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法院在为被冤杀多年的聂树斌“平反”后,有网民揭露说:当年该案明明是疑点重重,当局却执意将聂处死,因为有高官正在等待换肾手术;聂被杀后,他的肾被取走换给了等待做肾移植的章含之。

章含之的女儿、文化界红人洪晃撰文说此是“谣言”。她在文章中说:“因为我妈妈是1996年换肾,……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但洪晃承认,换肾的过程一定存在种种惊人的黑幕:“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当社会的‘恶’给我们带来利益和方便,我们选择合十,说一声阿弥陀佛,感谢老天爷的厚待。而对于‘恶’,我们假装看不见。我妈妈换肾的过程中,这的确是我们的行为。”

然而,洪晃的反思点到此为止。她进而高调指责质疑者是“群氓”,“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等都恐怖。……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仿佛她和她母亲成了受害者。

洪晃的“反戈一击”,并不能证明章含之换的两个肾的来源清白。而且,批评者并非都是躲在幕后的“群氓”,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丁启阵发表文章《司法杀人与器官移植》,质疑“章含之两次肾脏移植的肾源,是否来自两个死囚,这两个死囚是否有冤情”,并希望洪晃能“认真一点,不妨出示一下能证明其母做换肾手术时间的病历之类材料”。确实,推动中国的司法进步,不单单是修改抽象的原则和条文,还要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入手,为什么公众不能从聂树斌或章含之的案例入手呢?公众有权知道真相,这并非“受虐者的狂欢”。

章含之可不是普通的等待换肾的病人,而是文革时代红极一时的公众人物。单单以级别而言,章含之的最高职务只是外交部的副司长,《第一财经日报》在为之“辟谣”时即认为,章含之这个级别的领导享受的医疗待遇“恐怕还是有限的”,更不要说“特供肾源”——言下之意是说,比章含之级别更高的中共领导人就可以享有“特供肾源”以及其他各种器官了。

章含之的另一更重要的身份是:毛泽东的“红颜知己”。由于偶然的交往,毛看中了名家之后章含之,钦点她做自己的英文老师。箫关鸿在《跨过大红门的章含之》一书中披露“章含之有一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毛曾鼓动她离婚,甚至为了祝贺她成功离婚,还送了她一筐苹果。由于有毛的关照,章含之进入外交部,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并参与了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务;毛甚至曾要章含之任驻加拿大大使。

由于章含之的特殊身份,她与中共高层过往密切,并在与丈夫离婚后,嫁给了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正是由于这些,章拥有一般官员望尘莫及的关系网,可以得到当局为她“移植的器官”的特殊照顾;

而且章含之换的两个肾,极有可能来自于死囚。

2005年7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承认,中国的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在同年11月7日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然而,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宣布:“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亦公开表示,中国的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2007年1月11日,毛群安在若干证据面前却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量摘取死刑犯器官”。而黄洁夫从卫生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休后,继续担任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表示,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肮脏的利益链,周永康落马打破了这种利益链。也就是说,周永康控制的政法系统长期参与这一肮脏的交易,这是一种“国家罪行”。黄洁夫又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进行的肝、肾等重要器官移植的手术高达数万起,很多西方国家的富豪亦奔赴中国做此类手术。如果从黄洁夫文章中的比例来看,中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的数字,应当远远高于国际人权组织估计的两千人左右。

中国移植死囚器官的黑幕,遭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抵制,西方医学界对之极为愤慨,谴责中国医学界违反了普世伦理,直接参与死囚犯的器官移植交易。2011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联合抵制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美国也修改了移民条例,规定:个人参与非法器官移植的,不得入境。

章含之已经死了,继续谴责章含之意义不大。但是,由此唤起民众对这个国家体制性的“人体器官黑交易”的关注,乃十分必要,由此

推动司法改革、促进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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