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是中国历史进程走到了一个急遽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局,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社会的变形已经处在一个天翻地覆的起始阶段。这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构筑那无与伦比的独特文明进程的同时,要把所有的社会问题与政治诉求仅仅在数年或在数十年间的狂热时期中一举解决,这显然是需要一群政治人物的所拥有的非常特质;以及在政治智慧上拥有相当的知识文化和现实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从中国历史的各种变革运动中所呈现出的现象;大致可分别出两种类型。

一个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既成的政治制度展开批判的知识型的思想体系。从东汉党锢事件的清流派士大夫到宋代的新党变法、明代的东林党以及复社、清代的戊戌变法。这些连绵相继、脉脉相承的知识型的思想批判之体系,无论是针对当朝的政治腐败,还是以寻求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路径,都不乏起到历史和社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强大的专政独裁的暴政统治下,却显示出那么的无力和脆弱。他们所有的思想,永远都摆脱不了对君王的效忠和臣服。在这种意义上,其思想的批判力度就凸显出柔弱和遮遮掩掩的张惶;其思想的煽动性与颠覆性,显然对当时的社会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无非是一种知识分子在百无聊奈的哭喊中;宣泄其癔病似的烦躁。

另一个是从秦汉的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到后来的太平道、白莲教、太平天国的这种民众反叛和暴动的体系。这一反叛和暴动的武装都是以暴力革命为特质的,他们企图用暴力的强制性颠覆其当时的腐败王朝。虽然在某个时期也取得了相应的统治权力,但是无论如何在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以适应于社会巨大变革的形式下,那些用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暴动集团,一般都在数年或数十年之内便象一座座巨大的沙塔;被其对手以及在内部的自相残杀的内讧中轰然垮塌。这种从历史中连绵相继、脉脉相承下来的两大体系,到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基本上还是持续对立和互不相干。从太平天国革命追寻到东汉的黄巾起义中的核心组织太平道,从他们的组织形式中可以看出,所有中国民众的起义和暴动,其前期的组织工作,几乎都是以宗教秘密结社的存在为前提;并通过其宗教活动将参与者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起义和暴动的动力。这种以宗教形式秘密结社的特点:组织的非公开性、具有秘密的宗旨、仪式和暗号、在某种时候也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和买卖;特别是以反抗官府的权力为主要目标。崇尚神秘的上帝、神佛的下凡,以及用劫数的变化和末世的观念煽动其参与者的思变情绪。以结拜义兄义弟的方式和封王的许诺;一层层地将组织机构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教主的手中。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以前的各种起义和暴动组织的特征。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在内,他们的思想理论只建立在宗教崇拜的意义上,当他们在起义和暴动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应的政权时,这些宗教崇拜的思想显然不足以支撑其权力的正常运转。相反,政教合一的思维方式,使得这些农民暴动的起义军在治理政权的同时顾此失彼。其所造成的恶果,就是政权的腐败、自相残杀、最后导致政权的丧失,军事上也因其政权的丧失而导致全军覆没。农民暴动起义军的最大弱点:其组织表象上严密,而实质上却是散沙一盘。他们起义暴动的最大目标,就是在复仇心理的唆使下,杀仇敌、杀贪官,并在屠戮中获取金银财帛,同时也掠夺和奸淫妇女。用这些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满足自己私欲的扩张和身理的欲求。在“杀富济贫”这杆大旗的招摇下干尽丧天害理的猥琐勾当。

因为没有人伦道德的观念以及政治信仰的理念,所有在“杀富济贫”

中派生出的口号,对一切民众来说几乎都隐含着极其邪恶的灾难性恶果。不难看出,农民暴动起义的组织人员:第一类是农民、小商贩、以及各种各样以出卖苦力为生的贩夫走卒,还有靠手工艺为生的手工业者。第二类是一群群具有破坏性的社会人渣,其性质几乎是以杀人犯、强盗、邪恶的侠客、越狱逃窜犯等。这一群一群的社会人渣受到犯罪心理及其私欲扩张的极大的支配,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来探究其生存和发展,这些人几乎是使国家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这些人群及其所作所为,用一个现代的政治名词,便可看出他们的全部概貌:流氓无产者。以这一群群流氓无产者所组成的群氓,无论是在有政府和无政府的情况下,以及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的治理中,他们都是酿成国家和社会失序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血腥事件的祸根。因此,他们暴动和起义与其说是“杀富济贫”不如说是涂炭生灵。当这些由流氓无产者集结而组成了一群群暴动起义的队伍时,不妨再将他们提高一个层次:即群氓革命者。这些群氓革命者用暴力武装的手段掠夺着一切民众,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反对其暴力革命的人们,就连同情和倾向他们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遭到杀戮。

因为在这些群氓革命者的心目中既没自由的精神,更没有宽容的情怀,在他们的暴力革命的行动中,将宽容、平等、博爱以及自由的每一次思想的闪现都变成了侵占、掠夺与杀戮的坟场。在获取了一定的权力后,民众为生存而向他们伸出渴求的双手时,他们掷出却是血淋淋的人头。这就是群氓革命者的全部实质。

