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的成功（网络图片）
中国专制的完美性，当然要从经济方面来领会。在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中共对政治完成了成功管控，民营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带来丰厚经济利益。这极大淡化了毛泽东时代的饥饿恐怖。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家长里短都会提及毛时代的饥饿恐怖。至于毛时代为什么会有饥饿恐怖，现在为什么远离了饥饿恐怖，仍然会有各种立场的解读。笔者仍然想从专政的角度进行演绎。比如，政治改造一以贯之，对于异议人士的改造，仍然是饥饿惩治、暴力殴打、孤立囚禁等，只是现在淡化了共产主义之类的毛时代意识形态管控，换成了邓时代改革开放、生活改善一类的意识形态管控。这种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灌输是非常成功的。当你跟一个亲密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政治话题，他们很多会流传这样的话：有吃有喝想那么多干什么。当然他们也会关心悲惨人物的命运，但是他们没有或无暇启动思考的动力和能力。他们思想的翅膀是什么时间被剪掉的呢？笔者觉得这是退化，或者说是用进废退。笔者甚至也会有意识的回避跟其他人过多谈论政治问题，既然对方有吃有喝已经很快乐，何必打扰对方的“幸福生活”呢？这个就回到了到底是在关心政治还是在关心良知的问题。比如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甚至包括抗拒强拆、抗拒城管等案件），如果当事人触犯了相关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对当事人进行强制措施，这没有问题；但是妨碍其律师会见权，妨碍其家眷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这毫无疑问是政治迫害和人权灾难。而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政治迫害和人权灾难在党政精英中并不比普通民众少见，比如很有代表性的“双规”。可是这些“精英”却选择了别具中国特色的沉默以及对权力的膜拜与陶醉。对人权和法制的欣赏和呼唤，却落在了最为底层的人士的肩膀上，比如一些“访民”。对比当前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与台湾美丽岛抗争者，可以看到大陆精英的消沉与匮乏。一方面，这与六四后当局对顺从知识分子物质安抚和经济利诱有关。另一方面，这与中共特色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有关。比如，国民党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暗杀，而在共产党历史上更多的是要么政治改造，要么公开镇压与处决。国民党政治基本上还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有一套游戏规则，法律玩不过你就下黑手；而共产党政治就是“你听话不听话”，不听话就动员媒体、司法、群众将你消灭掉，不需要运用暗杀等手段。党代表了舆论，党代表了正义，党代表了人民，这与宗教专制下的绝罚有点像。精神控制，肉体消灭。
令人惊悸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在给全球带来机会的同时，在全球扩散物质主义麻醉剂。这种物质主义甚至能与宗教搀和在一起，将各种宗教稀释走向虚无。在西方曾有学者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普鲁士帝国曾以新教为主导背景将国家营造成一个超级工厂。这种物质、权力、荣誉利诱，不光会弱化国内良知力量，也会弱化国际良知力量。近几年来，中国承办的以北京奥运会、G20峰会等为代表的国际活动，已经征服了全球很多人的物质胃口。而这些活动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贡献却乏善可陈。这就是斯坦·林根（Stein Ringen）忧心所在，长国家而务财用。对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的国际绥靖和麻醉甚至会导致全球文明的衰退。虽然民主国家也会存在这样的政府行为，但是在中国确是一边倒的“没有异议”的沉喑，否则就是以言论入罪。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恐怕只有哺其糟而啜其醴，随其流而扬其波。国内的悲喑和国际的绥靖，将会使台湾和香港等成长起来的自由区域进入紧张局面。这就是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谓的比黑暗更黑暗。
对于中国体制“比黑暗更黑暗”这个论调，笔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每个人的生存都会有一套生存合理性的解释哲学在支撑，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每个在中国生存的人都是中国体制的参与者，一定程度上无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如果承认中国或其体制“比黑暗更黑暗”，那么自己是否就是这“比黑暗更黑暗”的参与者一员呢？下面的话我可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说：我承认中国或其体制“比黑暗更黑暗”，但我决定去改变它。当你说这句话时，你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流亡者，就像斯宾诺莎一样。