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政治腐败、金融漏洞、区域失衡、人口失调、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就业困难、社保不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道德低下、诚信缺失等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绝不可以等闲视之，而在现行体制之下，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获得及时、妥善的解决，有一些问题还在不断的恶化。而中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常常拆东墙补西墙，引发出一些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对此现状，不仅国内外的异议精英们有着深刻的认识，执政的中共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这些问题的后果将会是什么？是否会造成社会与经济的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崩溃？如果产生了这样的后果，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而对此，大家的看法则差别很大。
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中共统治的失败都必然会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某些持此种看法的人们甚至希望中国的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最好是中共腐败到一塌糊涂、不可救药，最好是把小事变大、把矛盾激化，然后银行破产、股市崩盘、产业凋零、人民穷困，直到把中国搞到天怒人怨、天灾人祸、起义政变、四处烽烟、人民离乱、内忧外患的地步，到了那个时候，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冲突就可以将一党专制的弊政恶政暴政一举摧毁，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可以顺利实现了。
我以为，这样的想法不仅幼稚可笑，而且不客气的说，它与中共的专制逻辑其实不相伯仲，都含有以普通人的人权和福祉去要挟别人的味道，颇有恶意，诚不可取。若以这样的想法去设计、指导、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其前景就殊堪忧虑了。将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国家灾难和人民痛苦之上，将政治转型的突破口设定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败，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灾难转型论”。本文试图说明“灾难转型论”的可能的来源，并指出其存在的谬误。
一、经济崩溃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正相关，但与政治民主化无关“灾难转型论”可能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中国人只要还能吃得上饭、穿得上衣，他们就会对实行野蛮统治的坏政府保持克制和忍耐，就不会冒险犯难去反抗专制，更不会心血来潮去要求民主，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大难临头、人人自危的时候，人民才敢于与统治者翻脸，才会丢掉幻想、揭竿而起。因此，若要造就今日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氛围，若要唤醒民众反抗暴政，经济崩溃与民生灾难似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显然来自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浪潮及随后的改朝换代。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起于王朝末年政治昏暗、人祸频发的动乱年代，起义领袖和士兵大多出自于饥民、难民、灾民和流民的群体，如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王仙芝、李自成张献忠，大都属于此种类型。陈胜对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意思是说，造反大不了也是一死，反正是活不下去了，就不如豁出去大干一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从历史事实看，经济崩溃导致的生存危机确实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也确实蕴藏着推翻暴政的巨大能量，但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农民起义也具有骇人听闻的破坏性。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起义的斗争手段曾经是“正义”的，因为农民起义的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的暴力政治，农民起义的财政更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财政，如果不杀人放火、不奸淫掳掠，起义士兵就得不到犒赏，起义军也根本就无法在全民灾难的岁月中养活自己。所以，每次大起义过后，中国无不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都市破败、国库破产，比如，黄巢的劫掠就使得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长安从此破落、从此永远不再复兴，这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可要厉害得多，张献忠的残暴屠城比日本军人导演的南京大屠杀也不遑多让。若比起宫廷政变和武装割据来，农民起义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侵犯一向要严重得多。而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也没有发现，农民起义曾有过比“彼可取而代之”更伟大的革命目标，这样一种代价惊人的野蛮斗争形式，它固然可以承担起改朝换代的历史责任，但绝不可能造成真正的政治转型，它断然负担不起保文明、保人权、争自由、求民主的政治义务。
揆诸世界历史，事实上，我们既找不到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是从专制政治的经济灾难中破壳而出的先例，倒是相反，与走投无路的贫民们的殊死的激进反抗相比，知识阶层、中产阶级的倾向于保守的反抗，其政治后果却往往要积极、有效得多。当今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它们之中，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曾经托了经济崩溃、难民造反的福而忽然民主起来的。
当然，一个比较富足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一个遭受了经济灾难的充满仇恨的社会则更难建立和巩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种认为中共把中国的经济搞得越糟就越有利于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想法，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二、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不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灾难转型论”的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是误将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等同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经过反右、文革、六四和法轮功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共已经丧失了主动改良、自我更新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任何可能性，那么，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促使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否则，民主政治新体制的建立便无从谈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就等同于中国的政治转型，更不意味着凡是不利于中共延续其一党专制的一切事态就都是有利于民主宪政的事态。
