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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的七篇文章都是在我87年出国前写的（每篇文章的后面注明了写作日期）。其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和《论体育精神》两文分别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期，《论体育精神》一文被86年的某期《新体育》转载过；《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最早发表在民主墙的民刊沃土第二期，后来交给北大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81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创刊号；《苏格拉底之死散论》本来是写给陈子明等主编的《青年理论家》创刊号的，但该刊未能按照预定的日期出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全书曾被列入三联出版社的出书计划，计划在1987年出版，后因反自由化运动起来而胎死腹中。最后，在1989年年底，由朋友带到香港，交由田园书屋出版。
胡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读莫应丰《桃源梦》
一
自从陶渊明写下他那著名的《桃花源诗并记》之后，[桃花源]一个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就成了一个与喧嚣混浊的世界相隔绝、安谧而又美好的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它和后来西方的[乌托邦]一词相似，表达了一种植根于广大人们心灵深处的善良意愿和憧憬。对于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有人遗憾于缺乏实现它的具体手段，有人痛惜于它低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的因素，因而他们都认为这种理想只是空想、幻想。也有人根据自己对完善的理解，对前人绘制的这幅蓝图略事扩充或进行某些细部的修正。但总的说来，很少有人对这种理想本身加以质疑。这不难理解，因为乍一看去，要怀疑这种理想本身的美好与善良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世纪中期，世界文坛出现了几部引人注目的反面乌托邦作品，这些作品固然因其结论的极端而招致不少责难，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路，推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通过对一些原始部族的更精细的科学考察，纠正了一般人对人类早期生活状态的颇带浪漫主义色彩的流行见解，这些见解从鲁索的时代起（鲁索关于[高尚的野蛮人]的看法）作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并经由十九世纪的一些不够严谨的科学考证而一度深入人心。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有关桃花源或乌托邦一类社会理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趋势。
二
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桃源梦》究竟是一部对某一原始部落历史的文学记录，抑或不过是一篇寓言，我们暂不打算妄加评断。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极富哲理性的文学作品。《桃源梦》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政治哲学这个角度对《桃源梦》作一番分析。这种批评角度并非最新发明，不过它在有些人眼里却可能显得颇为陌生。
说来也有趣，尽管我们的文学批评近年来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可喜趋势，但在不少人那里，唯尊一家的独断倾向仍然根深蒂固。在前段时期甚至还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只消指明某篇文学批评属于所谓“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批评”，就等于宣布该批评是无效的、无益的左道旁门，而唯有所谓审美的批评才算是正统正宗。或者说，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批评虽属必要的，但还不是充分的。
但是问题在于：世上果然存在着一种“充分的”文学批评吗？“审美的”批评难道就没有它的局限性？一位刚从国外参观访问归来的美术家告诉我们：在西方，传统的画法画派仍然是很有势力的。迄今为止，笔者还未曾跨出过国门一步，不过凭着对西方整个文化特性的认识，我从来就相信那边的人未必像我们这里的许多朋友那样一窝蜂似的，“唯新是从”和那么熟衷于“定于]尊一。任何研究方法，只有正确与否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过时不过时，以不时髦为由而放弃某一主张或某一方法，不过是学术上胸无主见，肤浅轻薄的反应。有些传统的东西之所以被抛弃，是因为它们有错误，而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属于传统。这一点本无须多说，但稍加提醒似乎还是必要的。
三
《桃源梦》记叙了一个名叫天外天的部落的兴衰史。在很多方面，天外天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非常相似。第一，它们都是由一群逃避乱世的人们所组成。第二，它们都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第三，它们都过着一种简陋原始的生活。但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按照陶渊明的描述，桃花源乃是一个特别稳定长久的社会，而莫应丰笔下的天外天却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便自我毁灭了。对比于广大的红尘俗世，桃花源或许不失为一个宁静的天堂（如果你不嫌它无聊乏味的话），而天外天却只是一场令人困惑的、破灭的梦。
