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得知孙仲旭老师的死讯后，我莫名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抑的难过。我并不称其为“悲痛”。作为一个从真正没有了解过他的人，我无法使用“悲痛”这样的形容词。只是单纯的“难过”。在事情公开后的24小时内，只要一想到它就会随时随地哭出来的那一种难过。
在得知译者孙仲旭前辈去世的消息时，电脑屏幕上王自如与罗永浩的嘴仗直播正值后半场。由于一位外国友人央我给她举一个中文语境中“撕逼”的实例，我只好苦口婆心地向她解释这两个雄性生物究竟是如何“撕逼”的。
就在这时，一眼扫到微信群里一句话：孙仲旭老师8月28日在广州离世。抑郁症。自杀而终。
王自如和罗永浩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遥远，我感觉自己猛然呛了一口咸而冷的海水。——死亡的悲肃和步于其先的荒谬感竟成正比。
坦言之，我与孙仲旭老师甚至谈不上认识，对于他的视觉印象似乎仅仅停留于一片深蓝色海港的微博头像，以及豆瓣小站上一笔飒然的作者签名。他似是有意保持低调，除了身边亲近的好友，即便是争相报道其死讯的主流媒体，也鲜能在网络上找到他本人的生活照。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并不相识，我一直视孙仲旭老师为前辈与榜样。这位离世时年仅41岁的青年翻译家，生前已为读者留下近40部中文译著。其中，较早出版的译林版《麦田里的守望者》、《1984》已成为经典译本，而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雪莉？杰克逊的《摸彩》、雷蒙德？卡佛的《火》、理查德？耶茨的《恋爱中的骗子》等作品，此刻或许就躺在你的书架上。
即便如此，孙仲旭老师依旧近乎谦卑地将自己称为“业余译者”。在翻译稿酬已经低到对译者构成人格侮辱的今天，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挤出闲暇时间贡献出高水准的作品实属不易。孙仲旭老师平日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曾远赴非洲工作，并几度在微博上贴出带着“喀麦隆”坐标的摄影照片。还记得其中一幅照片中是一片寂静无声的明亮海面，配文仅三个字：“要有光”。
虽然在微博、豆瓣等平台一直关注孙仲旭老师的动向，真正与其有所接触，是几个月之前的才有的事。那时候，由于需要解决当代外国作家翻译版权的问题，我不顾唐突，贸然跑去微博投递小纸条向孙仲旭老师提问。结果他知无不言地回复了我的诸多琐碎疑问，尽管连我这名小透明是谁都不曾知道，他还是坦诚相待地敞开门庭，对我说以后有问题尽可来骚扰。
此事之后，在读书与翻译之事上与孙仲旭老师另有两次交集。
一次是读到他发在微博上的一则英文摘抄：“We aren‘t the things we collect， acquire， read. We are， for as long as we are here， only love. The things we loved. The people we loved. And these， I think these really do live on. — Gabrielle Zevin” 因有相似感触，我读后便脑洞大开地把这段话引申为阅读经验，并附言转发：“如果仅仅逗留于一种收集癖式的阅读，满足于在每份书单上mark一遍的自慰，而不去与那些值得进入的文本发生一种负距离的关系，那么就只能做贫爱而虚荣的读者。”
孙仲旭老师看到后转发了这段感慨，后又引发了其粉丝中的一阵小规模讨论。然而，如今回过头再咀嚼一遍英文原意，竟然有了几分一语成谶的意味。而是否又会有人关心，一位死者的所爱之物、所爱之人都是什么？
另一次则是一桩翻译界的小小公案。六月某天，译界良心江烈农老师读到译林版《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因部分误译及整体风格的问题，江老师于微博吐槽该译本将冷硬卡佛译作痛经少女，并点名译者舒丹丹本人与出版方付以回应。
本着围观打架与认真学艺的客观立场，我从原文与译文之差判断舒译本的确有其弊病，因而在江烈农老师处与孙仲旭老师略做了讨论，并留下观点：“如果放下明显误译而仅论作品风格，或更为宽泛的格调与气场，那么译者与作者的确需要达到一种同谋般的共振频率，不然卡佛遇上少女心就会酿成灾难……”
