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
――古擂台对联
半夜里突然一阵凄厉的嘶叫：“哎哟，打死人呀！”从对面牢房里传出来，我们都惊呆了，从炕上爬起来挤在风门上看三号牢房（我想起来了，牢房对犯人而言叫舍房），其余的舍房也在惊呼：“爪啧？爪啧！！（重庆人说：‘什么？什么！！’）”。写到此，我想问原野先生，他应该知道“惊营”这个词汇的含义，牢房同样，如果某一处产生怪异的声音，就象传染的疾病电波，大家都会痉挛怪叫。那阵子我们都惊营的叫：徐管理，徐管理，快叫徐管理（监狱长姓徐，犯人在姓后加管理称），对面打死人了。枪兵在岗亭里也叫：安静，不许吵闹！嘿、嗨、嗨！！！一时间的声响此起彼伏。
岗亭铁门哗啦响开哐铛的声音，监狱长钥匙声音夸夸的随急促的步伐响着，一边同时在吼喊：“嘿！嘿、嘿！不许吵闹，谁闹就要追究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三号里哎哟的叫声还在，但没有那么急迫，变成了惨叫后的呻吟。我在九号舍房里和大家一样感觉惊异，不知道为什么。只看着对面，监狱长打开了舍房，招手从劳动号里来了红毛将胡光友双肩架起，几乎是拖出来的。闹嘛嘛的声音还在吵嚷，同时听见冲水声音。
我们舍房里最年长的刘光远和胡光友，他们是老交情。刘光远的模样很有趣，看过苏联影“夏伯阳”的就知道他的形态，几乎一模一样。鼻子高高的尖耸，整个脸庞都向鼻尖集中。他和我的同舍房的时间最长，他是典型的四人帮分子。刘光远和胡光友曾经是造反派战友，文革共事，又都是北碚本地人，所以刘光远一听就知道是胡光友的惨叫声。胡光友是个老实巴交的人，面容几乎没有特点，背有点亢（驼之说），走路也有点拖漫。是个很简单而且直爽的人。到1978的时候，他被关押了十年整，但就是不判刑，其间放出来几个月，又给抓了，那是什么“一打三反：鬼名目的时候。因为是造反派倒霉，保皇派得利，判刑一单边又把他抓起来关着就是。
为什么惨叫，谁打了他。对，一定是伊达轩，肯定是他！我们判断是这疯子病发。伊达轩几乎和我同龄，个子和我也差不多，176公分左右。那时候他也不到三十岁，也许比我小，关押时间多久不知道。大家只晓得他因为说反动话而从北碚西山坪劳教农场转来看守所，也就是说，他的性质从在劳教为人民内部矛盾，化为必须判刑的敌我外部矛盾。只要一进看守所，性质就变了，毋庸置疑。
伊达轩和伍罐的都是那里来的，出身也一样，都是成份不好，不同的是伊达轩知书识礼，最爱读艾青的诗，疯病中他也偶尔就念念有词的说艾青，并朗诵诗歌。其实，那年头敢说反动话的人比不多，而说了则被认为是蠢，都给整怕了，就麻木，彻底口服心服了这个高压政权。伊达轩的脸带椭圆型，给有点浮肿感觉，脸上松泡泡的，舌头说话不很清楚。他的病最麻烦的就是瞬间突然爆发，就可能为所欲为，甚至把人往死里整，抓住什么就用什么打。
那个晚上伊达轩半夜起来，趁大家在熟睡不觉中，就悄悄的起来端起一只带有粪水的粪桶，高高的举起，突然一下狠狠的砸在胡光友的头上，他的头伸在炕沿，正在熟睡中，这一砸，痛得胡光友大叫不止，造成“惊营”。幸好胡光友的头还硬抗住了，要完了，他家里也没有人，独身的，28岁就坐牢，到我去的时候，可能快40岁。第二天红毛趁给我们舍房打水的时候说了全部过程。我顿时心里很生气，也为胡光友不安。毕竟和我同姓，常有种特殊的感觉，他一度身体不好的时候，监狱长就提拔他出来做临时红毛，只要这样，犯人的身体就会恢复，吃得饱，空气满足。在看守所里，只要当上红毛，就是进天堂。胡光友有这样的机会就会给我通风报信，说点听来的外面新闻，在那样的条件下里，很够交情的。
就那次他的头颅被砸之后，第二天监狱长把伊大轩调到我们的舍房来，可恐怖了，大家睡怕他再来一次，谁受得了。于是，都把头靠近炕板的里壁，谁也不敢在边沿。伊达轩也不和大家说话，有时候自言自语，有时候傻笑，有时候沉默，一个人独自在风门口唱歌，说反动话，打倒共产党啊，社会主义坏呀，没有逻辑，凌乱的语言。当然，敢骂共产党让人愉快，我还佩服他。但要袭击无辜的犯人，让我们很不安的。每天都在恐惧中过，很不是滋味。但他好象也没有什么不正常。我知道他的神经可能一触即发，荒延的事谁也无法估计。
