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春编者按语:这是一篇对民运的批评与期望的文章,其中所涉及的民运问题,当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目前中国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民众对中国民运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也痛心于民运中的一些问题。如何担负起时代责任,不负民众的期望,是每个民运人士与组织深思的大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大量民运人士互相指责、攻击,即民运内斗的电子邮件,你来我往,非常热闹。这使我想起了胡平先生在《北京之春》2016年1月号和2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造反派为何闹分裂,打内战?》,那篇文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打内战的情况。如果能分析一下正在发生的民运的内斗,就更有现实意义。

其实,任何党派、政治组织都有内部矛盾,都发生内斗。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他的夫人及助手宋庆龄与他的继承人蒋介石(蒋介石还是宋庆龄的妹夫)斗争了几十年,直至逝世。中共建党已经九十多年了,九十多年来中共的内斗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习近平与中共党内反对他的各派势力之间正战犹酣。西方国家所有的政党、党派、政治组织中,同样都存在内斗。所以民运有内斗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我对民运内斗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主要是从几个月来收到的大量电子邮件了解了一些情况。根据这些电子邮件提供的信息,我觉得民运的内斗不同于造反派打内战;与一般党派、政治组织的内斗也很不一样;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党派、政治组织的内斗相比较,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民运的内斗有其独有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有人进行谩骂式的论战,各种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出现在他们的帖子中,有的帖子整篇都是粗俗地骂人的脏话。

有些人喜欢说中国是具有悠久的5000年文明(文化)史的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讲礼貌,惯于骂人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孔子毕生的志向是“克己复礼”,他竭力推崇的“礼”,他主张恢复的“礼”,乃是周礼,是等级制度中的各种规则、仪式。与现代汉语中待人要讲礼貌的“礼”毫不相干。

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明、文化,那是由文字记载传下来的。中国古代写的是文言文,它与老百姓日常的讲话是完全脱节的。而历来识字的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但是他们不懂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所以事实上中国存在着两个文化系统,一个是文字记载传下来的文化系统;另一个是民间口头相传流传下来的文化系统。两者可能互相有影响,但却是十分不同的两个系统。

我在国外生活了七、八年,在国内时也接触过不少外国人。据我的观察,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比较不讲礼貌,更习惯于骂人。在北京话和各地的方言中,骂人的词汇、语言之丰富是各种外语都无法比拟的。骂人文化应该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鲁迅的杂文中曾谈到骂人“三字经”,其他作家、学者几乎无人谈中国的骂人文化。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中国骂人文化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就无法考证了。互联网出现以后,发明了不少骂人的网络语言,如:草泥马、马勒戈壁、用“逼”或“B”来代替女人私处的那个字,等等。中国的骂人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我讨厌骂人文化,对于骂人文化在中国广为流传感到无奈。我只能希望今后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骂人文化能逐渐式微。至于我的这个希望能否变为现实,我也不知道。对于我来说,凡是在辩论中动粗口谩骂的,在考察你的辩论内容之前,你先理亏三分。

第二个特色是,有些人指称张三、李四等人是中共的特务(或特工、特线、卧底,或五毛),另一些人指称王五、赵六等人是中共的特务。他们抓住一两件事情(有时候这件事是片面的、扭曲的,有时候这件事是否真实尚未被证实),就一口咬定某人是中共特务,而且永不改口。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各种言行都被他们与中共特务联系起来,说成是证明他是中共特务的证据。即便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明这个人不是中共特务,他们也会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硬把这些事说成是证明他是中共特务的新证据。

这使我想起了“疑邻盗斧”这个古代寓言故事。《列子,说符》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人有亡鈇(注:鈇即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而,掘于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这个故事还不能描写指称某人是中共特务的指称者,必须把故事的后半部分作如下的更改:失斧者到山谷去挖地,挖出了遗失的斧子。他说:“我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是邻人之子偷了斧子。他得知我在怀疑他,怕我到他家去把斧子找出来,就把斧子埋到我常去挖地的山谷里。”把寓言故事这样更改以后,才能确切地描述那些指称别人是中共特务的指称者。

在民运队伍中有可能混入了一些中共的特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如双方指称者所指称的那样有那么多中共特务。我们应该对中共可能派特务打入民运队伍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但在指控某人为中共特务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随便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务;如果有所怀疑,只能放在心里,自己在处理事情时保持警惕就行了,不能在言论、行为举止上表现出来。