毋庸质疑,19世纪中叶的满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外交上都处在一个腐朽而已经走上黄泉之路的朝代。中国在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与地主合成的小农经济;以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品贩卖者所组成的松散个体经济的存在。此外,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新增添的外国经济的投资;以及本土民族经济合成的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外的经济的投入、官方经济和民族经济的合成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状态。由于清廷的专制腐朽,外国强权势力的资本投入;以及制度中官方资本的附庸,还有比较薄弱的民族资本;在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都没有形成独立而强大的资本市场的经济体系。加之民族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体系,在清廷专政暴政的体制下,无法形成改变现实的主流,中国社会所凸显出的时代精神,都是一种明哲保身、颤颤微微的恐惧,以及无病呻吟的心理宣泄和歌功颂德的奴才性质。并在小农经济、世俗的个体经济、还有外国资本、官方资本、民族资本的包围中,显示着时代精神的张惶。一个极其糟糕的腐败政府在皇权恐怖独裁的支配下,已无法治理这个慌张和堕落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的现实状态中。在外国资本、官方资本、民族资本合成的市场竞争中;而这个市场经济的资本竞争又是处在一个坏政府的治理中,这种治理又显示出无政府的现实状态,于是国外的政治干预和军事干预就实属难免。一个腐朽的政权,其军事力量肯定是软弱无力的。清王朝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当然就是受外国侵略的灾难。而这个制度的官僚们正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最大帮凶。一切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实质,就是对外软弱无力,对内凶残无比。

我们不否认外国对中国侵略的现实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的民族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在那个张惶的时代中,是否做到了自强不息。外国的资本主义能侵略中国,这就证明了19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一个柔弱而堕落的国度。其时代和民族的精神以及国家的实力,还有国民承受的能力都经不起外部强权势力的攻击,并在这种攻击中一败涂地。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和毫无实际意义的赞美处于那个时期的群氓时代。当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之时,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发展信息。

1776年美国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的胜利,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可是还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开国元勋的心理素质、政治道德以及人伦的性格,是决定这个国家制度走向的关键。社会的和睦与稳定是基于制度的好与坏和国民的适应量度。如果说,开国元勋的心理素质、政治道德和人伦性格都是崇尚宪政自由民主和以尊重人权为己任的宽容态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是幸运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给世界各国作出了人权、自由、民主的典范性榜样。反之,事态的发展就象中国一样,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还在为自己的人权、自由、民主和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做殊死的斗争。

19世纪中叶,在封建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侵占、掠夺、镇压、迫害以及屠戮中,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与农民的经济生活在暴政王朝及其官吏的盘剥下,越来越陷入到生死存亡的泥潭。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进了城镇,为了谋生,他们历尽艰辛而得不到温饱。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得不去干一些违背其心理和良知的事。久而久之,便从农民的群体中蜕化出一大批浪迹江湖的流氓无产者。随着社会对他们的压榨以及冷漠和凶残,这些人也逐渐以暴制暴地由单个的个体,组成了一群群秘密的社团。为了生存,这些秘密的社团什么事情都敢干:杀人越货、反抗官府、劫富济贫(这种劫富济贫的勾当,主要是体现在救济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身上,压根儿就没有体现在那些极端贫苦的弱势民众的身上)。当这些事情越做越大时,这些秘密社团的身分便凸显出暴动与起义的趋向。

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城镇乡村中,就隐蔽着大量的这类群氓革命者。

他们是暴力革命的火种,当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之时,这些社会问题就会象干柴一样囤积起来。当那些群氓革命者将其点燃之时,暴力革命的烈火便会迅速燃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实际上,中国近现代的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共产革命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爆发起来的。这三次大革命的规律基本一样,都是在民不聊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同时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强大的压迫下而掀起的暴力革命运动。所以说,在一个坏政府的治理和运转中,其所导致出的恶果,就是以暴制暴的革命运动给民众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生存灾难。

历史政局的演进,大多数时段都是在社会发展的同一类型中进行着内部的运转。但是,当各种乱象的社会矛盾象垃圾一样积淀在社会的每一个旮旯中;而达到终极临界点之时,整个社会所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转动力,便会发生突破性的变革。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可谓是凝重丰厚,但是,在帝王暴政的统治下,所积淀的社会乱象和矛盾,也制约着中国文明的长足发展,并长期滞留在类似于中世纪野蛮残酷的时代中。虽然中国文明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与欧美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精神与文化资源,但是在帝王暴政的统治下,这些资源早已被腐败的政权所侵占和掠夺,并在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中大肆挥霍,使其资源逐渐地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抗衡无疑是一种搬石头打天的无聊举动。当大一统的江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危机的时候,暴戾的执政者常常煽动起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拒斥欧美先进政治体制和先进的市场竞争的经济模式,是专制独裁暴政者的首选。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政体变革和经济革命和欧美的政治文明与经济文明相比,其概率几乎等于零。这就是在专制暴政的统治下,那些被煽动起的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给中国带来不可饶恕的罪孽。

当积淀下来的社会乱象的矛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无法得到圆满解决时,革命的风起云涌再所难免。在群氓革命者中也不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憎恨,主要体现在科举考试中的名落孙山,十年寒窗的苦读、仕途的辉煌和光宗耀祖的梦想,在历次的科举考试中都化为了痴人说梦的喧嚣,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憎恨社会的情结。更要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浸淫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伟大仕途的自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丢不掉噩梦。他们所苦读、所学习而积累的知识,不是去服务于社会,而是要经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进入官场去统治和奴役社会和民众。于是在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和暴动起义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当的就是煽动颠覆前一个朝代后,又为新的朝代制定统治和奴役民众的政策。19世纪中叶,当民变的思维与社会乱象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这个时代正在孕育着一个群氓革命者的领袖──洪秀全,他的出现将使中国社会再次进入到一个以暴力革命攫取政权的杀戮和血腥的罪孽时代。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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