从局外人的眼光看，天外天社会一个最为触目的现象便是其生活的极端清苦。那位唯一的落户于天外天的山下人珍珠姑娘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人好重要还是生活好重要？]时过境迁，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口号已经成了十足的笑柄，以致于再对它进行严肃的剖析批判似乎都是多余。但是，在当今例如”文化热“中所频频听到的关于发达社会”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生活优裕、人情淡薄“以及某些落后地区”日子虽然苦一些，但精神世界更充实，人际关系更和谐“一类说法，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当然只是”似曾相识“。珍珠姑娘绝不等于四人帮。与其说我们是想把所有”要精神还是要物质]的说法都和四人帮挂上钩以便轻而易举地全盘抹杀这些问题的意义，不如说我们恰恰是打算做相反的事：把漫画还原为肖像，把闹剧还原为正剧，剔除掉极左思潮中过分荒诞不稽的成分，让它与更为深远广泛的人类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而考察这个更大的问题的是非得失。这个问题太大了。结合着《桃源梦》，我们眼下只讨论几个有限的方面。
针对珍珠姑娘的提问，首先我们要抛弃“既要生活好又要人好”或“生活好和人好都重要”
这种答案。因为它们答非所问。没有人会不希图两全其美的。然而，上述疑问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认识到“生活好]和”人好]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同等程度地同时满足的。否则人们就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是的，所谓“生活好重要还是人好重要]这个疑问，自身的确有着某种荒谬不通的成分。很难相信在人们品质败坏或人际关系恶劣的情况下竟然会有物质生活的丰裕。一味地批评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精神空虚“显然站不住脚。既然这里的”物质]不是指自然的物质而是人化的物质，是通过“精神变物质”而变成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本身就是精神的极大丰富的外在体现。当人们说一个社会的物质虽然丰裕，精神却贫困时，他们应该反过来问一问自己：一个在精神上贫困的人民或民族，难道能够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吗？也许你会说，能够创造出发达的物质财富的人当然有着发达的精神，但那只是知识方面的发达，技术方面的发达，而非品性的提高、道德的改进和对人生真谛的深刻领悟。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你为什么就只看见了贪婪而看不见勤劳？全力投人一项事业，何尝不体现了对人生的正确把握？支配着人们从事科学技术创造的求知精神难道不正是人类最可骄傲的一种品性？简言之，把生活好的事实仅仅归为人们自私心和物质欲的结果显然是片面的。难道在物质不丰裕时人们的精神就充实吗？也许是充实的，因为里面装满了油盐柴米。
不要过份相信某些处于“生活好]的条件下的人们的危言高论，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否定一切，大声疾呼一切价值观念的完全破产而竟然不曾被送上火刑场，那至少表明了有一个价值观念还是十分牢固的，这个观念就是宽容。而宽容是一个极其高妙从而相当脆弱的观念，没有一大堆更为基本的价值作为坚实的铺垫，它自己便无从立足。承认自己精神空虚的人的确是精神空虚的，为了逃避这种空虚而追求各种稀奇古怪的刺激或麻醉自然也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知其空虚便已然不是纯粹的空虚。纯粹的空虚是无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不少其实是处于麻木状态，那绝不是更好些而是更糟些。
正像珍珠姑娘所想的那样：“生活好时以为人好重要”。这并不是说在生活好的条件下人是不好的。因为脱离了相当的好人和相当的好的人际关系，根本就做不到生活好。遣只是表明了：
一、人在生活好的前题下对人舆人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娜．卡列尼娜不满于和卡列宁的那种缺乏深挚爱情的婚姻并最终离异，而一个生活在贫困封闭的社会中的女子却很可能认为得到这样的婚姻是三生有幸。一般人容易误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以为那是说一个人只有当其低层次的需要获得相当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那当然是不合乎实际的。其实马斯洛的本意是指，对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只有当其低层次需要获得某种满足时，高层次的需要才会显得突出。这恐怕倒是实情。讲现代人对人际关系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变得敏感所致，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真正的公主”，对十四层鸭绒被下的一粒豌豆都感到如芒刺在背。这种批评固然失之偏激，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不少真理。反过来我们也必须说，这种[过敏]有它的积极意义，它能推动人们建立更为美好的人际关系。
二、生活好了，固然可以使人身上的很多美德得以有力地发扬，同时也可以使人性中的某些弱点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核武器时代再出个希特勒，后果就不堪设想。纵然说人性的提高是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道德品性的提高总不及生产和知识的提高来得迅速。结果便是，随着生活的迅速改进，世间的阴暗面反倒显得越加刺眼。得到改进的事物越多，那未曾得到改进的部分便越发难以忍受。
简言之，“生活好”与“人好]这两件事确实是既有彼此相关相联的一面，同时又确有不那么相干乃至毫不相干的一面。因此，生活的上升并不等于人性的同等上升。记住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
