了《石榴的颜色》。这是拍摄于1968年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独立纪录片老将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赵亮(《上访》、《罪与罚》的作者)与我本人,我们三人共同担任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参加展播的纪录片共有50部,其中有少数在别的地方展映过,绝大多数是这次影展首次露面。

纪录片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影像质量有比较大的提高,表达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内容和视野越来越宽广。长达三个小时的《走马水》(田波、王苗霞),将民俗学、人类学的传统内容,与当下现实矛盾揉合在一起,呈现了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村子的立体状态:在古老深厚的土地之上,上演一出小小的破绽百出的“现代戏剧”。两位导演不仅有拍摄意识,而且有放映/与观众交流的意识,提供了独立制作纪录片影像质量的新指标。

《生活而已》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样式,也属于极少数派私电影。导演魏晓波将机器架到了与女友的饭桌前和卧室里,记录他们结婚领证前后遇到的一波三折。年轻人恋爱时充满锐气和一往无前的,但是回到现实,房子与钱成了两人结合的障碍,随时引爆激烈的冲突。没有人喜欢变成那样,但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过了,拿自己出来露丑卖乖不值得,但是对于纪录片这头不知餍足的怪兽而言,任何真实对它都不嫌更多。

我自己有点偏爱一部50分钟的小片子《中国协奏曲》,导演王博是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年轻人。他将镜头对准了2010及2011年的重庆街头,拍摄了当时遍地红歌的政治、社会景观,同时又有意识地对制造权力幻景的“景观”本身作出解构。当他拍摄街头群众演出时,把镜头集中在某个拥有笨拙身材和面容的人身上,直到让她释放出在浓妆彩衣之下的真实气息。这个片子属于作者的写作类型,比较自由;只是从街头采集来的影像,带有过于偶然的性质。片子里不断提到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我不知道,安氏的这部粉红色的片子若是放在今天我们的影展上,会不会给它得奖。影展播出的另外一部片子《安东尼奥尼与中国》(刘海平),这部片子沿着安东尼奥尼曾经走过的道路,又走了一遍。

来自台湾的两部片子也有份量。一部是《面包情人》,关于在台湾老人院打工的菲佣,导演以温婉深情的镜头,讲述这一群远离家乡人们异乡奋斗的苦和乐。另一部是《舞台》,关于台湾歌仔戏团面临的危机和传承,再次展现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焦虑。坦率地说,《舞台》的导演吴耀东,曾经拍摄过非常好的纪录片《在高速公路游泳》(1998),关于一个焦虑、堕落有自杀倾向的青年,与26岁纪录者本人之间权力与反权力关系,拥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比较起来,最近的这部四平八稳,看上去是为电视台放映准备的。显然,不仅是审查制度限制人,资本也是一样。

面对这么多好片子,舍弃它们的一部分,是无奈和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很快意识到,任何奖项都有其局限性,一个影展有这个影展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影展的传统,她的特色以及创新性想象力所在。当然我们的头脑和眼光必须是敞开的,应该鼓励所有新的探索,但是我们还必须遵守自身的限制,这个影展而不是那个影展的限制,遵守中国纪录片传统与特色的限制。我本人理解这个小小的传统,简单地来说,就是长期深入、不辞艰辛地关注边缘人群,让那些沉默的人们得以被看见和被听见。

纪录片单元选出来的三部获奖片子为:

一、《遍地乌金》(黎小峰、贾恺)。获奖理由为:“以有力的镜头,捕捉了野性的现实”。

影片有关近年来陕西榆林发现煤矿之后,昔日封闭宁静的遥远地方,一下子变得像脱了缰绳的野马,骚动不安,日夜奔行。从茫茫的现象及人群中能够找到一些有力的线索,跟踪和记载这种尘土飞扬的现实,非常不容易。片子先是采用新闻调查的方式,被问及的人们中有些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出生的;后来慢慢锁定到信息部(提供卡车运输的资讯)房租的争议上来,并深入锁定其中的一名妇女,有关她个人的家庭感情生活,揭示了在热火朝天之下,人们内心里感受到的徒劳、空虚和绝望。

在很大程度上,纪录片中粗糙不齐的画面,嘈杂刺耳的现场声,对于人们已有观影习惯的冲击,与实验电影的效果有类似之处。

二、《京生》(马莉)。获奖理由是:“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保持着节制和内敛”。这个评语的意思与上一个有点相反,不是强调所捕捉现实的野性,而是强调在现实面前作者本人的一种态度。影片主要有关上访的女性访民,身为女性的导演没有将她们看作异类猎奇的对象或采取简单同情,而是努力捕捉她们生活、感情内在逻辑,试图找出缠住她们命运的那些细小丝线:被一些偶然的因素推着走,一旦进入却无法回头。这样的态度不仅将这些人变为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自己生活的某个写照。

三、《吃饱的村子》(邹雪平)。获奖理由是:朴素的影像,同时承载着来自被拍摄者、作者本人及历史的多重压力。这个片子是吴文光草场地工作站“记忆·饥饿”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年轻人拿起摄像机回老家听老人们讲述大饥荒年代的故事。它其实是第二部片子,前一部为《饥饿的村子》。第二部记载了当邹雪平将前一部拿回村子里放的时候,遇到的境遇种种。老人们一方面认为这个片子好,但是又认为它不能去国外放映,怕丢了中国人的脸。年轻导演本人还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

这次影展中作为闭幕电影展播的这部《三峡啊》(王利波),是一部直接面对政治的纪录片,可以说是一部政论片,一部反对意见的政论片。影片采访了从李锐到戴晴以及有关水利专家关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并到库区现场访问了移民们的面临的难题种种,既有宏观的立场又有深入的细节,背后涉及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这样的片子在影展中所占份量不多,但是不去回避现实的尖锐性并愿意承担这种尖锐性,也是这个影展的底线和特色。王利波将这部片子送到宋庄是对于影展的荣耀。就我本人来说,这部片子已经超出了这个小小的影展,它应该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尽快被更多的人们所了解。

王利波导演此前拍过一部《掩埋》,关于1976年唐山地震预测中被压制的不同意见。手持DV来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件大问题,他的工作添加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力量。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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