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709案中被捕的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网上发文说：代理律师张重实成功会见谢阳，律师在会见室等待时，听到走廊远处连续传来被警察打的呼声和大哭声，有五六分钟之久。
谢阳到会见室後陈述，他要带资料交给律师，警察袁进不允许，双方发生争执。袁进将谢阳的手铐卡紧，打发另一警察走开，将谢阳拖上楼道拐角处，用拳头击打谢阳头部数下。张律师等待会见时听到的凄惨声，就是谢阳的呼声和求救声。
陈桂秋写道：“在张重实律师等待会见时都发生如此恶劣的殴打行为，想想在此前的一年零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谢阳到底都遭受了什麽？我们强烈谴责看守所对谢阳的非人待遇！我们一定会将此事诉诸法庭，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对谢阳施暴的袁进，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恶警。中共的公检法是最黑暗的领域，人们或许会用中国谚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汉娜·鄂兰的“平庸之恶”的概念来解释袁进的作为。但是，即便在警察内部，也并非所有警察都如此之坏，也没有来自上级的丶明确要求他们如此作恶的命令。那麽，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袁进这样的恶警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可供参考的研究是美国学者布朗宁所着的《平民如何便成屠夫：一零一後备警察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一书。一零一警察营是德国治安警察部队的一支，是未经严格训练的後备部队。长期以来，人们聚焦於负责管理死亡集中营的党卫军，而忽略了负责清除犹太居住区的这只人数更多丶素质不高的队伍。一零一後备警察营的成员，大都是未能入选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平民，被称为“草根阶层的行凶者”。战后直至六十年代，这些成员才受到调查和审判，布朗宁在研究相关档案材料时，震惊於“骇人的大屠杀罪行和一张张行凶者的面孔之间形成了如此残酷的对比”。
布朗宁在书中提出了“平民变成屠夫”的三个原因。第一，他们将加害对象视为敌人，视为畜生，视为病毒，认为犹太人对第三帝国的辉煌愿景有巨大危害，故而必须清除。如约翰·道尔所说：“对他者的非人格化，对形成促进杀戮的心理疏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说，“疏离”，而非疯狂和残忍，是後备警察一零一营行为的关键。这个解释用在今天的中国，袁进对谢阳施暴，因为他认为谢阳是“国家的敌人”，才心安理得地在其会见律师之前殴打他，他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第二，这些平时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市民，是道德的“沉睡者”，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惯於爲其行为制造藉口，其中最令人震惊的辩解来自於不莱梅港一名三十五嵗的金属工匠之口：“我努力了，我能做到向孩子开枪。当母亲领着孩子来受死时，一切就这麽发生了。我旁边的人打死母亲，然後我打死她的孩子。因为我说服自己，失去母亲的孩子毕竟也活不长。这麽说让我的良心得以释放。”在中国，袁进也用这样的解释让自己释怀：我不打他，别人也会打他。所以，他下班回到家中，可立即变脸成温柔的丈夫的慈爱的父亲。
第三，布朗宁发现，警察关心自己在同志眼中的形象，远超於他们关心与同爲人类的受害者之间的纽带。“犹太人存在於他们的人类责任和义务范围之外。”这种在同事和敌人之间的“我们”与“他们”的两极分化，“显然是战争中的普遍现象”。用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话来说，这些警察被“权威人格”异化。中国是另一种形式的第三帝国，虽然没有处於与敌国的战争状态，但中共政权无时不刻在进行一场对公民社会的战争。袁进对谢阳施暴，可以在同侪中显示他对工作尽责，以此作为晋升的“投名状”。於是，警察系统中诞生了一种“比恶”机制。
我们必须记录下袁进这样的恶警的名字，不仅要在未来民主化的中国，在实现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将这样的作恶者送上审判席；更要在当下让他们爲其恶行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呼吁西方国家将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列入拒绝入境者的名单；每年由国际人权组织汇集一份“人权侵犯者”的名单并广为传播；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索出他们亲朋的资料并向他们的亲朋发信揭露其恶行，让他们在亲朋当中扮演的“好人”角色彻底破产。
来源：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