四
在生活好时人是否好，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天外天社会的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却是；为什么在人好时生活却不好？确切地说，为什么一个社会把追求美好的人际关系和造就高尚品德的个人作为其基本目标时，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贫困？根据小说提供的线索，原因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天外天的善人们相信，人世间一切罪恶，无不源于人们的贪财好利。因此，根治之道便是遏制人们的物质追求，使人们都满足于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不言而喻，这种禁欲主义势必导致普遍贫穷。不要以为这种思想简单、幼稚、不值一驳。古往今来一直有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文学家们在极力主张这一观点。已故法国女作家德．波伏娃明确宣称：“在所有国家中，无论其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人皆为工业技术所折磨、束缚，弄得昏头昏脑。人不应去追求那永不可求的富裕，而应该以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自足，一如在沙丁尼亚和希腊的一些贫困的社会那样，那里尚未为工业技术所侵人，也未为金钱所污毁。在那里，人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还保存着真正的人类的价值——尊严、友爱和慷慨。这些才使生命有情味。
人愈追求更多的物质的享用，则幻想更多。这种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当人着重科学而忽略了智慧，着重实用而忽略了美的时候，是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俱来的。很好，但现在怎么办呢？只有在我们里面和周遭恢复智慧和美的感觉。只有一种精神革命，而不是社会的政治的或技术的革命，才能使人重新捡回他所已失去了的真理。“读这段话我不禁要想：假如波伏娃真的移居于她所赞美的那些贫困地区，她的境遇，比起落户天外天的珍珠姑娘来又将是如何呢？
其次，在天外天，个人劳动所得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体。换句话，天外天不承认正当的个人所有权。珍珠把自己从家中带来的盐，拿出一部分送给天外天的居民，不但没受到称赞，反而招来非议。受非议的原因是她没有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粒也不留”地献给大家。珍珠感到十分委屈：“我自己的东西，愿意献出去多少就多少嘛，献出去了，怎么还讨不到好呢？”我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曾经指出，否定正当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否定道德的基础。天外天人的观念看来极道德，其实却并不道德。做了好事的珍珠反倒受到责难，这说明了天外天社会道德观念的倒错混乱。这种混乱是会败坏人心的。尼采早就发现，那些希望得到无私的爱的所谓邻人，其本身却不是无私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三喊和珍珠把盐背进天外天，大家都紧紧盯住那只盐袋子，谁都想从中分得一份。这种把分享别人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心理难道不是很自私的吗？天外天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无保留地分给大家，殊不知这么一来，谁也不肯比别人多做一点事，谁都企盼着多分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果实。天外天并没有把凡人变成圣贤，它只是把他们变成了懒人而已（大锅饭，养懒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天外天富裕起来呢？
再者，天外天执意把凡人变为圣贤的又一个后果是，它导致了普遍的愚昧无知。人类知识的发展无外乎来自两种动机：一是功利心，二是好奇心。重义轻利的要求压抑了功利心，践仁成圣的要求则压抑了好奇心。孤立地看，重义轻利，践仁成圣都是很好的。然而，一旦规定整个社会都那样做，情况就可能完全两样。不错，历史上不少圣贤是很有知识的。但是，他们的知识都是由于其周围凡夫俗子们的存在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这种刺激，圣贤们的大脑差不多就会停止思考。譬如：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勾画的理想世界中，除了从事作工务农等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活动之外，唯一的精神活动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幸亏还有个资产阶级给我们批判！
对于一个坚持要把众人都造成圣人的社会，好奇心、求知心即使不是有害的，至少也是无用的。因为人们只消按照几条十分简单的道德原则去不断地身体力行就够了。这种社会甚至会有意识地使大家都保持无知。活祖宗龙居正希图天外天的人都成为善人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他才编构神话，制造迷信。要让人们不为恶，最简捷、最彻底的办法之一似乎就是让他们压根不知道恶，同时对规定为善的东西不加批评地思考。因为一思考便有可能犯错误，远不如干脆不思考而盲目遵从来得保险（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吃了知识的禁果而堕落的）。然而若是没有了对知识的追求和进展，人们的劳动就只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层次，物质生活的改进提高自然就是不可能的。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天外天对其人民施加的唯一的一种教育就是让学生记诵《盘古经》和《童子经》。天外天的居民不但没有发展出任何新科学、新技术，甚至连以前已有的知识技能都没能保留住。这样，虽说他们并非有意地留恋贫穷，但贫穷确实成了他们最忠实的伙伴。
