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祭式写作”，是我从郑义先生为《刘宾雁时代》写的导读《愈远愈亮的星辰》中借用来的：刘宾雁在献祭式写作中，将生命、人格与文学融为一体。他这个人本身，必将持久地影响着我们，比他的作品更为恆长。
我很赞同郑义这个定义，就把“献祭写作”拿来做这篇读后感的题目。
纵观刘宾雁新闻人生与作家生涯不难发现，他每次逢难遇劫，皆因坚守了新闻人和作家的良知，拒绝与谎言合唱，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所有报纸无一幸免地沦为谎言制造厂、梦话集散地，记者笔魔幻成权力集团的眉笔，讲真事说人话在新闻纸上几乎成为恐龙蛋、大熊猫的荒谬岁月，他却高擎“干预生活写真实”的新闻理念火炬，逆流顶风勇敢前行。《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在“反右运动”挖坑撒网前相继发表，既赢得无数读者激赏，也惹红了最高当局的眼珠，刺痛了“英明领袖”的心肺。在随后而来的阴谋“阳谋”上下其手，明枪暗箭兼发齐射，阴毒围猎中国知识界时，《桥梁》和《本报》作为刘宾雁“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中的“极右”，遭受长大22年的残酷迫害。
如果说刘宾雁当初的写作尚没有预见到、至少是没有完全预见到是在“献祭”，那么，在“老君炉”里炼了22年后重出江湖时，他应该非常清楚，思想壮士以笔当剑，横刀立马再度出征，燃烧自己的心作引路的火把，在如蝗的矢雨里，每前行一步，都可能中箭落马、掉进陷阱、触发高压电、身陷地雷区，离献祭时刻更近一步。
自《人妖之间》、《艰难的起飞》、《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报告文学从他的心扉笔端喷薄于世，在举国轰动中，善良公义之士的每一次狂欢激赞，无不伴着邪恶不义者的恶毒诅咒声、咬牙切齿声、霍霍磨刀声、欲扼住真理的咽喉夺命灭音的狞笑声……
宾雁先生不会掂量不出，自己所做所写的一切，权力当局会给他什么“报偿”。然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圣徒情怀，使他虽知途艰路险，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我有幸与宾雁先生见过一面。遥想那次相见，重温当时的谈话，我更钦敬郑义先生把“宾雁式写作”定义为“献祭式写作”的深刻确当。
1986年冬，宾雁要“出事”的传闻已暗潮涌动。我的狱友高先生与我同怀感恩与牵挂，专程到北京拜望宾雁。高先生与我不仅像亿万国人一样，深受宾雁先生的精神普惠，还多得了常人不曾蒙受过的恩德。高先生和我都曾做过因言获罪的“政治犯”，出狱后在底层苦苦挣扎。宾雁先生对我们格外关爱，尽其所能施与援手。高先生所着的《歪曲形态论——犯罪心理学研究》面临出版困难时，是宾雁先生推荐给了他的同道挚友——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先生才得以出版。侯玉生先生与我合写的以高先生为生活原型的报告文学《炼狱中铸造的心理学家》，也是宾雁先生推荐给了兼任《啄木鸟》杂志主编的于浩成，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二期。
我记不清确切日子了，大约是那年岁末的一天上午，我们来到《人民日报》社家属楼宾雁先生家。第一次走近心中的精神高山，一向笨嘴拙舌的我，笨拙得更上一层楼，说过几句憋在嘴边的感激话，就默默地听他们交谈了。高先生是第三次拜访宾雁先生，老友相见，话题自然没有忌讳。
那天，宾雁留给我的最深印像，不只是身材高大伟岸，目光深邃极富穿透力，思路敏捷言谈坦诚。细观他的神情举止，仍能看出长期透支心力体能的疲惫。让我永难忘怀的话题，是宾雁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配上手势的那些话。他指指写字台上堆得小山样的一摞摞信件，摇头摊手感慨道：我已难以正常生活，正常写作，很多稿约一再拖欠。每天都有诉状求助信源源不断寄给我，无论我怎样尽心竭力，也帮不了这么多人，何况我仅仅是个拿得动笔杆的人，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能量。可再想想，人家为啥不去求告公检法部门而找刘宾雁，还不是因为信任我？弱者的每一份信任，都是一份不能推卸的责任……
在宾雁给我们的茶杯续水时，夫人朱洪插话：不仅正常生活和写作计划打乱了，经济压力也越来越重。有的外地人带着干粮来京鸣冤告状，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我们不忍底层冤民露宿街头，尽可能给他们安排吃住。还有人被职能部门多踢了几次皮球，慕名找到宾雁，已经花光了回程路费。不管最终能否帮人洗冤，当下必须给人买张回家的车票。
