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刊杂志上,惊闻诗人顾城杀妻后自杀了。舆论哗然。

从报刊杂志上,惊闻据说是大陆唯一的思想家的顾准早在1974年就默默无闻地死了。舆论始而哗然,继而叱然,终而咽然。

舆论对二顾的评价,差不多是对立的:顾准崇高,顾城卑鄙;前者是英雄,后者是恶棍。不过,好恶褒贬下来,对二顾“自找死路”,认其为“不是发疯便是发痴”,则差不多是统一的。

五十年代初,就当了共产毛朝高级官员的顾准,倘若不发痴,何以弃锦绣前程、身家性命于不顾,硬要坚持真理,说真话,触怒霸语话权的绝对权威,被整得家破人亡,烟灭香消?(一个仅仅坚持独立思想的人,竟然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像顾准这种选择为社会所不容的坚持不出卖自己的“精神派”,在聪明者眼里,的确是匪夷所思的;就是在普通人眼里,那也是痴到极点,不可理喻的。而仅仅靠了写了点谁也读不懂的东西却捞到不小名气的现代派诗人顾城,作为“访问学者”已生活于西方世界;倘若不发痴,自由、幸福如探囊取物,却硬要非现代地自放于荒岛,营构他的现代宝玉梦,并为此梦付出家破人亡、烟灭香消的惨重代价。像顾城这种选择为时代所不容的抵抗投降的“精神派”,在聪明者眼里,的确是匪夷所思的,就是在普通人眼里,那也是痴到极点,不可理喻的。

信哉,“痴人多烦恼”(王蒙《烦恼》)也!

如此看来,所谓“痴人”,人生向度的选择总是站在正常的大众的对立面:你以为非者,他以为是;你以为是者,他偏偏视之为非。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当然不聪不明;不聪不明,古称“痴愚”,今叫“傻瓜”。傻瓜的行为总是异于常人,常人宁可死乞白赖地活,傻瓜则敢毅然赴死;常人志于安身立命、吃好穿好,傻瓜却守心养性,去污存洁;常人为发达可以趋炎附势、同流合污,傻瓜却敢于拒绝成功、宁折不弯;常人追慕“中心”的荣华与声望,傻瓜则安于固守“边缘”的清贫与困厄。

钱钟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说:

“盍身求存而知欲言,真情实事也;无身无言,玄理高论也。情事真实,逃之不得,除之不能,而又未肯抛其玄理,未屑卑其高论;无已,以高者玄者与真实者委蛇而缘饰焉。”

人生来就是这样一种矛盾体:既要求生存,又有思想,而且有话又要说。这都是真情实事,人之起码,无可厚非。说不想生存、视己身如臭皮囊;说不想开腔、视语言为赘物(如老庄与禅宗),其实都是玄理高论。精神与物质追求都属人的天性,逃无可逃,除无可除的。要想兼而顾之,唯有将二者相互“委蛇而缘饰焉。”

说起来似乎挺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将二者“合而和”,人生充实而光辉,那就颇为困难了。——尤其身处浊世与乱世。也许,这正是王弼处乱世而深学识的高明之处;也许,这正是钱钟书处浊世而深学识的高明之处;也许,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人诗意地栖居”;也许,这正是庄子追慕的东方灵魂——能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能站在生命之外看生命的不遗世而仍能独立之道。

老子诗意地骑青牛去了……庄子诗意地变蝴蝶飞了……嵇康诗意地走了……阮籍诗意地醉了……王弼诗意地注了……陶潜诗意地耕了……陈抟诗意地睡了……东坡诗意地泛了……张岱诗意地穷了……雪芹诗意地梦了……这审美意趣化便是对生存方式的净化。这净化暗含宗教的趋赴心理:神的存在方式不仅是“爱”的,更重要的是“美”的。当他们一想到凭己之力通过“净化”,便可化腐朽(生活)为神奇(生活),疲惫的灵魂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几乎是非人间的情感涌入心田,令他们振奋起来。“个体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了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都照耀着不寻常的光亮;他们一切激动,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一下子都平复了。它们融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在这种宁静里充满明朗的和谐的快乐和希望,充满理性和真诚。”(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

