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这样好的篇名,我得吊吊读者的胃口,先谈谈别的。从2001年底上网以来,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写了两百多篇文章,播撒在全球中文网络的各个角落,是我贫贱人生唯一可以稍值自慰的事。最近读到一位老学者朱健评论与我有过书信往来的朱珩青的文章,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特别提到我的“鲁迅左派”。想当初,我为汉语创造这个词时,引起惊诧,而今只要稍有关注中文网络思想论坛的人,莫不知道我的“鲁迅左派”了。我感谢所有关注过我的人。特别提及一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萧茂春编辑,他愿为我的《鲁迅左派言说》出书,只是我太经济贫困,只好作罢,我仍非常感谢他。

先说与姚文元比左棍。名教授王晓明曾称赞我的“横站”立场是当下最适当的选择。我的鲁迅左派在网络思想论坛遭到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围攻,我没有胆怯,而是像精神导师鲁迅那样,以横站的姿态凸显我瘦弱的茕茕孑影。我把极右派辱骂我的“左棍”当作法利赛人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成为基督徒的圣物,我也把“左棍”缀在自己的名字前面,作为徽章。由此,我与姚文元发生了关系。姚文元是谁?许多年轻人恐怕不知道了,他可是毛主义的文革时期的著名文人,与我这样单纯的民间立场的文人不一样,他还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行者,权倾官场,被当作毛泽东反苏式社会主义,推行毛式社会主义文化统治的“金棍子”,也被新时期后噩梦醒来的知识分子骂为“左棍”。

显然,同为左棍,我与姚文元共同之处不多,我们可以说在左翼内部是对立的。除了上文说到的我是民间立场的贫贱左翼文人,而他是官场红得发紫的显赫权贵之外,我在鲁家庄,他在毛家庄,我们的思想也是不同的。世界左翼运动在第二国际后分化为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苏式社会主义。左翼思潮传到中国,起初在文化领域占主流的是鲁迅左派,40年代以后,毛左派确立左翼政党和中国大陆政权的全面统治,鲁迅在左翼文化上也矮化为毛泽东的“小学生”。毛主义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60年代前,“一边倒”地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苏式社会主义模式,鲁迅左派胡风被镇压。斯大林被继起者批判,随着中苏大论战的逐步升级,毛开始推行比斯大林主义更左的毛式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文革”,也被继起者邓小平所彻底否定。随着新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原来的老毛派周扬等人追赶不上毛的变化,被毛抛弃,姚文元作为替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毛主义文化形态体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纪要》中,全面否定毛自己统治以来的“文艺黑线”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之间近一百年是空白,以文革开创新毛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新纪元。姚文元便是毛“走进新时代”的文化开路先锋。他的评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长文,不但打倒了一大批“臭老九”和“大毒草”,还在政治上摧毁了当时的以彭真为首的京城执政党市委,由此被历史学家作为文革发动的导火线和序幕。姚文元忠诚地执行新毛主义,批臭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给身陷冤狱的鲁迅左派胡风落井下石,再重踩两只脚。我与胡风同是鲁迅左派的传人,我的左棍和姚文元的左棍当然有天壤之别。姚文元这样的左棍得势,左棍我和鲁迅胡风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另外,我的文风与他也有天壤之别。我学习鲁迅杂文,个性和真诚充沛文中,形象性情感性和议论性逻辑性相得益彰。姚文元没有人格个性,理论话语随红头文件游移,枯燥呆板,毫无学理地上纲上线。

接下来谈我爱吻美国的左手。姚文元的文革时代,我只赶上其末尾,所以在农村的毛追悼大会上伤心地哭过,当过毛主席的红小兵和人民公社小社员,但我毕竟太小,对他的妖魔化美国的高论一无所知。我上高中和大学形成世界观时期,已经是八十年代了,美国魇早已成了“美国梦”,成了《北京人在纽约》中耻作中国人的王起明们的“地狱和天堂”,而我只是生活在苦难人间的中国,并且早已发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在我早期的文章中曾欢迎过美国总统布什在北大宣传美国民主,但当布什发动侵伊战争,我和世界左翼人士共同斥责他。我甚至在文中明确宣布:只要布什当美国总统,我宁愿待在中国的监狱里也不去美国,永不会宽恕他。

那么,我与美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美国的人格化便是美丽的人,当然是美丽又富贵的阔妇人。我爱美国,不爱她的珠光宝气,只爱她的博爱和谦和,左派的我只爱她这样的左手,爱热吻这样的妇人的左手。我关注并支持美国的左翼社会呼声,坚决抨击美国的右翼阔人和霸权主义。

我爱吻美国的左手。我关注美国一个左翼政党重要理论家哈拉比·瓦底先生来华的演讲。他用翔实准确的数据、生动丰富的事例介绍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现象,分析了导致这种现象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和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破坏作用,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美国社会摆脱深刻的危机。他指出,美国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用“9·11”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人民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正推行对外和对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两个战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侵害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我关注美国另一个激进左翼政党的《声明》,它将“9·11”穆斯林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的恐怖制度:“然而谁应对此负责?谁使美国人民不断受到伤害?美国统治集团指着中东。但是答案却在美国的土壤上。那些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无情的全球剥削与野蛮的军事行动对全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和造成了无数浩劫——导致了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痛恨美国政府的局面”。

作为一个世界鲁迅左派知识分子,我也关注到了在美国国内一次重大劳资纠纷中,两种思想进行了一次大较量。当时美国一个全国性行业雇员,在工会劳联——产联领导下同资方加工资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要求相距太大,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还是破裂。那时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工会主席的美国总统里根,一改二百多年在劳资纠纷中总是偏袒资方做法,一屁股坐到罢工工人一边。此事标致美国政府为结束旧政策画上了句号,为新政策实施开辟了大道。美国政府削弱、拆解大股东,分割他们的权力,扶持小股东,甚至公开宣称:如果那家企业不把股份出让给雇员,今后出现劳资纠纷,将不会站在资方一边。雇员得到股份并随着数量逐渐增多,在企业中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少数资本家)失去一些权力,另一部分人(底层劳动者)得到,监督权、责任权、分配权三大权力不再被少数人掌握,出现了现代社会少见的权益再配置。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中,正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迈进。以致2000年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感谢林白水的资料)。

按讲文章结束时该来个全篇总结,我就留给亲爱的读者网友吧。如果你还不知道左棍槟郎和姚文元的左棍有什么不同,不知道我为什么只爱吻美国的左手,而不是右手,那么,我这篇文章算写失败了。

鲁迅125年(2005)02-15,于南京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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