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冤杀21年后才平反的聂树斌（网络图片）
最高法院终于宣布聂树斌无罪，他被错杀21年，真凶再现后为聂树斌喊冤也已过去11年。案件的重审比登天还难，最高法院发回河北高院重审后7年未见回音，之后转至山东高院异地审理，共延期审理4次。在漫长的等待中，聂树斌的母亲及案件的首位报道者原《河南商报》记者马云龙，都已成为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尽管在极权社会无法通过个案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们必须找到聂树斌冤案的“元凶”，否则，“下一个聂树斌”还是不知道自己冤在哪里，还是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一、此时写诗太野蛮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聂树斌无罪之后，中共喉舌媒体又在重复鬼话：“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正义迟到了但没有缺位”。御用专家学者又在歌功颂德：“有力践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是社会进步、法治昌明、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最高法院还总结出四条包括颂扬习近平和党的十八大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针对如此残酷和野蛮的歌功颂德，搜狐网以“聂树斌案平反昭雪，所有赞美都是可耻的”为题发表社评，但不久即被删除。试想，如果没有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的见义忘利，如果没有真凶王书金的良心发现，如果没有记者马云龙等人的忘记姓党，如果没有维权律师陈光武、李树亭等人的死磕到底，如果没有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省委书记周本顺和政法委书记张越的牢狱之灾，如果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法学教授徐昕等网民的11年围观，聂树斌案就永远是所谓的“铁案”。
无数良心未眠的媒体人、律师、学者、公检法人士及围观网民，不顾个人安危，抗争了十多年，才赢得了聂树斌案异地复查审理。中共所谓的“有错必纠”，是在人民觉醒倒逼之下，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很多冤案是出现“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这样的罕见情形，才得以沉冤得雪。由于专制体制没有宪政所具有的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冤案积累的太多，到了社会容忍度爆发的临界点，已经威胁到政权，不得不运动式的纠正一批，这与十八大依法治国方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仍然是人治下的纠正。那篇被删除的搜狐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考究聂树斌案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必然之中有偶然。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乃至更高层级的权柄旁落是关键，正是这些人为了官场利益，一手造成了”重判快杀“的聂树斌案，并在出现重大反转证据后，延宕平反逾十年。在昭雪的时候，仍要审视冤案的背景与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聂树斌案的平反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它的那些庞大的、乃至是系统性的阻力随着大势退却，出现一个个小的窗口，而后被矢志不渝的推动者捕捉，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你看，中共在为一批冤案平反的同时，也在秋后算账，一大批维权律师受到惩罚甚至被关进监狱，为集体蒙羞的特殊利益集团挽回一点面子。当年发起“聂树斌案中国律师独立观察团”的周世锋，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当年“里通国外”，接受“敌对势力”媒体采访，为聂树斌“告洋状”的“汉奸”律师江天勇已经“失踪”多日，数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及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联署“寻人启事”（声明）。当年为聂树斌案四处奔走的律师李金星，刚刚收到停业一年的处理通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冰发微博：“在聂案平反之际，我以为司法部门会给他（李金星）颁奖，没想到竟要处罚他。”
当极权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名义把个人吞噬着，在这个杀人机器上，御用文人盲目地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尽职，直到这个机器以最野蛮的方式吞噬同类时，仍然“只为皇帝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毁灭同类的丧事都能堕落成喜事，“尊重人”的文明在登峰造极的野蛮中毁灭。在此之后，如果还能面对一个不能“以人为本”的社会而赞美，写诗这种最不能抽象的文明作业成为不可能。若写，不是表现野蛮，就是野蛮的组成。
此时“写诗”太野蛮，但坟前烧判决书和启动追责也不能告慰聂树斌，只有知道聂树斌冤案冤在哪里，也就是找到此案的根本教训，才能让聂树斌的灵魂安息，才是真正的沉冤得雪。
二、根本教训只在“绝对”两个字
聂树斌案的真正教训绝对不是最高法院总结的“五条教训”：1、强化人权保障理念；2、强化程序公正理念；3、强化证据裁判理念；4、强化互相制约原则；5、强化有错必纠理念“。中共对这些理念和原则已经”强化“30多年了，但仍然不能遏制悲剧重演。这些所谓的教训，充其量只能算是枝节教训，而不是根本教训。
聂树斌案的根本教训只有一条——必须取消“党对依法治国的绝对领导”。“党对依法治国的绝对领导”，体现在“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个“绝对领导”是通过各级党委政法委去执行的。中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地方党委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的个案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干预司法成为常态，使法院审判沦为作秀。