白痴之所以是白痴,原来只因为他们人生的向度老是凝注于“美”和“真”上,对生活的领悟与感受与常人完全不同。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也。蒲松龄说:“性痴,则其志凝。”张潮也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于是,荷尔德林在“田野之道”上高声吟哦:

既然辛勤劳碌宰制人生,
人还须仰望苍穹倾听;
吾欲追求汝之高洁?
人必得如此。
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便会欣喜地,
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才是人之尺规。

这就是受神的感召,既爱且美的“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对此解释得既生动又深刻。加达默尔也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秩序之中,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片面和灾难性的迷失中,与遥远得不可企及的真实意义相遇。”(《美的现实性》)

然而,尼采却发现:人最终在事物中找出的意义,只不过是他自己塞入事物中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发明的美与真的“诗意”生存方式,只不过是人类自欺欺人的梦幻。尼采在瓦解神性的同时,把人性逼入一个赤裸裸的尬尴之境。难怪沙翁也曾悲愤地说过:“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麦克佩斯》)

确实,比较起来,同样过着社会生活的昆虫或鱼类,因其无心,便比人类幸福欢乐得多。庄子说“鱼乐”,一般人总会怀疑:“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乐呢?”庄子反问道:“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乐呢?”据说,西西弗斯不指望那不可指望者(地心引力的消失),现实些,眼下只能安心推石上山。他是明智的,当然是幸福的;虽然是辛劳的,就如同蝼蚁鱼虾一样,但他却免受“诗意地栖居”的梦幻困扰。这样看来,老庄的深刻、海德格尔的深刻也只是他们困惑的深刻而已。因为他们懂得:人类受着自站立而有心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重压,就再也无权过蜂舞鱼游那种优哉游哉的快乐生活了。因此,人生在世,总要讲究个“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几乎是先天追求意义而又始终不明白意义真谛的自寻烦恼且极其顽固的动物。

“归隐自身”的蒙田就是相当顽固的。他没有办法,只要他想从世俗的荣光中摆脱出来,就势必固执己见。他说:“在认识了真正的幸福——愈认识愈能享受——之后,使你因而心满意足,不再希望延长你的生命与名誉。”(《蒙田散文》)〖HTSS〗他所谓的“幸福”,其实质不外乎是他“归隐自身”的独立,而老庄之所以反抗社会,正是全力追求精神生命的独立。享受着独立精神的人是相当顽固的——蒙田不希望延长自己的生命与名誉,正等同于嵇康敢毅然放弃生命;正等同于陶、苏、张、曹等敢毅然选择了穷愁、潦倒与落魄。“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是个大傻子?”(钱钟书《论快乐》)

所以庄子总以为人类社会的许多灾难与痛苦,都是因为人类聪明的结果;他甚至将人类的“开明”喻为“混沌开窍而后亡”,预见出毁灭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的“文明”。——俗众对这类人当然是没法理解的,于是嘲笑他们“不懂生活”、“不现实”,挖苦他们“自寻烦恼”,奚落他们“古怪”、“犯痴”。然而可以想像,这类人面对俗众,必然白眼一翻,嘴边多半露出一丝鄙夷的冷笑。当他们愈认识愈能享受诗意而特立独行时,他们与俗众彼此内心深处,恐怕早已以为对方是无可救药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有:

“子贡相韩,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过谢原宪(子思)。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病否?“宪曰:”吾闻之,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渐,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名利双收的子贡以为子思“病得拐了”,不过借以讽刺子思“傻冒”,不晓得“上进”,是真资格“学道而不能行者”。所谓“学而优则仕”,不当官,何必卖劲去学什么道呢?因为他们所学的孔子之道,根本是入世的,不是什么自鸣清高的退无可退的安贫乐道。子思不仅不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冒傻,甚而咬文嚼字地冒酸。顾准、顾城基本上就是这种追求“精神自由”冒傻冒酸的痴人。所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月。”(欧阳修《玉楼春》)