五
天外天一味追求人好而造成了生活不好。那么，它在[人好]这方面又是否成功了呢？它是否把人变成它所预期的那样好了呢？另外，天外天对“好人”的定义本身究竟是不是好的呢？
显然，天外天并没有把人变得像它所预期的那么好。它并没有消除人的自私心，而只是使自私心改换了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虽然能对人性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却只能是有条件的。像“财富是劳动的产物]这句名言一样，”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名言也仅止是片面的真理。劳动加上自然物质才构成财富。人是由自身的物质组织和他之外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两者的产物。换句话，社会环境并不是万能的。人可以被改造，但不能被任意地改造。除非你的改造方式适应了人性中某些固有的东西。否则你的改造决然不可能成功。
龙居正希图使天外天的居民都成为一事当前公字当头的善人。可是从上山的第一天他就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每个人的自觉性，靠每个人自觉自愿的努力是不行的。为此，龙居正做了三件大事：他用自己断臂的壮举树立起一个公正无私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家的向善之心，并使自私者自惭形秽并产生一种负罪感。2．他发明了一套关于善道的神话及相应的宗教仪式：用“善有善报]的美妙许诺诱使人们为了日后的永享至福而甘愿眼下的克己奉公，用”恶有恶报]的巨大恐怖吓唬人们为了免受神灵惩治而在现世不得不循规蹈矩。3．龙居正还编造了一套玄秘莫测同时又包括一系列清规戎律的经典，以此把全体人民的认识予以高度的统一，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凭借这股力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言行稍有偏离经典之处，便会遭到全社会的唾弃而使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境地。龙居正采取的这三大措施一度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天外天果然在一段时间内从外表上成了君子国。然而，浪子瓜青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美好的局面，对于这样一个天生放荡不羁而又不信神灵的人，龙居正束手无策，造就引出了头生善人的正式出山。头生善人发明了劝善礼——种极为残酷的致人于死地的惩罚。于是，天外天社会在制度或结构方面的建设便最终完成了。
不错，从外表上看，天外天社会在改造人性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这种成功的改造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说穿了，它无非是利用了人们的趋利避害之心，利用了一般人愿意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心理（善人将升人天堂永享至福），利用了一般人害怕孤立、害怕受惩罚的心理（想象中的、遥远的惩罚和现实中的、近在眼前的惩罚）。简言之，它正是利用了人的自私心，利用了人性中的弱点而起作用的。因此，它怎么能达到消除自私心，改变人性弱点的目的呢？真正的善人，按照定义就应该是一个自觉自愿为善的人。如果一个人做的各种好事，都是出于贪图更大的奖赏或是为了脱避残酷的危害而做出的，那么他的行为还有什么道德价值可言呢？非自觉自愿的善人根本不是善人，那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天外天社会用来改造人的那些手段是和它要改造人的目的正相反对的。所以它非但没有把人变得更好，反而把人变得更糟。天外天并没有使它的居民善化，说到底，它不过是使其驯化了而已。假如说人是可以被驯服的，那么做到这一点的秘密就在于：一方面施加极端的恐怖，另一方面又提供堂皇的理想。靠着这两方面的巧妙结合（善道神话加劝善礼），一个被恐怖吓得不得不按照那套清规戎律行事的人，便可以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安慰自己说自己是在追求伟大理想。有恐怖作后盾，不愁人们不忠于理想；有理想作旗帜，恐怖手段也就得到了最好的辩护。天外天社会是天堂与地狱的混合物。确切地说，它是地狱而非天堂。因为，真正的天堂不容许其中含有任何形式的地狱，而一个要想长治久安的地狱却必需要包含一个外观上的天堂。
六
天外天是实行善政的，可是实际上它的善政却成了苛政。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也很简单：天外天既然要求人人不能有半点“杂念”，这本身就是苛求于人，因此它当然就造成了苛政的局面。这正像有些父母一心望子成龙，结果使得儿童不堪重负。历史上有些清官，其实原是酷吏，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见《老残游记》）。天外天的居民并非不知道恶有大小之分，但是据说是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搞起了无限上纲的把戏，到头来反倒是混淆了大恶小恶的界限。这恰好就是苛政的逻辑。珍珠吃了一口石梆肉，立刻引起她的情人三喊的极大恐慌，因为“一天吃小，二天吃大，三天就吃人”故而万万容不得。这使人想起笑话中的那位县官，他下令处死一个只不过偷了一文钱的小民，其判决词是这样写的：“一日一文，千日千文，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
经验证明，对细小的过错一味苛责严惩往往是适得其反。它会使人们变得消极——既然一说话一做事便有犯错误的可能，那么不说话不做事便成了万全之策。它会使人们变得被动，这就导致了普遍的谨小慎微。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头脑中的任何“私字一闪念”都视若洪水猛兽，他必然会陷入“原罪]之感，从而产生强烈的自卑意识。一个苦苦坚持这种修炼的圣者也许是无懈可击的，但常常也是乏善可陈的；这样的一生即使是纯洁无瑕的，但必然也是暗淡无味的。问题在于：人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当作唯一的目的而排斥其它，那么这种至善还有多少意义？小错确实可能发展为大错，但小错毕竟不等于大错，它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大错。我们不相信那种对小过错而感到罪孽深重的痛心疾首会是推动一个心智健全者进步向上的最好动力。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为自己的某些小过失而痛加贬责时，我们不能不嗅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自虐狂气味。要么就是装腔作势，以自责自贬的形式来自炫自夸。炫耀功绩使人闷气，炫耀罪恶使人愤慨，而炫耀美德则使人厌恶。无怪乎那个以自己心里”清澈澈、亮堂堂“自居，不断地向子孙后代讲述自己如何成为”善人中的善人“事迹的栀妹善人，其”举止使人觉得多少有些做作“了。