孙仲旭老师也在后来的私下讨论中表示反对这种以自诩的“优雅”为原文进行“找补”的翻译方法。曾经翻译过卡佛诗作的他认为译者不应先声夺人地抢占作者之先，把原本平实之语译作富于“诗味情调”的词句。——这一观点想必也是孙仲旭老师多年以来所坚持的：译者如影子般隐匿于作者背后，与所译之文合而为一。
除了以上一些回忆可及的琐事与只言片语的讨论，我不再与孙仲旭前辈有其他更为深广的交集。在更多的时间里，我是他的读者，然而却有许多他的作品还来不及读完；同时也是他的小小粉丝，幻想着有一天能留下哪怕一部为人称道的翻译作品也好。
然而就在得知孙仲旭老师的死讯后，我莫名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抑的难过。我并不称其为“悲痛”。作为一个从真正没有了解过他的人，我无法使用“悲痛”这样的形容词。只是单纯的“难过”。在事情公开后的24小时内，只要一想到它就会随时随地哭出来的那一种难过。
这几乎是可笑而令人发指的，你或许会说：“你又和人家非亲非故。”
的确，我与人家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去一一标记他的译著中没有读过的篇目，为什么要疯狂地翻看他留在豆瓣和博客上的读书笔记，为什么要到微博上如同挖坟一般追索旧时留下的只言片语，又为什么不厌其烦地阅读一篇篇铺天盖地的悼文呢？
我甚至“丧心病狂”地找到他离世前点过赞的倒数第二条微博，那是海子的几句诗，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诗：“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同样身在这遥远的路程上，其实我很清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因为，那些遥遥相识的死者，让我如同注视着自己在死。凡是这样的时刻，空气中都会浮现出那种熟悉（甚至亲切）的、由黑夜切开一束新鲜树枝的味道。我知道，那种味道出现时，对死亡本身的渴望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生命可能性的好奇。
或许不得不提及抑郁症。
一位我的朋友在看到孙仲旭老师自杀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搞翻译压力很大所以才抑郁的吗？
这是一种喜闻乐见的猜测，几年前，或许我也会对某一桩死亡如此做出论断。而现在——我想，不是的。如若一定要用人类的语言加以描述，那么，抑郁接近于一种在失重环境中下坠的过程。所谓压力，或是一切其他的外力，都不再被感官所捕获。不妨借用一个已经落入俗套的比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清零的刻度，绝对的轻就意味着不存在。而恐惧，最深层的恐惧则源自于对自身存在与否的彻底怀疑——你用尽一切参照物，却依旧无法掂到自己存活于世的重量。
如今我已经无法解释自己如何获知了这一感觉，只是花了很久去悉知这个过程，并且从这样的悉知当中幸存了过来。
而我也十分清楚，之所以会如此孜孜不倦搜集一个并不相熟的死者在这世间留下的一切印记，只是想为一个并不完整的人拼凑出一个尽量完整的、曾经活过的证据。
那个我自己也极端需要的证据。
而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孙仲旭老师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尚可感知世界的主体），坐在那艘驶向非洲的货轮上，目睹整座海洋的深蓝波浪；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代替他去推敲《动物庄园》里的每一处标点符号。
去活，或去死？何人不结痂？——而那些同样不完整的人们，在远方的路途中彼此遥相呼应的存在者，那诸相之中的无数个我，你们此刻或许已经了解我究竟在讲些什么。
因此，我想这篇并不合格的、已经接近“庆祝无意义”的悼文就到此为止吧，据说此时此刻，“抑郁症”又成为微博关键词被围观之众消费了起来。而绝望（或抑郁）在世间的姓名，依旧远远不止一种。
那么，这篇文章的读者：早安，午安，晚安。永恒之安宁，则献给那些已无需经心分辨时辰的人们。
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