对于斯坦·林根（Stein Ringen）的调研方法和调研困境，我也是深有感触。中国很多异议人士也曾经是跟其他人一样上学、上班，只是持守了一个理想的东西，慢慢与同学、同事成为了路人，慢慢被这个社会所孤立。笔者记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一次与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我们谈起了腐败问题，一个在党企上班的同学说了几个论调：腐败有利于生意的撮合，官员受贿其实跟民主国家候选人接受竞选捐助一样……他这样的论调是在说服我的良心，也在说服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认可这样的机制，你就别玩，别在这个社会生存，你就去饿死在首阳山上。当斯坦·林根装作随波逐流，与中国同行把酒言欢之后，却写出一本书，说你们的社会“比黑暗更黑暗”，林根所经受的心理挣扎，我是能够理解的。笔者作为中国人，在学习、工作中，都要经历这样的困境。这种困境比简单的政权更替更加具有挑战性。笔者在《美国商业伦理期刊》上研读中国的腐败问题时，注意到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大陆学者所写。笔者也留意过各种生存哲学背后的人的阅历，比如初中学历以及其他大部分人虽然也会骂这个社会体制，但是其思考模式仍然是马克思的适者生存、优胜略汰等——而这些东西本来是他们曾经所不相信的，但是其阅历限制了他只有这些思想素材；还有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左右派斗争的成王败寇，简单的权力更替哲学；还有算是第三条道路的，从宗教或思想角度，比如很多白领对王阳明的推崇，或对基督教的推崇等。总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找到一套哲学背书。
至于林根所说的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令人民自发自我控制、自我审查”，“令人民自觉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在全球来说是独一无二”，这个到底是一个普世的常态还是非常态，我觉得还有思辨的余地。按照施特劳斯所言，思想家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安全的，都要秘传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所有的思想家其实都要自我审查自己的言论，其面对的风险不仅仅是专制者。我想林根所表达的自我审查与施特劳斯所表达的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如果当局对网络言论管控针对的是传谣等，这无可厚非，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针对的是政治言论管控。通过精准的网络地址锁定，任何人都不再是匿名牢骚，而是直接可以锁定具体人物。这在国家颠覆罪名的构成要件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与美国的颠覆罪名相比较，中国的颠覆罪名不需要暴力要件，却包含了密谋策划要件。尤其在709案件中，有一个明显的庭审情节就是所有庭审都包含了七味烧聚餐，这个聚餐成为颠覆罪名的密谋策划要件。假如没有这次“七味烧聚餐”，所有的具体行为恰恰难以构成颠覆罪名。通过这次庭审公开，又可以达到私密聚会的政治言论自我审查效应。那么怎样界定所谈的政治言论是否构成颠覆罪名？是否针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或讨论就构成颠覆罪名？无论从法理上怎样去分析界定，这种政治思想管控已经从小在人们心中神圣化，再通过线下的党委、团委工作，建立起一道庞大的政治思想管控长城。这道政治长城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它贯穿于社区、人事档案、计生委、学校、企业、政府、公检法等方方面面。很多人也许会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我们是安全的，但是毫无疑问这只手不是上帝之手，而是冰冷的利维坦之手。你只能去崇拜陶醉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仪式，而这些活动仪式跟你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将本该属于国民的国库进行滥用，并未经过任何人或议事机构的表决；同时将本该属于个人的思想空间和时间进行蛮横占用，将思想控制打造成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道管控长城面前，任何人都显得那样渺小，这就是曾经深入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古典文明伦理已经被肃清，外域文明社会伦理永远没有成长起来，我们回到最为原始的社会伦理，奴才绝对服从主子。它不光掌控了你的肉体，也掌控了你的灵魂。
