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白银“四清”大冤案——读于开国《铜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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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事件,是四十年前“四清运动”中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和准备。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不肯对历次政治运动作出反省,还是死不认错。现在仍在实行钳制言论、镇压民主、迫害异己的反动政策。】

一,于开国拍案而起

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刘少奇则附和: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据此,这场在农村被称为“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又称“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又统称“四清”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最初估计有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刘少奇等人的影响,认为“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在这无中生有、蓄意夸大的敌情观下,由刘少奇挂帅的四清中,据不完全的统计,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从机关、企业、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团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这些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批转的《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就是其中一个冤、错、假案的典型。此案流毒全国,起了极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这起已被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颠倒过来的案子,一九八九年又被当年亲手制造这起冤、错、假案的原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颠倒了过去。高扬在他《我爱冶金》一书中,仍把“白银夺权”当作自己的丰功伟绩,仍在恬不知耻抒发他“光荣”、“高尚”的情怀。于是,当年白银的创业者、白银四清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后来做过白银市长的于开国先生拍案而起,写了《铜城风雨——白银四清大冤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北京),要为四清蒙冤者讨还公道。

二,高扬文窥伺方向、包藏祸心

三年人祸饿死四千万人之后,许多人性未泯的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中共白银市委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许多市委成员纷纷谴责“中央到省委书记张仲良、市委白国明,都是唯心主义者”,“这个问题毛主席应负责任;三面红旗问题,刘主席、周总理要负主要责任”,承认“这几年我们已经干下了祸国殃民的事情,再不要吞吞吐吐”,“毛主席再不检查纠正,就要犯斯大林后期的错误”。真是义正严词、掷地有声!

然而善于窥伺方向的高扬文,却从这些实事求是的话语里看到了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他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关于白银市委利用会议公开进行反党活动的报告》中,诬陷白银市委第一书记王菁华、市委副书记杜芳铭带头“刮起了一股反党的恶风,他们大肆污蔑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公开为高岗、彭德怀翻案,气焰嚣张,达到十分疯狂的程度。”在高扬文压力下,中共甘肃省委也迫承认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严重的右倾”。这样,一场杀气腾腾的夺权斗争就像戈壁大沙漠的沙尘暴一样,迅速笼罩了整个白银地区。

三,高扬文心狠手辣、血债累累

一九六三年三月由副总理薄一波主持的、研究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会议上,嗅觉灵敏的高扬文自动请缨,要求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组长。高扬文从全国抽调了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其中副部级二人、地司级三十人、县团级五十多人)进驻白银公司。高扬文一进场就宣布白银公司问题是政权“落在了资产阶级手里”,要夺回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的领导权,要从男女关系上入手,把“五反”变成“六反”。在一百八十天里就给二名经理、三十名处长、六十八名科长和一百八十七工人,共三百五十六人扣上乱搞男女关系帽子。

据保守估计,高扬文在九千多人的白银公司之四清运动中,用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捏造事实、歪曲夸大、罗织构陷等手段,批斗了近二千人;给一百六十七人戴上地富反坏帽子;三百九十五人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二十六人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三百五十八定为道德败坏;五十二户被抄查;五十一人被逮捕法办、劳动教养;五十六人被押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押送公司工程队监督劳动的一百二十七人;自杀十四人;自杀未遂十一人。诬陷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甘肃省副省长黄广斌为修正主义分子;对公司副书记兼经理李子奇等三人,或开除党籍、厂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将另二名领导干部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全公司十二个厂矿中八个被夺权、十三个处室中七个被夺权,有二十二个车间被夺权;全公司八百多个班组都派了社教队员,大部份班组长被夺权!

随后高扬文又挟经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写得精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的《夺权报告》威力,把手伸向白银地区,组织了五千人的工作团进驻几万人的这个小城市。结果,中共白银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无一不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遭到逮捕法办、撤职、开除党籍、降职等处分。以滥捕、滥斗、滥杀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高扬文,因此声名大噪,到处介绍他反修、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经验。一九六五年因此被提升为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初再升为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十分讽剌的是,这个以“阶级斗争专家”自居高扬文同志在文革中也大吃阶级斗争的苦头,被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和机关干部批判得狼狈不堪。

四,四清为文革作了准备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用大量事实论证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是互相启发、相互影响的。毛泽东在形成和发展他的极左思想上,刘少奇、薄一波、高扬文等人都有很大贡献。他们在四清中大搞人海战术,如江苏省的农村四清工作队有六万人左右,城市工作队有二万人左右;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五万四千人;浙江省抽调了三万一千多人参加试点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工作团近三万人。以大兵团造成最大恐怖和威慑,掀起更高的革命浪潮,这是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北京,数千红卫兵进驻冶金部的滥觞。

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四清中,“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就完全是“四大”的架势。大搞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非法斗争、抓人、打人,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如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一个区中共斗争了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二十一人被打,六十五人被捆,三人被吊,四十二人被罚跪。北京市郊区自开展四清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共发生自杀事件四十起。

刘少奇们的这些做法,都为文革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他们的这些经验,最终都成为他们自己的陷阱,成毛泽东打倒他们的利器。只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或者活到平反昭雪捞到了更多的实惠,如邓小平、薄一波;即使死了也有庞大的遗产为子女所继,如刘少奇、贺龙。悲剧在于:白银公司以至全国各地在四清和连绵不绝的各种运动中,被白白整死的人、被无辜整错的人,都无法再追究,甚至无权追究,更没有赔偿;整过人、害过人的如邓小平、高扬文之流却死不认错、从不忏悔,他们的党至今还是坚持那套与民为敌,残民以逞的路线。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告别任人宰割的黑社会主义?才能享受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

争鸣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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