天外天的居民对吃老鼠肉的浪子瓜青和吃石梆肉的珍珠严格划清界限，像防避瘟疫一样地彻底地孤立他们，这不仅反映出天外天居民见识上的愚陋，更表明了他们气度上的偏狭，揭示了这些以美德相标榜的人在美德上的根本缺陷。造就是“礼教杀人]．在一个信仰一整套共同的严格的道德清规戒律的社会里，”道德“是会杀人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着一个凶恶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宽容。不是说在这种社会里人人都亲如兄弟吗？是的，但那仅仅是对待相同信仰者才是如此。如果我们迷恋于这种社会中那种超乎寻常的友爱，那么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超乎寻常的友爱是以另一种超乎寻常的仇恨作为其必要对应物的。天外天的人对于他们之外的世界满怀仇恨和疑惧，对于其内部任何一个在思想行为上略有不同的人都视若仇敌。他们的划清界限倒还不是怕株连而是出于狭隘的信仰，这就更可怕。怕株连者多少会自感理亏而很难十分彻底，出于信仰的不宽容却使人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而分外理直气壮。这就使得被排斥者的处境尤其悲惨无助。浪子瓜青就是这样被活活逼死的，而他的惨死甚至引不起以善为本的天外天人的半点同情。正所谓”死于理，其谁怜之！“珍珠苟活了下来，但那是以当众人面脱光衣服登门请罪为代价才换来的。按照《童子经》的指示：”鸭踩鸭，鸡赶鸡，心中无鬼敢脱衣。]一个人只有丢掉尊严，不顾羞耻，才能证明他真心诚意接受批评改造。你觉得这种要求很古怪、很荒唐吗？其实不然。形形色色的天外天们都是实行的这套办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善道本来是人道的一部分。但是在天外天，它却成了凌驾于人道之上的东西，并且反过来以自己的名义践踏人道。有些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十年浩劫中发生了那么多肆意侮辱人格尊严的事情？尤其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当时竟然大都领受了这份侮辱而极少表示反抗？天外天的故事喑示出了它的答案。从原始宗教直到现代迷信，几千年来，“通过受辱以净化灵魂”的意识太深入人心了！浪子瓜青死了，天生的异教徒珍珠在经过这番侮辱后终于皈依了天外天。不要以为这种皈依是虚假的。“苦涩的爱”一语像是个逻辑矛盾，然而正因为它的不可理喻才使得它变得更为顽固不化。假如在整个天外天尚未兴起普遍的反叛意识之前，珍珠的父母兄姊（山下的普通农民）就要劝珍珠离开天外天重归山下，我想，珍珠很可能是会拒绝的。因为她需要通过对天外天的忠诚以证明那次侮辱不是侮辱。正如一个拒绝了某一男子求爱的女子，一旦被那个男人强奸之后，那个男人又再次求婚时，这位女子反而会接受。因为这样一来，原先那场强奸似乎就不再是强奸了．否定自我是痛苦的。如果你在暴力的侵犯下失去了自我，为了解脱，你可能会认为把那个横遭颠倒的自我认作真正的自我也许还要好受些。研究宗教史的学者们断言迫害造成分裂，这只说对了一半，那只是在这个宗教业已衰微时才是如此。而在这个宗教的兴盛时期，迫害倒是巩固了忠诚。当其一个人还缺乏足够的独立意识，并将自己看成是某一团体的附庸时，一旦面临以这个团体的名义施加的迫害，他心中涌上的第一个念头通常不是抗争，而是表白，这就促使他表现得格外忠诚。宗教大法官们之熟衷于猜疑迫害，恰似于某些情人之热衷于吃醋，如果说它们的长期滥用最终会导致离心离德的话，那么它们的适量运用确实常常能达到增加对方盲目忠诚性的效果。
“忠诚]是个动感情的字眼，所以有时它会蒙蔽理智。否认这个观念恐怕会使你显得庸俗，接受这个观念却无疑会使你变得愚蠢。珍珠在经受了那场羞辱后反倒爱上了天外天，那自然是非一颗高尚的心灵做不到的，然而你能否认这里面不包含着可怜的软弱和巨大的愚蠢吗？
七
天外天对一般正常人要求过于苛刻，好像那种因对子女预期过高而待之过厉的父母。另一方面，它对无能的弱者，（例如狗贱公子）却又是给予了过多的眷顾，恰如那些因溺爱而骄纵其子女的双亲。照天外天的善人们看来，助人是行善，而行善是永远不会过分的。他们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人？帮助他人应不应该有个限度？这种疏忽是很可谅解的，因为现世中大多数人的毛病是给他人帮助得太少而不是太多；但是这种可谅解的疏忽的后果却未必是可以谅解的，因为那有时竟比帮助过少造成的后果还要遭糕。助人是为了使他人自助，这就和父母养育儿女的目的是为了使儿女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一样。爱人、助人确实是可能过分的，这会导致被爱者、被助者的依赖性，一旦对方把依赖视为当然，那就很容易变得骄横暴虐。对于施爱者、施助者一方面而言，过分的爱、过分的助也常常不是出于真心为他人着想的目的，其中每每隐藏着炫耀自己、美化自己的不甚老实的动机。
我们有些人，习惯于依赖父母、依赖朋友，到了异国他乡，发现别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务。至多是扶你一把就离你而去，便大骂别人自私自利、愤慨他人冷漠寡情，这实在是可悲可叹之事。须知，亚当、夏娃倘若老是生活在上帝悉心照顾的伊甸园，则人类不可能是今天的人类。狗贱最终悟出了一条绝顶重要的真理：所为和所得相当，人生才有真正的自信。早期的狗贱招人反感，晚期的狗贱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狗贱依然爱着早啼，但他不再准备占她为妻，并且不顾危险地通知早啼们免蹈死地。这简直是壮举。我历来不相信所谓爱情都是自私的那种说法，因为真正的爱情必须尊重对方的人格。当然，在爱情上自轻自贱式的“无私”也是令人作呕的，因为它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狗贱最后的抉择是英勇的，因为它向人们充分显示出“一个新人的自重].
