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四五运动:中国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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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运动为开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四五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的”国民运动。它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八九民运则继承和深化了四五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方向。以四五运动为起点,中国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四五运动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从十月政变、邓小平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中共党内改革派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是四五运动的两个直接产儿。

党内改革派的形成

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胡耀邦为主帅,获得了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支持,并形成了一支包括胡绩伟、王若水、周扬、于光远、吴江、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林涧青、阮铭、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童大林、严家其等人的改革派理论队伍。胡耀邦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他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说:“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载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360-361页。)

严格地说,在四五运动之前,祇有党内改革分子,还没有党内改革派;是在四五运动之后,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才形成了改革派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派别。由改革派理论家执笔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写道:“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挑动和分裂,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长期陷于派性对立的人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为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宣传和伪善外衣所迷惑,一度受骗上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存亡面前,也分清了敌我,翻然醒悟;暂时有过仿徨、动摇、消沈、悲观情绪的人们,在这里重新取得了勇气和斗志;遭到过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坚持原则、宁折不弯的人们,再一次走上了战场;工作、学习或生活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里的人们,也冲破禁令,投入斗争的漩涡。”“一些在这以前还犹疑着、忍耐着或不明真相的人,也拍案而起了。斗争没有停止,而是沿着纵深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这些动情的文字,是党内改革分子从四五运动中获得鼓舞、自信和集体力量的真实写照。

尤为重要的是,许多改革派理论工作者思想的根本性转折,是在四五运动期间完成的。王若水回忆说:转变就是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张敏采访:《王若水与毛泽东》,载《民主中国》,1999年第9期。)

李洪林也有类似的回忆:记得河北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这样传达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镇压!“这种传达是为了表明用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有”最高指示“。一贯以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教育全党的毛泽东,到了下令镇压群众的时候,政治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也正因为十分崇敬,所以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化就越发感到悲哀,对他滥用自己的意志给中国民族带来的苦难就越发觉得不可容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他晚年那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的尽头;国家已被拖进死胡同,人民已经公开表示反抗,不改弦易辙就无路可走了。(《命运——李洪林自传》,123-125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四五运动推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形成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体制外力量的诞生

包遵信说:20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着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包遵信:《从“四五”到“六四”:陈子明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构成中共第一代领导层的主干。一二九运动(并延伸至40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是1949年以后中共副科级至副部级干部的中坚,是第二代领导层的主干。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则基本上没有被中共吸纳。”当局从四五运动被捕者中挑选的几名“根红苗正”的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西宁等人,以他们的言行表明,无意成为中共按照既定的模子所塑造的“接班人”。“‘四五’一代人与中共的分手,是另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载陈子华等:《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四五”一代从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就表现出对现存体制的反叛性、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对新的社会模式的强烈追求。

曹志杰回忆:1978年10月,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大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并公推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写了一份有二百多人签名的起诉书,抄了两份,准备将一份贴到西单民主墻,一份递交最高法院。我们起诉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员,除王张江姚外,还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等人。起诉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也已联系就绪。在我们准备行动的前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团中央派车把我和其他人接到东四的青年旅馆。胡启立和高占祥等在那里。他们要求我门取消起诉行动。我当时提出,此事无错,不应取消。后来高占祥说:“希望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决定停止起诉活动。后来据说,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来要求我们停止起诉活动的。第二天,我便到广场向大家宣布取消了这次的起诉活动。(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待出版])

笔者以前也回忆过这段经历:四五运动平反后,官方曾召开了一次几百名“四五英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被捕者)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出乎官方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却演变成了“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全体与会者议决于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次日,北京化工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为我彻底平反,并安排我作关于四五运动的报告,我便在报告结束时号召全校师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请愿活动。上述“政治意外”发生后,官方立刻撤销了组织“四五英雄事迹”宣讲团的计划。这是支持“现代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联盟所出现的最初裂痕。(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

曹志杰写道:贺延光同志是四五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一位。胡耀邦曾在他的大会发言稿上批示,“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担任团中央委员”。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让他出北京市工作。北京市领导对他说,北京市就是需要他这样的干部,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市。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后来不仅哪一方都没有用他,反而开始了对他的排挤和歧视。由于实在无法继续呆在北京市,他祇好找个机会去了《中国青年报》。(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笔者最近就此事询问了贺延光,实际情况略有出入。贺延光在北京团市委办公室工作一年多,据说是要安排他担任团市委领导职务的,但他非常清楚团市委有的领导本身在天安门事件中就是“镇压派”,对他自然是敬而远之,再加上贺自己根本无意于仕途,更愿意做一名独立的专业人士,此后申请调入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后又离开北京市进入《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一直到现在。

