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过年

我父亲原是农民,解放前夕,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一方面买通当地保甲长,另方面听从他父亲吩咐,从江北逃到繁华之地的江南。他一无亲眷,二无门路,三无技艺,在异乡谋生只好做个黄包车夫。父亲的双腿──黄鱼肚皮特别粗,他拖车十分勤快,后来当装卸工也十分勤快,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劳动之余,播种种子也十分勤快。解放没十年,母亲前后就养了我们兄妹七个。其中死了三个活了四个。以上数目也许不是确切数字,有时候我真搞不清究竟是七个还是八个。所以父亲老了之后,眼角堆着眼屎,傻乎乎地呆在冬天的阳光下问我,还记得秋英吗?就是那个在屎堆里打滚吃屎的秋英。我竟然无话可答。

幸存四人人人人小肚皮大,夜夜喊饿,天天盼肉。然而对肉的渴望,我们晓得只有到年才能彻底实现。因此,与其说我们小时候盼望过年,还不如说我们的肚皮盼望红烧肉。

知子莫如其父,父亲深知我们的特点,为了节省开支,过年前夕就未雨绸缪。具体方法:买一二个带毛猪头,加上大量的茨菇和塞了点肉的油泡,红烧满满一缸大杂烩,以此逐日填饱我们的肚皮,以免大年夜如虎扑食有失“雅观”。那几天父亲一改往常脾性,不赌钱了,也不骂张三李四了,也不打我们瘦弱的屁股了,我们全家喜气洋洋的,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和猪头肉的香味。灶膛里的树皮木柴被烈火烧得哔哔剥剥,我们馋涎欲滴地盯着母亲在热气腾腾的铁锅旁烧火、热拆猪骨头,盼望她随手给我们一块猪耳朵。母亲仿佛理解儿女心情,总是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老大笑容满面地走了,老二又上灶口头,老三笑容满面地走了,老四又上灶口头,走马灯似的陪伴着满身肉香的母亲。

父亲的方法卓有成效,可以说,到大年夜我们长年没有油水的肚皮基本给填饱,没有明显的食欲。所以除夕那天,面对一桌子鱼肉,我们反而吃得草草了事。

吃饱后,我们就想新衣服压岁钱。所谓新衣服,不过是没有补丁的布料而已,仿如演出服,一过年初十,总是要卸装,继续穿破衣服,我们也习以为常。而且教熟猢狲似的,一如既往地去木材公司剥树皮当柴火,到蔬菜行捡菜叶。压岁钱呢,没有问题,父亲很守信用,吃过年夜饭,当场付清。虽然掏腰包时磨磨蹭蹭的,但样子不像小气,倒像是让我们感觉钞票来之不易。一般每人一元二元,我记得有一年才五角。父亲那年触霉头,生了病,母亲又患上关节炎,半年病假在家,所以过年过得勉勉强强。我们拿了钱,也不觉得快活。我记得那年家门上连一个福字都没贴。

到手的压岁钱,我们不是买鞭炮,就是年初一上街吃豆腐花。兄妹各用各的钱,自负盈亏,虽然嘴上亲热喊哥哥叫妹妹,却相互没有请客。

我的父亲嘴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其实内心大有忌讳。付过压岁钱后,他总要嘱咐儿女,年初一千万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一觉醒来,首先要向大人问好,祝父母身体安康,样样称心。父亲听到祝福,也同样真诚地祝福我们念书出息,不生毛病。

江苏/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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