临别，自然要来点口惠，祝愿宾雁平安度过这个人生严冬。他半眯着眼，超然达观地笑答：大不了开除党籍公职。真的“双开”了，我就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外摆个书摊，自写自印自卖自己的作品，践行宪法里的言论、出版自由……
回想当时他对自己命运的预判，虽有“献祭”党籍、公职的准备，直到教廷的判官对他的“自由化”“罪行”下达裁决书后他才知道，“献祭”党籍、公职，远远不能抵消教廷对他的怨毒仇恨。长达18年，至死不得再踏故土的异国流放，更是远远超越他想像力。
然而，教廷对叛逆者的污名与加害，常常成为圣徒的加冕礼。
在宾雁先生被最高当局命名为“人民公敌”前，我虽然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知道一些他的故事，但全面解读宾雁先生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胸怀广度、灵魂亮度，竟是反复品味最高当局费力花钱搞的那个《刘宾雁反动言论摘编》之后。
《反动言论摘编》，是从一个“县团级”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我边看边把精妙的段落摘抄到阅读笔记上。有时摘抄完一段，忍不住咂舌惊叹当局对刘宾雁“太好”，高效免费传播刘宾雁的思想理念，给白鸽泼墨不仅泼不出乌鸦，反倒让泼家弄丢了人样。把油门踩到底的文宣猪头们甩轮撞墙后醒过神，又急急挂倒挡，层层追缴，抗洪救灾般防堵《摘编》继续扩散传播。那些政治癫痫患者们，又给世界添了一出搬石砸脚的好戏。
我也听到过一些责难刘宾雁《第二种忠诚》的声音。其实，每一段历史活剧中的人物，都难挣脱“局限性”，因为当时的舞台就那么大，想超越舞台的演员，可能连出场亮几嗓的机会都没有。
我是在拉开距离回望刘宾雁时代时，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当时能公开发表进入大众视野的所有作品，在钻过审查制度的密网前，自己就得先掂量“网眼”的尺度。在剥下权力的狼皮时怎样轻捷下刀，触及敏感尖锐的话题时如何“艺术化”表达，不知消损了他多少本不该消耗的脑细胞。
我们应该承认，刘宾雁当时所处的政治生态、新闻环境、文学氛围，是政治冰河初释乍开。在这样的历史时分，刘宾雁敢做、能做的，只能冲撞历史藩笼，实难冲破虽然生鏽裂缝、却依然坚固的专制铁屋。我们应该理解，引发激烈而长久争论的《第二种忠诚》，倘若他当时亮出人权、民主、自由的“第三种忠诚”，他的主要作品毫无悬念地成为“抽屉报告”、“哑巴文学”，也就不可能有光耀文学史册的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自然不会有“刘宾雁时代”。
人类精神天空的高度是无限的。前人抵达的制高点，都将成为后人再攀新高的台阶。当我们站在前人的肩头“一览众山小”时，即使忘了向脚下的人梯感恩致敬，至少不要贬斥撑托你的梯子，更不可往梯子上撒尿吐痰。
由马云龙先生为刘宾雁作传，我惊叹这是“上帝的安排”。虽然我相信上帝太忙，无暇直接安排此事，却借人间之手，做了最佳安排，让郑义先生、北明女士请托激励马云龙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
我以为，没有比马云龙更合适的人选了。
刘宾雁有过22年的“右派”磨难，马云龙经历过4年多的“政治犯”炼狱；刘宾雁终生秉持新闻人的良知正义，马云龙是追随刘宾雁的雁阵中坚定的新雁；刘宾雁不仅以笔当剑直刺不义与邪恶，且慨然伸手施援弱者——马云龙曾以《大河报》为阵地，决然捅破河南艾滋病的重重黑幕，把真相暴露给世界；他不仅最早在《河南商报》上报道了聂树斌案真凶现形，且为聂树斌冤案平反奔走呼告10余年；刘宾雁因忠于新闻真实、历史真相至死被最高当局屏蔽消声，马云龙为持守新闻人的良知道义，被新闻管制机关拉入“黑名单”，密令中国大陆任何新闻单位，不得出现马云龙的身影……
马云龙为刘宾雁作传，不仅是两颗中国良心的拥抱共鸣，也是为献祭写作者的献祭写作。
从决意写《刘宾雁时代》那天起，马云龙就预见到这种写作必将承担的风险。“维稳”机关窥探到这本书将在美国出版前紧急叫停，并警告威胁：如果出版了，后果很严重。
马云龙断然回应：出版合同已签，停下来是不可能的，甘愿承担一切后果。
《刘宾雁时代》在美国出版后，虽在域外华人里流传甚广，却被中国大陆权力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死死阻挡在国门外。破网而入的“漏鱼”甚少，连作者也仅有少量样书。中山大学“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陈卫夫妇，有幸得到一本作者签名的赠书。正是这个“有幸”，意外引爆出了那颗“严重后果”的炸弹。
