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

——文章摘录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

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什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着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有分量的论着。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什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有人说,八九民运过于温和,比不上当年孙中山搞的民主运动。也有人把海峡两岸的民主运动作比较,断言大陆民主运动的水平偏低,因而认定不宜高估八九民运的意义。

这种比较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忽略了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共产制度下这一严峻的事实。学者早就对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作过区分,可惜的是那些未曾体验过前一种统治的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两种制度都差不多。我们知道,最近,波兰出现了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如果有人低估这一事变的意义,理由是五十年前波兰早就有过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恐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表示赞同.要说距离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大陆确实要比台湾远得多,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水平也就低得多,因为两者是处在很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越南南方有过一批并非不出色的民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当年在吴廷艳、阮文绍统治之下,他们也曾发动过不止一次的有声有色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南方被共产党统一后的这十来年中,我们除了看到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外出逃离外,几曾见到过那裹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究竟是因为那同一批民运人士的水平神奇般地降低了呢,抑或是因为它们面临到了一个远比吴、阮统治(那当然也不是民主统治)严厉百倍的另一种专制而无从施展了?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我决无意贬低孙中山的伟大和台湾民主人士的勇气和智慧,我只是说,那种认为大陆民运人士、民主运动低于孙中山当年搞民主运动的水平和低于现今台湾民主运动的水平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大陆的民运人士确实需要认真学习前人和他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运动,由于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非暴力的路线,所以尤其值得借鉴。我注意到,对于八九民运,海外一些人士(包括一些台湾朋友)提出过一些特殊的意见。当然,这些朋友在表达他们对大陆民运的看法上,大都较为含蓄,其中也不是没有隔膜之处,但许多观点仍是富于启发。一般来说,海外关心民主政治的学者和活动家,对于从事民主运动应掌握妥协的艺术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六、八九民运真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有人提出疑问:八九民运真的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民主运动吗?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真的都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的目标吗?这些人进一步指出,尽管许多参与者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但仔细考察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实际上很多是和民主不相干的。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譬如说‘惩治官倒’、‘清除腐败’,那与其说是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如说是反对一个坏的政府。像‘反对涨价’、‘增加教育经费’一类口号,事实上是在要求国家干预,它本身与自由自治的要求正好背道而驰。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悼念胡耀邦,那只是表明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更和自由民主无关。如此等等。

上述疑问,当然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过,我们要指出:

1.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其间都夹杂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要求,但只要参与者大体上能认同一些共同的基本目标,则这些五花八门的其它口号与要求便不致影响该运动的总体性质。

2,在民主运动中出现这种纷乱杂陈的现象尤不为怪。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民主运动理应多元化,所以它必然也应该包含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口号(事实上,我以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多元化’已经是个被滥用、被误用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我将留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本身常常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其一是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其二则是表达某些特殊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运动的参与者在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共同主张(这属于前一层次的问题)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许多互不相同,乃至互相冲突的具体主张和具体要求(这属于后一层次的问题),那不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在西方的民主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许多工人都积极投入,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确实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3.不错,如果人们只知道就事论事,仅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那的确可能和自由民主无关。老百姓要求清官、要求好政府,那还不等于他们要求自由民主。但是,假若他们能把自己的这些具体要求,结合到、提升到对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参与对政府和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一普遍性层次,那么他们正好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在八九民运中,广大民众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下。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此处也就顺便剖析丁所谓中国老百姓只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不要求什么自由民主这一流行的极易引起混乱的观点。)像‘反对涨价’,‘提高教育经费’一类要求,当然是在要求国家(政府)干预,因而他们也确实是要求对某一方面的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除非我们赞同诺锡克(R.N0ziCk)所谓‘最小国家’的主张,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制在‘守夜人’这一角色,否则。我们总得同意,作为调节社会各种利益的机构,国家是可以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只要这种干预是经由民主的程序),至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运动初期人民要求悼念胡耀邦一事,显然只是八九民运的诱因,故而不足以表明整个八九民运的性质。

七、不应把八九民运过分理想化

从整个运动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上看,八九民运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民众自身的一切举动都十足地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

事实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其自身的民主修养和民主实践的能力还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据我们所知,在运动后期,广场已出现了相当的混乱,部分学生领袖已有某种滥权的倾向(有人把此种情况戏称为‘未曾军管,先已学管’)。有的外国记者评论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自己建立起的制度,和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一套十分相像。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刘晓波尖锐地指出: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如此等等。

这些批评是否都很准确,我们尚不易轻下判断。但仅就目前所知,上述批评肯定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并不打算责备这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我们自己又比他们高明多少),不过,我们不应放过我们自己的缺失。在充分肯定了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把这场运动过于理想化。

八、关于八九民运后期的独立性问题

有人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党内斗争的工具。

关于党内斗争与运动的联系,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很充分。不过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五一七后,整个运动确有转入‘拥赵反邓’的趋势。此后的几场大游行,据说都有‘上面’的人在组织联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于五月二十日举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游行集会,而这场游行集会是由具官方背景的全美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发起的。最近侯德健发表文章,谈到在六四凌晨,他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曾对他说,赵紫阳、阎明复传话来,让我们坚持到天亮。这一情况的确实性固然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是在八九民运后期,党内势力有很深的介入,那恐怕是不成疑问的。

尽管如此,我以为我们若是断言后期的运动已经失去独立性仍是不妥的。问题在于,处于运动中心的群众(主要是学生)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到这些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的影响,但是,与‘文革’中红卫兵不同的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及民群,主观上从没有作出过要服从某一方面指令的任何承诺,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整个民主运动的大局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整个运动就依旧是独立的。这就好比一个自由地、独立地选择职业的年轻人,他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周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学同事和广告宣传的影响,而这些力图对他施加影响的人,有些肯定抱有特殊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年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那和一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或父母意愿的情况毕竟根本不同。即使说民众曾经采纳了某些别有他图者提出的于他们自身、于整个运动不利的建议,那不过说明了民众在政治判断力上的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独立性的丧失。

九、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前述几节,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八九民运评价偏低的观点。另外有些对八九民运作出不准确的褒奖的观点,也有必要略加澄清。譬如,有人说,八九民运是大陆人民四十年来第一次自觉的民主运动,认为此次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公开论政的‘自主性公共空间’。这裹的‘第一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公共空间‘,至少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及八六年大学生游行运动中就出现了。我强调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在于它的巨大规模。这一区别的意义极其重大。要知道,对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目标确定不变的前提下,参与者数量的多寡便是决定其意义大小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条真理,并不因为其信奉者的增加而增加其自身的价值:然而,一场政治运动,绝对地会因为其参与者的增加而增加它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参与者数量的发展。因此,我强调八九民运主要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意义,恰恰是对它的伟大意义的最充分,也是最准确的评价。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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