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消息来源说,重庆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敏近日离退,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厅长已经接替余敏任重庆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待重庆人大会议正式通过。估计“两会”召开后才能公布,这与黄奇帆和钱锋先后被调离一样,对重庆民企是一个好消息,那些遭受“黑打”而蒙冤入狱的良民及其家属,自薄熙来案发后,已有1031人提出申诉,但大都被拒绝,只有王能案和彭治民案,先后被受理,但官方是以“有罪改判”的骗人方式在“玩法”,一直遭到受害者的抵制,这次重庆官场大变局,似乎预示“唱红打黑”,“抢钱买官”运动将受到清算,一批“黑老大”将获得平反,结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观察。

去年,笔者曾独家报道过,重庆“黑打”冤案之一的彭治民案,由重庆高院在8月16日开庭再审,这是薄熙来倒台后,第二起有关反思“唱红打黑”,对遭受“黑打”的民企老板纠偏的案子,上一起涉及民企老板王能,但留下一个尾巴,法院判王能依然有罪,由无期徒刑改为10年有期徒刑,因为是忽悠和欺骗,开庭不公开,媒体不报道,与当年,薄熙来搞得轰轰烈烈的高调正好相反,这次是偷偷摸摸的,仿佛它涉及国家机密,而这次的彭治民案,连王能案都不如,原本也是修修补补的改判,但由于笔者及时报道而无限期休庭,充分暴露了司法不独立,受制于地方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弊端。

如今,所谓经济高手,“六朝元老”黄奇帆调离,周永康的嫡系钱锋离职,检察长也将换人,也就是说,对重庆来讲,人事布局的阻力应该排除,下一步是否在640个黑社会中,选几家开审,推翻以前的,用“薄王”的权势施压搞出的冤案,我不能确定,但好像大有希望,因为它直接关系中国中产阶层的稳定和移民潮的走向,故很多人并非“黑打”受害者,也比较关心。依笔者的愿望,彭治民案和李修武案,相当典型,我对这两个案子比较了解,前者的“二告”曾智强的妹妹与母亲,曾与笔者多次见面,其实他们家人的案子,就是彭治民案;而后者的李修武是李俊的哥哥,王立军没抓到李俊,拿其兄顶罪和泄愤,这两个案子的材料都仔细研究过,不是改判的问题,而是应当平反。

早在2009年,笔者就不遗余力地指出,640个黑社会,是“薄王”为“抢钱买官”而虚构包装策划出来的,它绑架重庆地方法院,抓捕数以万计的人,判刑和劳教数千人,波及数十万人,忽悠亿万人,几乎彻底地摧毁了重庆的民企,对其它省市的民企老板的心理,造成巨大的震慑和伤害,对国家和民族是“二次文革”的大灾难,但至今,不仅重庆的公检法没有道歉,没有纠正,而且,当年担任“吹鼓手”的一大批海内外媒体,也没有反思和忏悔。如果说,前者是受制于体制,那么,后者,诸如《纽约时报》和CNN等,还有张晓卿所领导的世界华文媒体协会,这都是活跃于言论自由空间的公司,为何也要助纣为虐?

我想,产生这种怪事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二是一些人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前者议论的文章很多,我不再重复,只想着重谈及后者,薄熙来当时告知山城有640个黑社会组织,而重庆只有两千八百多万人口,这怎么可能呢?但人们大多数相信了,他以抓捕和处死文强来立威,由于法院的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故马上奏效,他们明知民企并非黑社会,指控的“黑老大”,至多是涉及一般性的刑事或民事案件,或纠纷,但他们碍于薄的强势而顺从,都纷纷充当傀儡的角色,结果,一时间重庆媒体全版通缉令,公检法司联合组成专案组,搞“唱红打黑”,建“打黑基地”,7500多人上演了一场徇私枉法的闹剧,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案,连以“红岩”的酷刑出名的国民党都自叹不如。

原本,面对这次死灰复燃的“二次文革”,独立的海外媒体应当学习《纵览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抨击和揭露薄熙来,但是,由于薄熙来拉拢和收买一些文人,出手大方,也精通秘诀,为他们报销路费,管吃管住,使一些文人趋之若鹜,自断脊梁骨,前往山城跪拜,有的大肆炒作,有的评选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以致这些文章误导了加拿大总理哈珀和美国前总理基辛格,竟在“薄骗子”倒台前不久去拜访,闹出天大的“国际政治笑话”,这正是我撰写题为《基辛格是美国的黄奇帆》的原因,也是哈珀视察多伦多大梅西学院,笔者作为访问学者婉拒出席会议的原因。

现在,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基于目前的诡异形势,一方面走马灯式的重庆官场巨变,预示清算“二次文革”的余毒,深挖薄的余罪还有一点希望,一方面媒体的保守和人们的冷漠及一些投机分子的虚荣,又显示司法纠偏并不乐观,由于媒体没有全面真实揭露“打黑”的内幕,重庆及全国的老百姓还误认为他是冤枉的,一些“毛左”,“薄粉”还在散布谣言搅混水,企图为薄熙来翻案,尤其是多年来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过于严重,重庆老百姓,普遍存在着仇官,仇富的心理,对遭受“黑打”的民企老板幸灾乐祸,这种情绪与一些文人贪小便宜的心理,融为一体,造成民心向背的假象,延缓了重庆平反冤假错案的脚步。

尽管,重庆有了新的检察官和新的法院院长,整体的大的社会环境,对清算“薄王”有利,但只要司法体制不变,很难彻底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因为它的阻力,不仅来源于人事,还在于缺乏监督的“党管司法”的制度,比如,以前在汪洋主持重庆的日子里,由于他思想比较开放而鲜有冤案,但一些基层的小官僚依然各行其是,无法无天;在薄权势一言九鼎之时,除了个性狂傲,还在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又有一个惯于干涉先生工作的贪婪疯狂的太太,以及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公安局长王立军,等等,而且,纠偏之后的追责,官方又怕影响和打击警察的积极性,故此,他们将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2017年1月11日于多伦多。

——《纵览中国》January 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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