政法委是一个凌驾于国家公器和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它只对党负责而不可能对法律负责，只为党的政治和政策服务而不可能为人民服务。随着政法委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政法委在维稳的旗号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几乎在所有的重大冤假错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黑手。在聂树斌案发酵之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内蒙古呼格案，只是政法委滔天罪行中的冰山一角。类似于“聂树斌冤案”在中国还有多少，这是一个“国家机密”。聂树斌被平反后，网友们将官方已有结论的错杀案件进行统计，形成了可观却又令人膛目结舌的34人“冤民录”。错杀和错判徒刑的案件难以统计，很多年迈的上访人因活不过聂树斌的母亲而死在上访路上，还有很多冤主的亲属把冤枉已经咽到了肚子里。“绝对领导”导致绝对独裁，绝对独裁导致遍地是灾。当年毛泽东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句话放在今日中国太合适不过了。
政法委书记的一个批示就可以杀人。据聂树斌案律师陈光武透露，聂树斌案从立案、提审、作出二审判决、下达死刑执行令到执行死刑，河北省高院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如此快速杀人的背后，坊间传闻是因为“有省领导批示快杀”。据陆媒此前引述知情人披露，21年前，曾有办案人提出异议，认为聂树斌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要求改判死缓，但时任河北政法委书记许永跃下令“要杀”，而且要“快杀”。时任河北高院院长平义杰在《死刑执行命令》上没有签字，可能是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政法委的一个《协调会议纪要》就可以杀人，这是绝大多数冤案的共同特点。赵作海案就是在检察院反复向公安局退案的情况下，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家领导开一个协调会议，按照市领导定好的调子，写一个《协调会议纪要》，公检法三家领导在纪要上签个名。既然是集体决定，大家都没有法律责任。法院院长把这个《协调会议纪要》拿回法院，法官在开庭前就可以写判决书了。赵作海案公诉人郑磊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制度的受害者。”郑磊告诉记者，他想给赵作海写封信，告诉他：“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且不论郑磊的话里是否有推卸责任的成分，但制度害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上解决问题，悲剧重演不可避免，还会有更多的人“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
政法委的“协调”职能并没有法律依据，是政治上的需要，对案件是“判而不审”，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聂树斌冤案的产生，出发点与归宿点包括什么时间公布改判无罪，都不是法治，而是政治。聂树斌冤案经过了从当年被当作“严打”政策的个案，到后来作为决不能翻案破坏党的形象的个案被压制，就是因为有河北两任政法委书记许永跃和张越这样“对党绝对忠诚”的酷吏，为了官场利益一手造成冤案和阻止冤案平反。据陆媒报导，为了逼迫真凶王书金否认自己是真凶，张越曾亲自坐镇邯郸三天，场外指导模拟法庭，逼王书金翻供。在王书金案的二审前夕，河北政法委专门派一个工作组介入该案核查，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遭到拒绝后，工作组人员竟对王书金进行了刑讯逼供：只要不说石家庄这案子，老婆孩子都能给办低保。一位知情者称，工作组人员还拿宽木头板子猛打他的脚心，他撑不住：“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在的二审庭审中没有翻供，现场出现了控方拚命辩称当事人并非真凶，而被告律师极力证明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的辩护奇观。
政法委不仅协调刑事案件，还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协调大量民事经济案件，从而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和官商勾结。近年被习近平抓进监狱的一大批政法委书记都是在“协调”中腐败的。吉林省松原市法院作出的一个民事判决，因为松原市政法委的介入前后发生了变化。松原市法院竟然根据“市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作出了中止对该判决执行的裁定。办案人在接受记者调查时说，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裁定，但顶不住政法委的压力，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哪一天被追责，他把政法委的《协调会议纪要》装订进案件卷宗，并做了记号。因有很多法官都这么做，有些政法委也精明了，开协调会时不记录，只有口头会议纪要。
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律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绝对领导”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政法委“协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法律和政策有时并不一致，法律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效果，而通过政法委的协调，可以实现两者关系的有机统一。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常识——维护社会稳定即秩序仅仅是司法制度的价值之一，而不是全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除了惩治犯罪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使无辜者不受无妄之灾。在诸多社会利益的衡量中，司法所要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利益是法律应当统一并且无偏私，而不是社会稳定。
三、天下苦“绝对”久矣
政法委的祖宗是“政法小组”，毛泽东为了实现“绝对领导”，于1958年6月10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里说：“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