在这儿,中国历史上另有两个姓顾的人,特别值得玩味,他们就是顾炎武和顾恺之。

顾炎武,号亭林,明末清初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史称少时便“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善有“归奇顾怪”之称。可见其从小就“不太正常”。他平生最反常的行为是:别人都剃头的剃头,换装的换装,争做大清顺民的时候,他却倾其家产,招募乡勇,真刀真枪地跟新主对着干。失败后,东躲西藏,足迹几遍大半个中国。在漫长的艰难困苦的生涯中,依旧不开明地守志如初,半耕半读于穷山野岭,至死都不当他满清的官(连颇有独立价值的修明史的史官都不当)。注意!康熙皇帝对顾炎武这类“异己”且反生存之道(鸡蛋硬要碰石头)之怪人:纵然不可理喻,竟也采取容忍之态度(你翻不了船)。因而,“思想极其反动”、“对新生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势不两立”的顾炎武居然生存了下来,而且著作等身,成就为一代学问大家。

(比较起来,顾炎武比顾准实在还是要幸运得多。)

提起顾恺之,真可谓大名鼎鼎。但凡略知点中国美术史的人,无不晓得就是晋朝那个每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若怪而问之,必附一句名言(“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中国第一大画家。后来的中国画无不以“传神写意”为其灵魂,就足见他在绘画史上的影响与艺术成就的高迈了。无疑,他是位极富才华的人。他少时曾作过一首《筝赋》,自称:“可比嵇康《琴赋》。”没有点自信,决不敢如此狂妄的。因此,史书说他:“世因称其有三绝,为:才绝、画绝、痴绝。”只可惜他绝顶于世的“才”和“画”,历史留下来的证据不多,我们只有推想而仿佛受焉。而他的“痴”,《世说新语》等书多有记载,故精彩异常,传之弥久,嚼之弥香。

譬如:他与好友桓玄、殷仲堪聚会,以作危语取乐。桓说:“矛头淅米剑头炊”,殷说:“百岁老人攀枯枝”,他却拿独眼龙老殷“开涮”,揶揄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结果拿给老殷的怒拳吓得大半个月不敢出门。

又譬如:他吃甘蔗,每每从尾部啃起,人问他何以吃得这般古怪,他说:“渐入佳境”。啃甘蔗居然啃出哲学味了,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用心尤其“良苦”的,还有:他有次要出门写生,把一箱子画寄在好友桓玄家(当然打了封条)。他向来对自己的画十分珍视。朋友再好也不会白送你的;都须奉上润笔。这箱画中就包括那众人欲睹、众人欲出重金收购的神神秘秘的《竹林七贤图》。(传说:有位大富豪附庸风雅出千金请顾作画,并奉上特等素绢十丈。顾裁去九丈作袜,一丈作画,就是这幅《竹林七贤图》;且又裁去九尺自留,给一尺画边边回大富豪。大富豪一看,竹林边,怪石旁,一童儿捧琴傻笑。大富豪问:“一个童儿就值千金?”顾说:“等那童儿变脸,我还要涨价呢!”大富豪再看,那童儿傻笑似乎已变嘲笑,连忙欢天喜地磕头作揖地去了。)并神秘地对桓说:“这些画,我全部都点了睛的。”桓素来佩服老顾,可从未得过他的画。心想:“肥羊送到口边,焉有不吃之理?”

等老顾转山转水回来,开箱一看,立马傻了:一箱妙不可言的绝品,变成一卷卷白绢。在场所有人都认为肯定是桓做了手足,空气一时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呆若木鸡。突然,顾哈哈一笑:“从前左慈画龙,点睛而龙飞,莫非我的画也入了妙画通神的神品?肯定他们离画而飞升太虚也!”于是在场者解颜畅笑,纷纷道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神。

再譬如:桓玄有次跟他开玩笑,用一片柳叶骗他说:“这是片隐身叶,蝉子就靠它隐身不见。你将它含在口中,我就看你不到了。”他居然信以为真,口含仙叶躲于东池(厕所),呼桓来找他。桓入,装着看不见他,作呐闷状道:“这人藏在哪儿去了?”便对着他的脸屙了一泡尿,然后转身去他处寻找。他欢喜异常,尿都来不及揩,立刻从东池蹦出,惊呜呐喊:“你果然看我不见了!你果然看我不见了!……”遂珍藏之,早晚焚香叩拜。