1911年，孙中山曾经相信，推翻了满清皇帝，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便已达成，然而，中国至今为止，没有了真帝制，仍然是假共和。当年，大清朝廷的灭亡不等于民主共和的确立，现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也不会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中共的统治诚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直接障碍，但它绝不是全部的障碍，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最大、最难克服的障碍。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地方自治的锻炼、公民社会的成长、法治精神的培养、民主启蒙的深化、经济自由的扩展，这些建设性的工作至少不会比促使一党专制的消亡更加次要或更加简单。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即使中共的专制政治今天就垮台，那么，明天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民主精英，倒极有可能是某些打算“登基”的武夫或极端分子，明天的中国政治也一定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宪政，倒极有可能仍然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制政治。
以此而论，经济崩溃固然会削弱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加速其消亡的进程，但一党专制之消亡的进程与民主转型之确立的进程并非同步，甚至也并没有相互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令普通民众衣食不济的经济灾难，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人权的灾难和自由的灾难，掌权者及其附庸们、接近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们正好可以凭借先天优势大发国难财，同时捞取其充当乱世枭雄的政治资本。到了那个时候，现行的一党专制固然难保，然而，却不仅不会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可乘之机，相反，倒会给中国的政治进步增加障碍。天知道那将会产生出多少令人厌恶的不必要的政治插曲。
三、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将更加有利于民主转型
“灾难转型论”的另一个错误是它相信如果在中共的统治下经济、社会、民生状况越来越好，中共的一党专制就会越来越稳定，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会越来越遥远。
当前的中共早已不再有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令人敬畏的超凡魅力型领袖，经济绩效已经是中共维持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撑，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共的统治权威成正比的。我们已经看到，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大跃进遭到惨败，人民大批饿死，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时候，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反而一浪高过一浪，到文革时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产生产生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共的政治体制反而日渐退化，统治权威日益衰朽。两相比较，前者说明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并没有起到削弱专制权威的作用，后者说明经济的巨大增长也没有起到强化专制权威的作用。可见，中国改革的经济绩效并不足以证明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更不足以证明这种体制就是应该永续生存的。若要探寻中共统治体系衰变的原因，倒正是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才使得中共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碍手碍脚，显露出其丑陋不堪的真实原形，正是因为人们从有限的经济自由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才使得妨碍人民获得更多自由的现行体制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客观地说，尽管中共不愿意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它并不愿意越变越好，但实际上，它也并没有越变越坏；尽管中共一直拒绝进行主动的、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逐渐进步，由于民生状况的逐渐改善，也由于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事实上，它施展专制暴政的政治空间比过去狭窄得多了。对于中共来说，这并不是它所乐意的，这是专制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但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这却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收获。
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试图以一种大爆破的方式，在一种灾难性的社会环境中，以高昂的人权代价，将本应点滴累积的事情一举完成，这多半是一个既残酷又浪漫的政治幻想。在中国，一党专制的衰亡是必然的现象，只是时间或早或晚、代价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一党专制衰亡的过程也就是良法善政累积的过程。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专制怪物或许就再也找不到它安全的藏身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衣食足、仓禀实虽然不会直接地促成良法善政的形成，但当然会有利于它的点滴积累。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饥寒交迫、治安混乱、动乱频发、起义不断的社会中积累良法善政，而在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改善的社会中，即使统治者无意推行良法善政，但迫于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夹击，恐怕也就由不得它一意孤行下去。所以，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无疑将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转型。
民主中国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