那是个下午，大家午睡之后无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一点小事，伊大轩和我发生争执，突然眼露凶光，向周围看，似否要找什么东西来对付我，我心中突然火起，想起他打胡光友的狠毒，更怕他拿到东西对我不利，先下手为强，我冲上去就一横勾拳打出，他头一晃，就重击在他鼻子上。哇！这下血流如注，他紧紧的喔住鼻子，血还是涌出指逢，牢房里又开始惊叫，打架了（牢房里经常发生）。监狱长急急过来，把伊达轩叫出去就关了门，竟然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可能以为我自卫而已。上药后将他独自关闭的空号房。我因为恨他，更怕的是他可能的袭击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同时，当我看到他无声的喔着流血的鼻子，我又后悔了，毕竟他是病人，神经有碍，而我在打他的时候丝毫没有当病人看待，那一拳看我赢了，而且赶他出了我们的号房，让大家都觉得平安，但是，我内心不平安，觉得内疚，好象不该那么打，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是不是我的过敏心理。
在牢房里最怕的是关单间，一个人一天还可以，两天也能过，多几天就难受得不得了，寂寞，空洞的寂寞就袭击人的心理。魏京生说他关了单间，只有自己对自己说话。伊达轩关单间精神更坏，天天独自在牢房风门里唱，闹，喊打倒共产党，毛主席坏人，这可让监狱长不舒服，最后，他渐渐不做声了。早上我们放风看见他的头在窗口，嘴巴张开流延，舌头大大的堵着嘴巴，发出呜呜的叫声。红毛告诉我们说，伊达轩被公安局请来的重庆医学院教授打针之后，就象那样。
哦！天！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对付一个疯子，让他嘴唇永远没有了发声的功能。那以后，伊大轩越来越痴了，叫声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后来几乎不知道他了。我更内疚了，是我害了他，我不打他那拳，他可能不会隔离，而且说不定在我们舍房里慢慢的健康起来，也难说。但是，我毕竟打过他，那一拳头很重，喷泉似的的血因我…………，我下手之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利害的一次。也许他的鼻梁已经给我打坏，然后是舌头给监狱长弄坏。他在健康与病魔的边缘，被我狠狠的推下了深渊。出狱之后，每当我回忆到牢狱里的情景，那个下午，那次冲突，那一勾拳，我觉得自己成了凶手。
后来听到伊达轩的情况有点喜剧，他的台湾的舅舅回大陆来观光，一位国民党高级将军，把重庆的统战部门吓坏了（我的老婆的舅舅从台湾回来，也把当地的统战忙得够惨，他不过是蒋介石的厨师而已，去年九月才过世），忙叫监狱的将伊达轩放好好的医治，给他弄了一套有几间美观漂亮的屋子。后来怎么样，我就没有听到下落，健康了吧，还许他记得牢狱里的事，记得我。但我的确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尽管我经常去北碚，毕竟我的妻子在那里工作，女儿在那里读书，我每周都骑着摩托，飞驰在道，可再也没有见到和听到伊大轩的名字和音讯。
我希望他好起来，过正常人的日子，更希望他能上网，冲破火墙，理解外国，说不定能上海川里见到我的文字，知道我已经对他忏悔，希望他的原谅。能做的我只有这些。
当然，他也想报一拳之仇，我一定默默无声的让自己的鼻子流血。
时光如秒，如分，如刻，如时的流逝，似有波涛，似无风浪。我想象着难熬的判决等待，渴望着突然的判决结果，满怀着希望的判决时间，不至于――还许――将我终身为囚。在看守所里，等待判决是每个犯人的唯一出路，只要你不会戴上脚镣手铐，对生存的希望就是巴心不得早日获得判决，早日遣送服刑，早日迎来释放，早日回到高墙之外，那样的最后的结果，直到进了牢狱才明白自由的可望而不可及是何等感受。一万年太久，只争判决，这千奇百怪的念头，在每个囚犯心中象趴虫般的搔痒，一但成为菜板上的肉，就得任人宰割，无可奈何感觉，自自然而然有过深深的后悔和惋惜。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