如此之“痴”,在那个“行为艺术”颇为盛行的时代,也可谓“亏他想得出来!”“亏他做得出来!”了。顾恺之的才华,他留下的《启蒙记》等七卷文集并非可以证明,而是他处浊世依旧能名利双收的生存智慧:他一生永远都不离开官场,又永远不当大官,不当有权但累人的官;永远不介入政治上、思想上的任阿斗争,永远不把儒家那套“国家呀”、“民族呀”、“人民呀”拿来横阻他的艺术心灵。因而他一辈子从来不为吃饭穿衣犯过愁,也永远不为什么职称啦、房子啦、刨自由地啦犯过难;当然更永远不为什么女秘啦、轿车啦、别墅啦犯过险。说他是聪明人中的绝顶聪明人(如张大千、陈逸飞之流),亦无不可的。因为他的画在当时就被他自己炒成了“天价”。谁能说他们的种种自我导演的“痴行愚为”不是对“痴愚”的亵渎呢?

比较起来,曾将一截破牛仔裤脚戴于头上,美其名曰“通天帽”而招摇过市,怪得球没名堂的诗人顾城,其聪明就只配称“小儿科”了。(莫明其妙的现代派诗人怎么不转向当鬼画桃符的现代派画家?画可比诗吃香多了!)

顾城之所以还“不够聪明”,我以为他确确实实承受着当代所有文人都绕之不开的困惑;又提前承受着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所有人文知识分子同样绕之不开的困惑。

也就是说,他在叛逆的同时,并非安心于叛逆,各种反叛逆的力终使其“不知道自己的对象的确实性和真实性,甚至不知道询问价值和意义真实的方向。……究竟有没有绝对的超历史的价值都成了问题,更何况历史之中的种种相对价值形态本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诗人最终感到无可慰藉的心灵疲惫。”(《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因而,他的叛逆注定徘徊在对立价值形态的两极之间,无所适从,堕入“灾难性的迷失”之中。——在这个“两头都要占着”(流沙河《骑墙与拥鼎》)的时代,倘若不像唐·吉诃德般痴顽,不如何Q那般麻木,或者不具备顾炎武的洒脱,顾恺之的聪明,要想在对立价值形态两头都占着,无疑,那只是痴人说梦。

顾城隐居荒岛期间,领着外国文化机构的津贴,衣食不愁,且有两个美人相伴,上无老,下无小,不开会,不坐班,像陶渊明那般潇洒地伐树筑屋、种菜浇花;更像贾宝玉那般缠绵地谈情说爱、看书写诗。——似乎是找到了“诗意地栖居”。然而他耐不住另一种寂寞,一切文化活动有召必应,且逢人就津津乐道,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又喜热情接待各路记者,夸夸其谈其“境界”。结果为有心记者形容成“觅震(轰动效应)派”。因此,有人断言,顾城所走之途,与“痞子文学”异曲同工,都打着“叛逆”与“颠复”的旗号,以“宁作真诚的狼”去精神媚俗。只可惜“假嬉皮”莫得“真痞子”聪明:把自己置于异域文化之边缘,媚俗不成,清高也不成。所谓上不沾天下不沾地也,四川话称为——“悬”。

当然,我们最好相信顾城是困惑浓雾里的绝望者,而不相信他是名利苦海里的落水者。因为无从抉择的恐惧性颤栗才是吞噬诗人的深渊;情感或事业的一时受挫,不足以令他杀妻后自杀。

李渔《草本·兰》说:

“兰生幽谷,无人自芳”,……其为兰也,亦与萧艾同腐而已矣。

李渔道出了追求“人诗意地栖居”的人的本质悖论:你的芬芳不为世界知晓,其结果与萧艾无异,同腐同臭;你的芬芳欲要世界知晓,你又必须失去自然,弃幽谷而蹲货架。真是进退两难啊!难怪诗仙李白也无奈地唱道:“老死田陌间,何以扬清芬?!”而尤其在“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严格监控下的当今文人,要想躲过“无从扶择的恐惧性颤栗”几乎等于“痴人得了隐身叶”——玄火。