八
这里，我们已经触及到整个天外天悲剧的关键所在：不论是期人成圣还是助人为乐，我们都不可不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不可不承认对方的自由自主。否则，一切善举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世上有些一好人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总是忍不住要强迫别人成为他心目中的那种好人，强迫别人接受他自以为是的那些帮助。他们是些善意的暴君：也许他们的确是善意的，但他们仍然是暴君。一旦别人不肯接受他们强加的帮助，一旦对方不愿遵循他们指定的清规，一旦人们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们就凶相毕露了。如果说瓜青的惨死是序幕，珍珠的受辱是过门，那么，以疯牛事件为导火线而引发的一场全面内战，便是天外天社会悲剧的高峯.这场内战一开始就具有自杀的性质，而最后它果然结束了自己。
九
天外天的内战是残酷的，正像书中所说：“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东西是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的猜忌与仇视。”不同利益诚然也会招致冲突，但一般来说，不同利益的各方总还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利益并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不同利益的各方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把利益作为行为指针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的利益追求，或是让自己的利益追求按照一定的规则、方式进行是可取的。这意昧着，即使不考虑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利他心和公益心，仅仅是利己的打算，就足以把不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比较和平地共处。显然，人们当初之所以结成社会，主要不是出于利他心和公益心（公益心既是社会的产物，自然不可能是导致社会形成的原因）的驱使，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这种结合只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绝对有害，则结合根本不可能存在（狼和羊就不会结合成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便可能引起社会革命。革命的目的在于建成一种更为合理的结合方式。所谓更合理，无非是指在其中人们的不同利益能够更好地互相依存或更好地互相协调。所以它一般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它只是要克服个人利益的恶性追求和畸形发展。
信仰却与此不同。信仰是绝对排他的。信者坚信自己垄断着全部正义和善良，不信是罪恶，不同信仰者是魔鬼。整个世界斩钉截铁地分为“我们”和“他们”。除非“他们”彻底改宗，归顺“我们”，否则只能给予诅咒和仇视。这就从原则上宣布了一种全面的战争状态。因此，当信者与不信者或不同信仰者之间处于力量均衡时，双方未必没有共处的可能。但是对于真正的信者而言，这种共处只有策略上的意义。宽容意味着承认对方也可能是对的，所以真正的信者绝不会宽容。出于利益驱使发动战争者既然以获得利益为目的，因而会满足于对方的被征服以进行压榨。出于信仰驱使发动战争者却是以推动信仰为宗旨，因此务必将不同信仰的一方灭绝而后快。信者不懂得妥协，因为信仰本身不允许打折扣。受到克制的利益仍然是利益，受到克制的信仰却不成其为信仰。
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是很少的，利他心、公益心是一股无处不在的强大制约力量。可是，由于信仰本身既然把利他心、公益心统统溶化在自己之中，因此对于一个坚决的信者来说，不存在任何可以软化他那种铁石心肠的因素。信者把同情心全都施予了相同信仰者和改邪归正者，他们留给不信者和不同信仰者的便只有不调和的敌意。一个人出于利益而伤害了别人，可能会感到内疚和自责，而信者整起不信者和不同信仰者来却全无此种良心的负担，反倒会产生一种正气浩然的自鸣得意。理性的说服力在信仰的铜墙铁壁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石匠阿通想和素食者们亦即天外天的正统信徒们讲道理遭到对方的坚决拒斥）。因为信者的特点之一便是否认他们和别人有任何共同语言，这就釜底抽薪地取消了一切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人能具有类意识，他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立场去考虑问题。换言之，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别人。可是，信者把这种类意识缩小为宗派意识。他只愿意，只能够理解和自己相同信仰的那些人，不愿意也不能够理解和自己不同信仰的其它人。要理解别人，必须把自己置于对方的立场，而这对信者来说是办不到的，因为那无异于让他们放弃（虽然只是暂时的想象中的放弃）
他们的信仰。所以信者是不可理喻的。
确切地说，爆发在天外天的这场内战并不是两派持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争斗。在这场内战中，只有一方才是严格意义的信者。是素食者不能容忍荤食者。荤食者一方倒是愿意容忍素食者的。可惜的是，战争不同于和平。保持和平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引起战争，只需要有一方抱此意愿就够了。以阿通为首的荤食者完全没有与素食者为敌的意愿，只是由于对方的不宽容才造成了那种势难两立、一触即发的局面。本来他们想远走高飞、一走了事。可以想见，如果荤食者们果然也建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会是比较开放的。但是他们走迟了，战争终于在此之前爆发，最后导致了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乍一看来，素食者的行为是很费解的。以善为本的人们何以会变得如此凶恶？那些原先对牛步天一伙都不忍心下手的人，怎么对自己昨天的弟兄这样残酷无情？这当然和头生善人有关。如果在危机爆发之际，那位天外天的祖师龙居正仍在主事，结局很可能完全两样。但是，在领袖能够决定一切的地方，正好反映出追随者们的一个基本特点。像素食者这类人，和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信者一样，他们都处于理智的不成熟状态，非常缺乏自主意识。有如愚蠢软弱的羊群，完全是盲目地追随着头羊而行动。如果他们的领袖如龙居正一类善良迂阔，则他们的行为也是善良迂阔；如果他们的领袖像头生善人一样狡黠凶残，则他们的行为就会是狡黠凶残。此其一。