周为民在四五运动平反后,从青海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当时的校团委书记贾春旺,以后担任了17年的国家安全部长和公安部长,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为民如果按照“党的安排”,老老实实地走当官的路,早就可以当上省部级高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周为民在1978年底,毅然决然地出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主编,为《北京之春》担起政治上的责任。1980年底,他作为清华大学选举办公室的负责人,与《北京之春》同仁配合,积极推动了清华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此后,他前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线,担任蛇口工业区董事会董事,并协助袁庚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和压制。最近,朱健国撰文援引了袁庚对于此事的回忆。“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时候,周为民就率领清华学生戴白花去纪念嘛,到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去青海去了。等到胡耀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平反了。平反之后,我就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时里有民主有自由,如何如何……他说蛇口今后的前景会怎么怎么样。后来这封信落入公安局手上,就因为他在北京那时候搞了个《北京之春》,写大字报嘛,他是总编。所以有人总盯着这个周为民。但是,任仲夷和我都反对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经讲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来孤注一掷,为周为民平反。原来公安部的报告是习仲勋批的,后来习仲勋知道我的意见后,叫胡启立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来他又打电话告诉我,把我从香港叫回蛇口,他说,老袁同志,总书记已经同意你的意见了,把周为民留下来。我说,口说无凭,老兄,你要给一份正式文件给我。然后我就派我的秘书到北京去,把领导(胡耀邦)那个批示影印件拿回来了。”(朱健国:《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载《动向》2005年11月号)

尽管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习仲勋、任仲夷都曾为周为民说过话,但他仍继续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无法办理护照,以致他在蛇口工作十年后才首次获准去隔岸相望的香港出差。

从李西宁日记中可以看到王军涛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首创精神。“昨天(1978年10月19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开会,通过选举法草案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北京的王军涛首先发言,建议韩志雄同志为中委候选人。相继,贺延光,我,韩爱民等人发言支持这一建议。韩英说,此案将提交全体代表讨论,然后主席团再通过。另外,清华大学的周为民提出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耿世忠的质疑,说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太光彩,要求解释。但主席团的头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今天(10月23日),大会发言,我亦作了演讲。在昨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由于我们一帮人的争取,使得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帮的同志:韩志雄,李洪刚和刘秀英。”(独善斋主:《往事追忆》,载“华夏文摘文库”网站)

这种政治主动性在以后的中共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会议上已经绝迹了。

民刊《北京之春》成立时,王军涛和韩志雄担任了副主编(王军涛还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作为《北京之春》的联系地址)。1980年底,王军涛成为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北大竞选中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胡平在毕业分配时都受到了歧视。从1983年起,王军涛便彻底抛弃了“铁饭碗”,一直保持一种体制外的生存状态。韩志雄则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的竞选运动中担任了竞选人李胜平的推荐人。

自四五运动以来,笔者与王军涛、李胜平、毕谊民、刘迪、孙庆柱等人一直坚持走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独立的政治道路。(参见陈子明:《走向宪政民主——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

1986年,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采访时说: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元”搞好。对于投机谋取一官半职者,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是以往民主运动的幸存者,我们随时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祇要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朝着民主有5度的转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同年底,笔者对郑棣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坚持一面旗帜、建设一支队伍、形成一套理论”。一面旗帜是四五运动以来在我们身上积聚起来的民运精神的旗帜,一支队伍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政治力量,一套理论是坚持走中国现代化之路,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理论。i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这批人,在四五运动中就已经做好了为中国改革而献身的准备,此后在民主墻运动和竞选运动中,仍然是抱有在政治上牺牲的准备。由于有“四五英雄”这样一种保护色,当政者多少有一点投鼠忌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两次镇压中,都没有对这批人下辣手。

这支体制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整个1980年代继续得到发展和壮大,为开拓公民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受到国家机器最凶恶和最残酷的打击。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八九民运的所谓幕后“黑手”时,曾把笔者和王军涛所在的“社经所团体”称为反党反政府的“三朝元老”。“当局将社经所视为‘三朝元老’也并不奇怪,因为社经所团体的成员几乎参与了中国1976—1989年间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的民运活动和民间活动,包括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墻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丛书热、书院热、研讨会热、民办研究所热、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造势、80年代的历次学潮以及八九民运。”(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等:《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继四五运动、民主墻运动、竞选运动之后,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何求、刘国凯、秦永敏、傅申奇等人于1980年秋至1981年春筹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其各大区分会,将体制外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9号文件后,这一全国性的民间组织遭到全面镇压,全国各地共有上千人被审查、拘留、逮捕、判刑。(傅申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中国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至今三十年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但仍然不够成熟和壮实,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奋斗。中共彻底改变党的性质,像国民党那样“完成从革命党(专政党)到宪政党的转型”;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中的合法反对党;这是中国民主化必须迈过的门槛。(王思睿:《我的“三民主义”:媒体民营,政党民办,政府民选》,载“改造与建设”网站)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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