追求“人诗意地栖居”的人,不外乎想从生活中索求“意义”。只要把“意义”模糊化、平面化、中介化,“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荣格《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于是,在人文精神遭到灭顶冲击的今天,居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诗意地栖居”:掺乎者,盗版者,贩黄者,批量生产畅销小说者,卖假书号者,左脑炒股,右脑写诗的旁观者,甚至替人摇头说“不”者。……他们倒是真正把“高者玄者与真实者委蛇而缘饰焉”了,只是决不会像顾准那么傻,像顾城那么痴了。——这荒诞的现象说明什么?除了说明“意义”的毫无意义外,只说明社会的确存在着一种消解“意义”于无形的无形的力。就像气功大师的“八卦阴阳无影倒勾连环掌”,把你“震”成零件了,你还不晓得是啥东西啷个搞的。

去年,流沙河先生赐我一幅对联:

上岸来 任他风浪
回乡去 还我河山

上联像是在劝顾准:不管你是浪里白条还是落汤瘟鸡,最好上得岸来。现在而今眼目下,英雄贬值,勿须硬充好汉,等晓得“锅儿是铁倒的”,那就为时晚矣。下联像是在劝顾城:真隐士莫不能从已被严重污染与俗化的山山水水中重新找回大自然的真精神、真境界。尔等半罐水,捡了点老庄的封皮就当告示,别在那儿“啃哩矿啷”了,回乡去,老老实实,别悬在空中,也别活得太“玄火”!

老先生看透了我的人格结构中,既有顾准式的“硬断不弯”的愚蠢,更有顾城式的“骑鹤下扬州”的诞妄,所谓欲作“以人间为戏,殆如龚定庵所谓亦痴亦黠者”(张慧剑论林庚白语,见郑逸梅《林庚白搜罗星命书》)。全联语言朴素,洋溢着对我导师式的深度关怀。——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人诗意地栖居”:一方面,应把顾准式的“价值自居”贬点值(登岸),另一方面,又应把顾城式的“价值追求”升点值(回乡)。这一“贬”一“升”,人生就能既不遗世又能独立也。此所谓“唯大哲能看透,唯大洁能不弃”(王敦洲《大哲与大洁》)者。

近人罗瘿公《绝笔诗之一》云:“平生自诩安心法,每为嗔痴损道功;今日病中才悟澈,万缘灭尽一心空。”也许,每一位自以为人生还有意义的人,每一位在追求这头、那头或两头价值的人,都必然无法从痛苦中得到根本解脱。这是天生注定,佛家称为“苦劫”,老庄则说那是“文明”所致,人类若“寡欲去智”,活得懵懵懂懂,纯粹病理学上的“痴愚”,那又何来痛苦呢?

然而,既然人类已经有了“意识”与“自我意识”,就再也无法回归到哲学的“空”“无”状态了。正如婴儿既已呱呱落地,就再也无法重入玄牝之门,回归那安稳怡乐的昏冥状态一样;也正如阴阳既分,秩序既定,宇宙也就再也无法回归大爆炸之前的混沌状态一样。那么,人类创造文化究竟是为了解脱苦难还是为了增加苦难?!或者说,人类早期的苦难来自于自然界,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的苦难大部分已经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文明自身,来自各种文明间的互相否定。它有没有个尽头?会不会继续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我终于惊奇地发现:当我在作这种思索的时候,我已经堕入更深更难自拔的困惑中了。

——然而我又终于惊奇地发现:当我堕入更深更难自拔的人类的终极困惑时,我的确暂时遗忘或临时淡化了我的当代生存困惑,居然也接近“登岸”、“回乡”了。

假如曹雪芹活在当代,他的《石头记》的开篇诗有可能会是这样:

满纸困惑言,轻重两顾难,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禅”?

1996-8-10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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