第三个特色是,民运内斗所争论的问题绝大部分不涉及政治路线、方针、策略的问题,而是涉及经济问题、财务问题及个人的品行问题、道德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

第四个特色是,有些人打着“民运”的旗号,却在干着破坏民运形象、败坏民运名声的勾当。例如,有人以民运组织的名义,帮以出国打工为目的的非法移民申请政治庇护,替他们出具假证明,证明他们是“民运人士”,帮他们拿到居留权,为此收取钱财。

第五个特色是,有少数所谓的“民运人士”为了一己的私利,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他们以“钱”和“色”来行贿;伪造历史,招摇撞骗;栽赃陷害;造谣污蔑;威胁恫吓;毫无诚信,满嘴谎言;当面抵赖,耍无赖;坑蒙拐骗,骗取钱财;撒谎造假已成为他们的本性;

民运队伍中为什么会出现第四、第五个特色中所说的那些败类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式病毒”侵入了民运队伍(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9月号的《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一文)。

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象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大举扩散,有可能颠覆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中国式病毒。简而言之,中国式病毒就是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腐化堕落和腐败。中国式病毒在全世界扩散,当然也必然扩散到民运队伍中来。民运队伍中的一些人中了中国式病毒的毒,就成了民运队伍中的败类。

所以民运队伍、民运组织不能只顾及组织建设,而且还必须注意思想建设,自觉地抵制中国式病毒的侵袭。怎样抵御中国式病毒的侵袭呢?我很赞赏《论语》中的一句话:曾子(曾参,孔子的得意门生)曰:“吾日三省吾身。”

每个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做到经常反省检查自身的一切言行。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只有随时经常反省自己,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中国式病毒的侵袭。作为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更应该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成为一个好领导的必要条件。

但是对于中了中国式病毒之毒很深的人而言,要求他们“吾日三省吾身”,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要求民运组织具有严密的规章制度,经过规定的程序,对这样的人采取组织措施,割除民运组织肌体上滋生的毒瘤,清除民运队伍中的败类。

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民运的内斗,有相当多的人持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保持团结、“枪口一致对外”的立场,也就是不要揭发民运内部的丑事、坏事,装作没看见,回避矛盾,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反中共。

我认为,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和稀泥,不能无原则地讲团结。而必须明辨是非,止恶扬善。那些民运队伍中的败类,以他们的言行败坏了民运的名声。现在有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在海外华侨、华裔和民运人士中口碑极差。真正想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的民运人士,怎能与那些人为伍,讲什么团结呢?对那些人必须揭发他们的丑事,让大家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民运组织能否经过一定的程序,割除民运组织肌体上滋生的毒瘤,清除民运队伍中的败类呢?据我的观察,现有的民运组织是一些松散的政治组织,要做到清理自身的组织有相当大的难度。究竟能不能清除民运队伍中的败类,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静观其变。

如果民运组织不能清除组织中的败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采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态度了。也就是说,把那些败类看作“沉舟”、“病树”,虽然要费一点时间和精力来向人们说明那是些“沉舟”、“病树”,而且必须对他们的污蔑、攻击作必要的反击,但我们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我们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必须做的事情上。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们纠缠不休,我们要越过这些“沉舟”,扬帆前进。

现在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共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中共专制政权即将崩溃。有的人认为中共政权还能维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了。认为中共政权不到十年就会垮台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2012年底曾预言:“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有80%的概率在2020年以前崩溃。”至今我仍坚持这个预言。

中共专制政权迟早要垮台,这是全体民运人士的共识。中共专制政权什么时候垮台?各人有不同的看法。高智晟认为中共政权将在2017年垮台;也有人认为中共政权能维持30年以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中共政权将在五年内垮台这样的预测来规划、制定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策略和行动计划。道理很简单,我们按照中共政权将在五年内垮台的预测来制定了策略,采取了行动,在2020年之前做好了应对中共政权垮台这种政治局面的准备,如果到2020年中共政权不垮台,那么我们就再等待一段时间,提前做好准备总没有什么坏处吧。反之,我们按照中共政权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这种预测来制定策略和行动计划,那必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计划,在我们慢慢地行动之际,中共政权突然垮台了,那时候我们就措手不及了。