第二，像善化哲学这种空想主义，本来就包含着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潜在趋势。善化哲学既然过分夸大了一般人身上善的因素，实际上，它是把善的因素看成一般人的唯一的因素，并把一切恶都归之于像牛步天一样十足恶棍的怙恶不悛，这就使得信者们在看待人事上失去分寸感或日程度意识：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人就是恶棍，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从而迫使他们对一切“异己者”采取极端态度，这种极端态度就导致了极端手段。最善良的人或者说自命为最善良的人就变得最凶恶。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令人发指的暴行，骇人听闻的圣巴托缪大屠杀，不正是由那些宣称连敌人（这里的敌人系指私敌）都要爱，别人打了你左脸你应把右脸迎上，自信为最善良的人干出来的吗？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天外天的善良的居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未必是如人们（包括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善良。他们的善良的外貌，一定程度上乃是自身懦弱的表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美化弱者，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具有无比善良的品德。不错，面对强暴者的欺凌，弱小者很容易显得善良。但是，一个人不伤害他人可能是出于迥然不同的两种原因：一种是他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愿，另一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伤害他人的力量，而软弱无力的地位则掩盖了这种重要的区别。对弱小者的同情往往使我们注意不到这种区别。这诱使多愁善感的我们把善良的美称毫不犹豫地加到一切弱小者的头上。殊不知这些弱小者们之中从来就隐藏着，有时甚至是孕育着一批一旦得势便凶相毕露或至少是并不仁慈的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可惜的是，能够接受这种教训的人却太少了。
十
实际上，天外天的素食者们不但是在为信仰而战，也是在为利益而战。作为非自愿的信仰者，他们是把自己的利益挂在了信仰的账下。换句话，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去表示忠于那个信仰的。这毫不足怪。既然在天外天只有信者才吃得开，故而自然会有许多人为了吃得开而去当信者。照说信仰善化哲学就意味着必须多行善事和厉行节欲，因此当信者似乎是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但事实却未必如此，天外天既然标榜以善为本，它难免要按照人们“善]的程度来确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一个人愈善，他的地位就愈高，因此出于社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他就愈益脱离普通的繁重劳动而享有特殊的照顾与便利。相应于”善人之中还有善人“，则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凡以道德治天下者都免不了这种自相矛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部分素食者们乃是不自愿的信者，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心地安于吃素节欲，而是出于对成仙得道的非非之想和出于对遭受来世与现世的惩罚的畏惧。因此，他们对于别人吃荤享乐势必抱着一种既怕且妒，巴不得对方遭天打雷轰，并且总是忍不住想“替天行道”地给别人制造痛苦的阴毒心理：要是不遵守清规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地过日子，那么我们整天苦苦地压抑自己岂不是太亏了吗？非自愿的禁欲主义者们一得势，必定要去压迫所谓享乐主义者。只有使得享乐主义者享不成乐，他们内心的积怨才能得到发泄，积苦才能得以消除。也许，我们先头对信者的偏狭残忍的指控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即自觉自愿的信者并不偏狭残忍。像一切真心相信自己选择了更加完善的人生道路的人一样，真正的信者对他人毋宁说是满怀慈悲、满怀宽厚的，他对于不信者是同情的、怜悯的，但不可能是仇恨的。众所周知，幸福的人一般都宽大和平，而真正的信者都是深信自己是幸福的人。历史上那些不同信仰者之间的残酷战争，从来就不是由于对信仰的执着追求的结果，而是有些人假借信仰的名义攫取权势，还有便是那帮非自愿的信者们被压抑心理的恶性发作。不错，由于真正的信者相信唯有自己才选择了正确的人生之路，而别人都还处于歧路迷途，总是会产生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意向，因此稍不注意，他们便很容易卷进形形色色的旨在以强力推广信仰的圣战漩涡之中。历史上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之间的冷战和熟战一共持续了好几百年，最终变成了永久的休战。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依靠强力去推行信仰，不能依靠强力去迫使人们接受我们自以为是的真理，不能依靠强力去迫使人们实行我们所规定的那种善良。把中世纪狂暴专横宗教大法官和十字军骑士与现代的和平宁静的基督徒相比，我们必须说后者才是更虔诚的信者。不同信仰之间并非注定了只能是势同水火，它们应该和平共处，也完全能够和乎共处。惟有在和平共处中，一个自命为善良真诚的信仰才能保持它的善良与真诚。
十一
天外天社会的自我毁灭是令人深思的：为什么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却导致了一个无比痛苦的现实？有人说：那些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往往造成了地狱。天外天的历史似乎为这句冷峻的断语提供了惨痛的例证。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