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公检法三家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认为“绝对领导”还不够绝对，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文革结束后，中共恢复中央政法小组，但职能由“领导公检法”变成“协助公检法”。1980年中共撤销中央政法小组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规定其职能是把握执法中的政治方向，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随着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它实际上已经以党代政，回归到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1988年，中共为解决党政不分问题，撤销政法委，恢复政法领导小组。不过，在大多数省级以下政法委没有来得及撤销时，发生了“89民主运动”，为了加强暴力维稳，中共又恢复了政法委。1994年，政法委的职权扩大到七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从此确立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行政、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
习近平登基后，又恢复了毛泽东在政府部门上面加党的“领导小组”制度，但当年毛泽东很谦虚，没有任各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没有说自己是“核心”。现在，“习核心”担任七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把“绝对领导”落到了实处。因政法委机构庞大，无法一时改成领导小组。《联合早报》评论作者三宅康之在“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含义”一文中说：“管辖的范围越宽，很多问题都会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中，不久就无法应对，政治体制会处于不安定状态。强有力领导之后的接班人的难度也会提升，也即是为了解决问题却不断出现新问题。可以说‘习近平核心’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政治权力中非常深刻的矛盾。”
从聂树斌冤案可以直接看到这种“绝对领导”的黑手无孔不入，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发现真凶后，省政法委和公安厅逼迫他作假案，他不但不从，还把真相告诉媒体，并为聂树斌母亲出谋划策。2005年“一案两凶”曝光后，郑成月便经常受到上级纪委的调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这位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刑侦工作者、电视剧《燕赵刑警》里公安局长原型、年仅49岁的后备干部还是被停职了。真凶再现后，《河南商报》总编马云龙等三名记者写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新闻报道，为了避免报道被封杀，马云龙放弃了《河南商报》的独家报道权，同时将稿件发给全国200多家报纸，一夜之间聂树斌案传遍世界，十个月后马云龙被免职。律师杨金柱因在网上公布了聂树斌案的18本卷宗材料，被长沙市律师协会立案调查，并被所在律师所解聘。政法委内设宣传部，还可以直接控制媒体。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四次延期后，最终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了复查听证会。当此关键时机，央视《焦点访谈》未审先判，毫不掩饰地为河北省政法委站台，替河北警方说话，诱导舆论，否认聂树斌被冤判。
聂树斌案正在发酵时又冒出来一个江西乐平奸杀冤案，冤案井喷。被判缓刑的律师浦志强评论：“乐平案中景德镇公检法的行径，比聂树斌案中他们的河北同行，更加卑劣和更加凶残，他们犯下了河北公检法在聂案中犯下的所有罪行，在真凶出现后明知有证据证明四人无罪了，却还要隐匿鉴定意见，不惜让无辜的人继续坐穿牢底，继续追捕在逃的无辜嫌犯，这不是除恶务尽，这已经是斩草除根了。”冤案井喷，是“绝对领导”造成的社会矛盾井喷的组成部分。在“绝对领导”之下，每一个社会矛盾的解决，都会成为“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天下苦秦久矣”，今朝天下苦“绝对”久矣！取消政法委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共还是不能放弃这个罪恶的机构，打着“改革政法委领导方式”旗号在加强政法委。在地方上，一些政法委通过“改革”从政府的信访局获得涉法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政法委管信访，等于爹查儿子，等于把秦香莲的举报信转给陈世美。当年聂树斌案的律师李树亭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把上访信交给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一看是告自己“儿子”的信，连“转给陈世美”这样举手之劳的事都没有去做。
2015年1月20，人民日报通过微信公众号解读习近平为何重提“刀把子”：“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些人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同于司法独立，‘取消政法委’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习大大重申要确保‘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绝不是一句闲谈，而是政法机关要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是政法机关为谁服务、为谁张目的原则问题。”
你看，中共干什么坏事都要拉上人民，“刀把子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人民用刀砍自己的头，难道人民是贱骨头吗？聂树斌被砍头21年来，培根的一句名言经由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复传播而广为人知：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几乎每一宗错案的平冤，每一次正义的迟到，都会有人把这句名言再度重述。只要“绝对领导”存在一天，“刀把子”就掌握在“十次犯罪”制造者的手里。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1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