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99期）
抗日战争是现代《三国演义》
八年抗日战争，表面上是中日双方作战，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三方共同上演的“三国演义”。共产党虽然“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把红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由中央政府发饷，但是双方互不信任。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场“三国演义”演得扑朔迷离，使人眼花缭乱。
在桌面上，双方都说自己是抗战主力。国民党说：共产党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共产党反驳说：日寇在华主力都是对着解放区的，共产党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抗击了伪军的95%.不过国民党拿出来的数字却具体得多：整个抗日战争，主力会战都是在国民党和日本之间进行的，其中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大型战役一千一百多次。八年血战，国民党阵亡将士共计三百八十多万。而共产党和日本人打的仗，称得上“大型战役”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一次是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还有一个表明战斗惨烈程度的指标，是高级将领的阵亡人数：国民党在战场上牺牲了211名将军，而共产党牺牲的将军，只有左权一人。
其实真正的新《三国演义》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
毛泽东对此早有成竹在胸。他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确定了共产党总的战略目标：“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为此，他给中共规定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而且他还坦率地告诫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百团大战”当然不合乎毛泽东这种计谋，所以彭德怀才受到毛的严厉批评。）
国民党方面，其实也不傻，早就把事情看透了。国民政府西北绥靖公署的一位厅长谷正鼎，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显然，这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只能来自国民党高层。
可见双方彼此彼此，谁心里想什么，互相都了如指掌。就像下象棋一样，双方的棋子和路数，都在棋盘上明摆着，只是看谁走的更高明罢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更高明的是共产党。事情的发展，完全如毛泽东所安排的：让国民党在主战场和日本人拼命，共产党避实就虚，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积蓄力量，然后真刀真枪和国民党血战三年，终于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决定这场内战胜败的因素很复杂，根本原因还是人心向背。国民党失策很多，主要是独裁体制所导致的腐败，使它失去民心。而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猛烈抨击独裁的宣传攻势，实在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贤下士”，和对美国民主的高度赞扬，更使共产党赢得海内外中国人的欢迎。不过光靠政治宣传还不行，最终解决政权归属必须靠军事力量。使中共能在战场上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的援助。中共常说，我是“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的。其实小米加步枪只能打游击。没有重武器怎么能打大仗？怎么能打败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
苏联在日本遭原子弹轰炸无法再战即将投降之际，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们除了把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设备和物资全部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之外，还把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带来的一千门美制榴弹炮，全都交给共产党，使他们“鸟枪换炮”，成为正规的野战军。并且训练他们怎么使用这些重型武器打攻坚战和阵地战。这就使东北成为共产党打内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有了这样一个和苏联接壤的巨大基地，有了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野战军，再加上无孔不入的秘密工作已经渗透到国民党的腹心，对它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就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较量中，已经处于明显优势，所以这场空前惨烈的内战结局，也就注定了。
有人评价毛泽东“建国有功”。这个“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毛泽东为夺取全国政权使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管他所建的这个“国”是不是“人民”的“共和国”，历史事实是：能打败国民党，建立起现在的政权，确实和“手段高明”的毛泽东分不开。他不但利用国军和日军“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而且在日本投降后，用“自由民主”的许诺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吸引过来，所以夺得了全国政权。
有一句成语：“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致胜的手段，常常经不起道德的检验。“兵不厌诈”才能获胜。宋襄公讲仁义，不打半渡之敌，结果大败而归。项羽在鸿门宴上，未能即席翻脸杀掉刘邦，最后使自己自刎乌江。但是另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意思是胜利者总能把自己写成英雄。不过这句话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是：胜利者掌权后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历史，去谱写自己的历史。唐太宗杀兄逼父夺得帝位，但他掌权后，谱写了我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贞观之治。一千多年过去了，后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常有争议和变化，但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还没有人说过二话。然而目空一切的毛泽东却嫌唐太宗“稍逊风骚”。
毛泽东当然比唐太宗“风骚”多了，全国有几十所行宫供他巡幸，种种“风骚”，岂是唐太宗所能比得？但是当毛泽东用他的“风骚”谱写自己的历史时，就把中国人害苦了。他一进北京就上中南海当起现代皇帝，原来在延安所许下的“民主”诺言，全都变成空头支票，通通作废了。得意之余，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还嫌秦始皇杀人太少，只杀460个儒生，他一杀就是多少万！
如果毛泽东天良未泯，夺权以后信守诺言，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学学华盛顿，那么，不但当代的中国人不至于经受那么多炼狱般的煎熬，而且毛泽东自己，不论他在道德人品方面有多少瑕疵，都不会动摇他开国领袖的地位和尊荣。（华盛顿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但拒绝当皇帝，而且只当两任总统，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当老百姓去了。）可惜权力腐蚀人的规律使毛泽东成为祸国殃民的暴君。尽管他的画像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但总有一天，吴祖光的遗愿一定会实现。因为庄严的天安门和供人游憩的广场，是北京的心脏，应当干干净净，容不得任何污染。
有一位笑蜀先生，前几年特地把中共为夺权所开出的“民主”支票搜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取名《历史的先声》。因为里面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喉舌”的社论，理应受到当局嘉许。谁知刚好相反，此书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查禁。于是人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害怕历史真相，为什么要抹杀人们的记忆，弄得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是什么。
毛泽东食言而肥，社会主义提前降临
自从共产国际派人来组建中国支部以后，中共就把苏联当作“祖国”，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共终于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当然更要“以俄为师”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就正式升为中国的国策，“向苏联学习”也就变成最时髦的口号风行一时了。
本来很多人对共产党掌权后要不要“共产”就有疑虑。所以毛泽东很早就给他们吃“定心丸”，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只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还在“很远的将来”。
然而此时整个中国已经被毛泽东装入瓮中，他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1956年他一高兴，顺手掀起一个“社会主义高潮”，装在瓮里的中国人就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毛泽东再次心血来潮，又打起“三面红旗”，率领中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天堂”了。
从世界范围来说，二十世纪后半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社会主义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垄断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它必然窒息整个社会每个细胞的活力。所以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败给“资本主义道路”了。我给这两条道路都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不大赞成这种名字。不过现在人们还没有发明更准确的新名词来替代它们，只好先这么使用吧。
其实人类社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没有谁先画个图纸，起个名字，然后按图施工建造起来。那些“什么社会”“什么社会”，都是自然形成之后，后人给它起的名字。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党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按照自己画的图纸建造起来的。可是二十世纪的实践结果证明：这条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道路，恰恰是走向地狱的绝路。所以包括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在内，走这条道路的人民都把它抛弃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