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理想的文学史”——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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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Xie Yong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CFP/供图

《靠不住的历史》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26.00元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34.00元

 

《往事重思量》谢泳/著中华书局2013年11月22.00元

 

2007年夏天,学者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后,他先教了两门课,一门是本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一教就是三年,后来他把研究生课的讲义修改编成了一本书,在台湾出版时的书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2010年底在广西师大出版时被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

谢泳虽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科班出身,但他从1985年就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当编辑,较早接触了从王瑶先生以后,相当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写作,在编辑中体会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初的研究虽是业余的,但为他进入厦门大学教书的系统考量做了一定的铺垫。他说自己讲文学史也好,剖析文学史料也罢,重点是让学生听课后对所学的专业感兴趣,同时也能下手搞研究。尤其对史料的寻找和应用特别强调要下功夫。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涉及和关心中国现代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理解,首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对史料的运用,他觉得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靠不住,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一般说来,传说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

9月1日,记者采访了在山西老家休假的谢泳,听他讲现代文学史的定义、学科特色,以及重写现代文学史的难点。对钱穆提出的“理想的文学史”,谢泳却认为不存在“理想的文学史”。

现代文学学科地位不高

《文化广场》:你在厦门大学讲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如何定义?

谢泳: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时间是从1917年算起,这些年许多研究者要上溯这个时间。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等的说法,在研究方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在空间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也在变动,把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写作也算进来,作为研究对象,这个可以理解。但我们一般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史还是比较狭窄,主要是指1917年后,中国大陆地区,以汉语形式产生的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文化广场》:现代文学学科有什么特色?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确立的时间,与其他学科比起来还很短,因为时间短,它的学科地位严格说来也不高,门槛相对较低,一般人都敢轻易闯入这个学科,而一般人是不敢轻易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甲骨文、敦煌学一类的专门学问的。王瑶在1952年的一份自我检讨中说过:“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认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

还有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标准不明显。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基本文献本身主要以白话文献构成(只有早期少量的文献是文言),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本身不具备难度,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还没有建立,这使得它的专业性不明显。这门学科的系统训练,很难在文献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谈鲁迅,读过几篇文章的人可以谈,读过全集的人也可以谈,而读过所有研究文献的人也在谈。好处是易于普及,缺点是不易于提高。

古代文学史旧版水平高

《文化广场》:从1988年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至今,26年过去了,有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怎么解释?

谢泳:1988年“重写文学史”说法的提出,特指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个人以为,目前还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的情况很复杂,因为1949年前,我们有过相当多的文学史著作,你看陈玉堂先生过去编的《中国文学史旧版本书目提要》就会知道,在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下一个“有”或“无”的结论是简单的,就我个人有限阅读情况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大体上还是旧版的水平高,比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体例可以讨论,但对文学作品的基本判断,可能还是前辈学者更有眼光,这是一代学者的总体学术修养决定的。

不存在“理想的文学史”

《文化广场》:“理想的文学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出版的哪部比较接近?

谢泳:我以为不存在“理想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史”只是一种著述形式,它的好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一个时段内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系统、完整叙述出来。但它的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不丰富,可能是所有文学史都难避免的现象。因为单独个人完成的文学史著作,对于所有文学史现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完整精深研究的,现在学者个人的文学史修养更是有限,能在部分方面有较好修养就不错了,全面很难。而集体著述以整合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情况,在事实上完成好的文学史写作,也极难。比如上世纪60年代文学所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最好的学者都参加了,连钱锺书也参加了,但因为时代的关系,这部文学史的短处也很明显。因为文学史要叙述全面的文学情况,个人完成通史性“文学史”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断代的文学史著述,可能会好一些,单独的的“文体史”著述可能也会好一些,我对通史性的“文学史”不看好。

时代制约是学者面临的难题

《文化广场》: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和不足?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无改观?

谢泳:这个很难讲。我感觉对学者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两个,一是自己的学术修养,二是时代对我们研究的制约。必须承认,这后一点还是需要我们直面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还有经济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个人潜心写作与各类学术课题的冲突,长远的学术积累与短期的学术评价制度等,都对文学史写作构成制约,要求学者完全不考虑课题的兴趣至上,是脱离现实的,而国家设计学术的时代里,个人有时候很难完全对抗。不能说没有兴趣至上的学者,但他们的处境会在客观上影响好的文学研究出现也是基本事实。因为依靠时间和同行评价学术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功利性的学术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比如获得各类机关高级奖励的学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显示它的被动,如果国家奖励的多数学术成果,在未来的时间里被那些边缘的、个人化的研究所取代,那么说明这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是有问题的。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出版界自然的再版选择。如果一本文学史著作在完成多年之后还有自然的再版命运,也是时间对学者的最好奖励,这个奖励似乎更靠得住,学术的命运最后要有由时间来决定,好的学术一定有生命力,坏的学术一定是短命的,无论它获得过多高的当代国家声誉。

《文化广场》:重写文学史最大的难题在哪里?

谢泳:学者的文学修养和时代对学术自由的保障。

旧体诗群体应进当代文学史

《文化广场》:1985年钱理群就提出“20世纪文学史”概念,要把晚清与“五四”打通,但至今这套书只有陈平原写出了第一卷。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是否该割裂?现代文学的时间节点是否该重新断代?

谢泳:这是个专业问题,我可以不回答。

《文化广场》:曾经被新文学排斥在外的通俗文学、旧体文学可以在主流文学史占一席之地吗?

谢泳:我以为可以,但这取决于个人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理解。也就是说,同的文学史著述观念,会导致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关键是要处理好相关文学历史间的关系。比如旧体诗的问题,我以为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旧体诗的那个群体,不但应当写进当代文学史,可能还要给予高度评价,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那个时代里,更多从这个方面体现出来,而且用旧体诗传达现代思想和感情,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它的高度。

读文学史关键看谁写

《文化广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其个人化的文学史。而目前学术界的流行说法是:专家的学术专著应该是有个性和创新意识,而一般文学史教材则要求平稳,传授一些基础的知识。理想的文学史是有个性的文学史,还是应遵循教科书模式,有一定之规?摆脱一般大学教科书而形成个人研究风格的文学史著作,是否可能?是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进入大学讲堂?

谢泳: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著作,我还没有读到。我们读文学史著作,其实和看其他书一样,不在乎是什么书,关键要看是谁写的,作者的水平决定它的一切写作。至于大学里的文学史教学,我个人也是这样的判断,用什么样的教材是第二位的,关键是教书的人的文学修养和趣味,简单叙述文学史知识,在网络到来以后变得极为简单,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提高文学修养和养成文学趣味,要让学生懂得文学的妙处和高处。现在的文学史教学,在提高学生文学修养和养成高雅趣味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学生的文学修养和趣味还不高。

《文化广场》:是否需要一部把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台湾等中国边远地区原住民的文学纳入研究者视野的全面的文学史?

谢泳:现在的文学史写作,大体已经这样做了,但做得好很难。

 

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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