2014年农历大年初三，于世文、陈卫夫妇等数10人到赵紫阳的故乡河南滑县公祭“六、四”惨案24周年。“秋后算账”时十人被抓，也由此诞生了“郑州十君子”这个享誉世界的“荣誉称号”。于世文、陈卫夫妇被抓抄家时，抄出了有马云龙签名相赠的《刘宾雁时代》。
要说这个执政集团做事效率低下，也不尽然，那要看干啥事了。声言的好事，常常是舌头摇了10年，手还在袖筒里袖着，只有作恶时才一日千里，甚至一日好几千里。于世文夫妇被抓的次日深夜，家居海南的马云龙，就被河南警方和海南警方联手抄家，《刘宾雁时代》自然是第一号猎物。郑州距海南数千公里，长不出翅膀的郑州警察，只有乘飞机方能如此神速。
马云龙早就有随时被抓的心理准备，甚至在电脑桌面上留过近乎“遗言”的文字。他知道当下抄家先“抄”电脑，便给人家备好了“最后自白”，申明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他虽早有被抄被抓的心理准备，却从未想到，一介年近古稀的书生，竟能招来多达15人的抄家队伍。他一看这阵势，估计牢狱之劫将再次光临，在人家风风火火左抄右抄时，他从容地把牙具毛巾等生存必备物品装进手提包……
在专制集团形形色色的政治胎记里，愚蠢，总是不会缺席的。与好心办坏事相反，“坏心办好事”，也是诸多蠢行中之一蠢。《刘宾雁反动言论摘编》演绎出的意外结局，就是这种蠢行的“典范”。原本企图通过断章取义集中会展刘宾雁的“反动言论”，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彻底失明，按他们的意欲，同仇共愤官家的眼钉肉刺。结果是，升级换代版蠢货们又多了一回种豆得瓜，种瓜得豆的记录，反而让众多以前不太关注刘宾雁、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有幸得到刘宾雁人性光辉的照耀、民主思想的启蒙、人道情怀的滋养、敬佩他挑战“宙斯”的勇气、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仗义代言的侠肝义胆……
《摘编》式蠢行，时隔多年后又来一次。
这次的愚蠢程度，比1987年春那次，堪比恶花并蒂。
在刘宾雁逐出国门18年，客死他乡遗骨寄放美国5年后的2010年12月22日，他魂归祖国骨埋母土的生梦遗愿，终于部分成真。虽然遗骨冷灰被最高当局“许可”归葬在北京妙峰山下的天山墓园，却决不允许刘宾雁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刻在墓碑上。这通墓碑非常奇绝，不仅是中国，也可能是满世界也难寻第二。碑文至今留着“天窗”，只有下角“刘宾雁”三个字，苦等者与自己的墓志铭“团聚”。
其实，刘宾雁的墓志铭并无一字涉及人权、民主、自由、公民、选票、分权、制衡这些当局听了虚汗淋漓、血压升高、肝火熊熊的话。他仅仅写道：“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大概万能的上帝也没这一“能”，也无法解释墓碑上的天问，这个平和超然得连个惊叹号都没动用的墓志铭，为什么要封杀？敢给出理由吗？
那么按照他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用户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荒谬逻辑，难道刘宾雁的墓志铭改成“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说了他不应该说的话”，他们就满意了？就准许刻在墓碑上了？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空着墓碑，是对刘宾雁的再加冕。证明他们依然仇恨依然恐惧刘宾雁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只要中国权力当局依然仇恨刘宾雁，恐惧刘宾雁，刘宾雁就没有远去，刘宾雁的意义不仅在昨天，在当下，也必将在明天。
“刘宾雁”三个字与墓志铭在墓碑上最终拥抱，当是不存悬念的结局。不管那一天还有多远，定然是晨星给历史长夜报丧、旭日为新时代领航的日子。人心搭起的凯旋门，热烈欢迎宾雁归来。
我要用身体语言结束此文：向宾雁先生的英灵深深鞠躬，向马云龙先生深深鞠躬，因为有了两代人薪火相传的献祭写作，我才有幸魂游《刘宾雁时代》，重沐刘宾雁的灵魂光辉，蒙受马云龙的精神照耀。
2016年8月23日 郑州
——《纵览中国》December 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