中国完美独裁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臆想。毫无疑问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向世界贡献出了杰出人物和文明。但是近现代，就像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陷入了相对沉沦的境况。我曾经跟一个穆斯林朋友聊起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看法，他的说法跟我的一些看法基本契合，就是每一个文明形态都有其起起落落，应该全面的看问题，包括基督教世界对其他地区的殖民历史等。笔者一年前梳理中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时，曾涉及伊斯兰黄金时间。相比较在基督教世界的生存历史，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的生存倒是比较优越。曾经巴格达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但是现在已经远远边缘化了，取而代之是在文明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北美洲。这种复杂的历史心理，对于任何文明古国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也是丰厚的财富。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心理杂糅在这些文明古国的人心中。人们渴望现代西方文明的图景，但是如何在本土实现一些理想图景，确是很大的挑战。中国曾经采纳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图景，但是很快就转化为噩梦。不过这种“苏俄顶层-中式遗骸-现代涂层”三维结构已经竖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回不去曾经可能最为稳妥的君主立宪，那么现在最为“稳定”的就是回到毛时代的全面独裁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无论商君书，还是纳粹，还是苏俄，各种管控模式都可以随时调动出来。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从清末民初就一直存在着；或者说全球化过程中，更加激发了这种情感，这种情感几乎是全球范围的爆发。在中国，笔者认为仍然是本土文明没有成功应对新兴外来文明的结果。旧的伦理被急于清理殆尽，新的伦理没有建立起来。而任何文明都不是凭空架构起来的，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这个观点应该也适用于其他文明古国。当然在文明古国中心的边缘地带，为文明的对话和融合提供了先天条件。比如日本基本上成功应对了新兴外来文明。日本人的危机感激发了存亡续绝的烈士精神。
文明的演替和流转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曾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现代的希腊和罗马已经很难去感受了，这些文明却在美国等地区成功继承和发展。同样，中国的古典文明，也很难在中国这块曾经孕育的母地去感受了，中国大陆的孔子形象恐怕远远没有美国最高法院门廊上的孔子形象生动逼真。所以余英时说：我在哪里哪里才是中国，那个叫中国的地方恰恰不是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光表现在华人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在犹太裔知识分子身上。如果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对美国进攻伊拉克有政治理论影响，我想这绝不是简单的宗教冲动，而是有深刻的政治理论支撑。因为施特劳斯政治思想贡献中的犹太思想家孕育于伊斯兰世界，比如迈蒙尼德，伊斯兰世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施特劳斯的祖国。民族主义、宗教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政治家来说，总会形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困境。在这方面斯宾诺莎留给我们的宽容遗产仍然需要我们去珍视和回味。在这方面，笔者重思美国内战时，才发现中文翻译的很不恰当，美国内战英文名称叫Civil War，可能翻译成民权战争更为恰当，这场战争本身跟黑人解放是捆绑在一起的。要突破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偏见和歧视，对于一个哲人来说可能很自如，但是放在社会大众中总会那么不自如。针对黑人人权、宗教宽容的观念在开国元勋杰斐逊的文集中俯拾即是，但是在社会层面的艰难推进却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文明就像庄稼，如果没有农夫的艰辛照料，很快就会被野蛮的杂草吃掉。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中共建政仍然是开天辟地一样的事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梦想建造起一个现代政体。这里面的感情非常复杂：实现工业化，实现富强、独立。经过近七十年的国有化、党有化，确实架构起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国家机器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在世界上横冲直撞，一个个乘客任其簸弄，或癫狂，或昏睡，或被抛落在车轮下……这个国家机器是否能缓一缓，看一眼自己被抛落的人民？当然在很多中国人意识里，这个国家跟自己没有关系，怎样把这台机器的零部件拆卸到自己腰包里就是目的，也就是坊间所谓的挖社会主义墙角。这种人要么是草根利己主义，有狂热而虚空的爱国主义情节；要么是精英利己主义，届时只管弃船逃亡即可。末了，让我们一起再次凝视下这台“苏俄顶层-中式遗骸-现代涂层”的国家机器。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4/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