天外天唯一的幸存者三喊在躲过了那场劫难之后，一个人在山上又度过了二十几个冬春。每天晚上，他都做着同样的梦。在梦境中，“他和珍珠相会了。珍珠穿着十分漂亮的衣服，柔婉的嗓音哼着《盘古经》。她脸上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从来没有愁色。天外天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和睦相处，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人们经常洗澡，身上散发着香气。那里有一座盐山，挖之不尽，取之不竭；那里有各种甜蜜的水果，抬手便可以摘来；那里有吃不完的米饭，灶里总是烧着火，锅里总是香喷喷的；那里的人们都吃肉，但肉是从地里长出来，不是屠杀牲畜得来的；那里的房子，有一条长廊连结着，无论在哪里都像是在自己的家；那裹的人永远不老，也从来不生病；那裹的孩子不争食，那里的姑娘爱着每一个男人].三喊的梦不反映现实的天外天，但却反映着天外天的理想。这一点太意味深长了：现实的天外天毁灭了，天外天的理想却依然活着，而且正是活在那个深受现实的天外天之苦的人的心中！
它告诉人们，只要条件允许，老实善良的三喊们还会再建立另一个天外天的；即使第二个天外天重蹈覆辙，人们还会努力去建第三个、第四个天外天。那个把人们引向毁灭的观念是如此有力，它总是作为指导人们臻于至善的光辉理想诱惑人们主动地投入自己的深渊，有如那诱惑飞蛾的灯火。否定天外天的现实是容易的，它自己就已经否定了自己；然而，否定天外天的理想却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着一个理想的天外天。
三喊的梦境显然含有许多幼稚可笑的成分。譬如在饮食方面，他想到的只是盐、肉、水果和米饭。可怜的人，连奢侈的梦想都那么清淡，这使人想起那些年，有些地方的人们不过是刚刚吃了几顿饱饭，就相信他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在贫乏的社会中，连梦想也是贫乏的。孤陋寡闻的三喊当然不知道，当他夜复一夜地温习他那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桃源梦时，山下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三喊们太容易知足了。要实现三喊的梦想有什么难？动物园里的动物的生活不早做到了吗？
不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三喊的梦想中那些具体的细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些细节，而是它的基本精神——它或许植根于我们很多人心中。三喊梦想的基本精神是：保证每一个人的每一种欲望都毫不费力地得到充分的满足。三喊们显然不满足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奋斗、自由地追求。不，照三喊看来，仅仅是建成这样一种社会实在是太不够了！这种社会仅仅是给予了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机会，但是却没有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的结果，这岂不是很空洞、很片面、乃至很虚假的吗？三喊们坚定不移地认为，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必须能切切实实地保证每个成员都获得充分而完整的幸福，谁也不应比谁的少。否则，这个社会就不是真正完美的。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三喊既希望于大自然的现成供应——挖不尽的盐山、吃不尽的水果、从地里长出来的源源不断的肉。这当然是妄想。然而，只要人们需要的物品是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得到的，那就意味着它们决不可能是无限丰富的，因此要保证每个人都充分的富足就注定是办不到的。于是，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就必须在二者中择一：要么，我们满足于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结果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要么，我们坚持要建立一个结果平等的社会，尽管我们的本意是希望大家都同等的富足，但实际上却只可能得到同等的贫困（谁也不应比谁的少，反过来就是说，谁也不应比谁的多）。现实的天外天已经证实了这一必然后果。三喊始终执迷于天外天的美好理想，他始终未能洞悉理想的天外天与现实的天外天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
十二
天外天所体现的理想，乃是人类的一种极其古老而又极其深刻的理想。天外天社会的兴衰史提醒我们：是重新审视这一理想的时候了。在这种理想中，哪些因素是对的，哪些因素是错的。毫无疑问，那种希望普天下人民都和睦富足的愿望是极其美好崇高的，对弱肉强食的愤慨与反抗也是完全正当有益的。至于它的善化哲学，除去其中某些幼稚荒唐的清规戒律之外，其主旨毕竟是无可争辩的。不过，这种理想的确也包含了许多杂质。它不懂得，完美是人应该追求的，却不是人能够占有的。人生、历史，其价值、意义在于它的过程，而不在于它的最终结果，如果它有所谓最终结果的话。人类不可能达到一切欲望都毫不费力地得到充分满足的地步，除非是死亡（涅盘，也就是死亡，被有些人视为至善至福的境界，理由正在于此）。作为一种理想，它似乎把人估计得太高；然而当它付诸实践时，我们便常常发现，它实际上却是把人估计得太低。尤其是它不曾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区别。道德是个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对自己提出极高的道德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非那么做不可，不能强制一个社会非实现那种要求不可。强力只能用于制止真正的罪恶，不能用来培养美德。如果我们对人类还抱有信任，那么我们就该相信自由的积极价值。一个人如果从骨子里认定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那么，他对人类的爱不是很可疑的吗？天外天的理想破灭了，但是我所责怪于它的，主要并不在于它的过于理想（尽管在某几处似乎如此），而是它的不够理想，甚至是它的很不理想。从表面上看，我好像是在削弱这种理想，然而我认为，只有当它把自己限制在其应有的范围之内，它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理想。在这里，正用得上那句熟为人知的格言：越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
我已经扯得太远了。“这也叫文学评论吗？”“一部《桃源梦》的小说真的包含了这么多的意义吗？”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信笔写下了我读这部小说所想到的一切。或许，我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为自己辩解——主动的阅读是再一次创造。
一九八六年九月
（香港田园书屋出版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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