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中共政权将在五年内垮台的预测来制定策略和行动计划,立刻行动起来。时间很紧迫,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那些民运的败类纠缠不休。应该尽快采取组织措施,把他们清除出民运队伍。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把他们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干我们的正事——为建立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而奋斗。

我参加过很多民运组织的各种会议,讨论会、纪念会、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基本上流于清谈、空谈,多半是从理论上讨论一些问题;很少谈到中国怎样实现民主化及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到要制定一个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行动纲领和计划。整个民运再也不应该继续维持这种自由散漫、无所事事的状态了(这种状态促进了民运发生内斗)。我呼吁所有民运人士都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什么途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为此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事?

现在有极少数人还在期待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宪政。这是白日做梦,绝无可能。我就不加说明了。

还有少数人在期待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人物,即期待共产党会发生分裂,分裂出一个民主派别来,他们会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现在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在共产党内存在一个有实力的民主派,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还有些人认为国内民众的反抗运动会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会引发革命,推翻中共政权,建立民主政府。这可能吗?事实上,目前在中国每年发生几万起(有人说是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其中有不少好几百人乃至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革命却无影无踪。

另外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中国有几百万(也许上千万)人在上访,其中有成千上万人上访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成了上访专业户。这些人多年上访,明明知道上访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依然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地继续上访下去。

以上这两种现象说明革命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死也不反“皇上”(即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闹革命的,他们认为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且绝无成功的可能性。即便有人认识到只有经过革命推翻中共专制统治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有这种革命思想的人为数极少,在每个地方他们只是孤立的个别人,不能形成力量,不可能发动革命。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即便有革命的种子也发不了芽。

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改变?改变老百姓的传统思想是需要时间的,二三十年以后情况也许会发生改变,革命的条件也许会逐渐成熟。但是我们考虑的是中共专制政权将在五年内垮台的情况。在五年内中国以某一次群体事件为导火索而引发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比从共产党分裂出民主派的可能性还要小。所以“发生民主革命”和“共产党发生分裂、分裂出一个民主派”这两种可能性不能作为我们制定行动纲领和计划的依据。

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民主革命”和“共产党发生分裂、分裂出一个民主派”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大,我们这些海外民运人士目前又能具体地做些什么事来促进这两种可能性的实现呢?由于这两种可能性是凭空设想出来的,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推论得出的,因此就提不出我们目前具体应该做什么,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采取这种守株待兔的策略,其结果就是错失良机。所以我们在考虑制定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策略时,应该把这两种可能性排除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外。这两种可能性即便存在,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我们费脑筋多想。

我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将是这样的:预计在2018 –2022年期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最可几的时间是2019年(参阅《北京之春》2016年3月号《为什么中国必将爆发经济危机》一文)。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GDP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大批职工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总爆发,政府没有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当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发工资、养老金,但是那会导致物价飞涨,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经济崩溃了,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而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也力不从心了。中共政权的政令根本没有人听了,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这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崩溃。

当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如果有一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来收拾残局,组建一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这就是我预估的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民运的志士同仁们,如果不赞同我的预估,或者对我的预估有所修正,欢迎批评指正,我将洗耳恭听。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国除中共以外不存在这样一股政治力量。那么有没有可能从现有的民运组织在五年内发展出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呢?完全不可能。有没有可能从共产党分裂出一股民主派政治力量呢?上面已经说明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我在《北京之春》2014年10月号的《去党留政行得通吗?》和《北京之春》2016年4月号的《预估未来八年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这两篇文章中提出建立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一个可能的途径。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提议(如果有人注意到了我的提议,并且对其感兴趣,想与我作进一步的探讨,请给我发E-mail,我的E-mail地址是:[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我就不在此重复了。我呼吁所有民运人士都来出谋献策,都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尽快建立起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以便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站出来组建一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如果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时,中国不存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就可能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以后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许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许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进党必然乘大陆大乱之机迅速实现台独;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独立,新疆很可能发生战争;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内战。

我相信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希望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那就必须尽快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

在文章的最后,我向所有的民运人士大声疾呼: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理论性的探讨和空泛的议论上,让我们更多地讨论具体的问题,讨论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民运的内斗上。大家都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经过什么途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为此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事?

怎样尽快地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

北京之春
2016年12月9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