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七章 从头再来
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
——文章摘录
一、‘从头再来’
据说，前不久，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不得不允许民间歌手崔健举行演唱会为亚运募款。于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海报：整个画面以血红色作为底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从头再来’（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众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当局竭力避免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六四。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正如江泽民对美国记者所说，是为了用时间来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对于中共的这种作法，民运力量方面必须针锋相对，随时提醒世人勿忘六四。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
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的政权的形象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显然，对于双方来说，要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难的。
上述困难表明，我们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搞得不好，我们也就是在强化六四的威慑效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意识到这层特殊困难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三、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以上几章中，我力图证明以下几点：
l．对于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方式抗争是切实可行的：
2．这种斗争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会取得彻底的成功：
3．以往斗争的失败决不是客观必然的，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几点，他们就会克服恐惧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坚定也更谨慎、更勇敢也更机智地投入新的民主运动。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只有认识到上述几点，我们才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忘记了应该忘记的。’（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就提到过我们需要这种正确的‘记忆——忘却’。）
四、反驳几种错误、不实际的观点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运队伍内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一套观点。比如：
1．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结局已经证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专制‘此路不通’。毫无疑问，持此观点者的本意是希望人们丢掉对非暴力斗争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斗争。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这种观点的实际效果——如果人们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话——只能是广大的民众放弃反抗，陷于消极无为。
2．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么天下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那显而易见是荒谬的。这裹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观点首先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是不负责任媚俗的表现。难道不是吗？把一件已经如此这般发生了的事情说成是命中注定只能如此这般地发生，从而免去了对其过程中其它现实可能性的细致分析，这不是很省气力的吗？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后解释历史时局爱采用决定论或曰宿命论的立场，无非是懒于思考而已。再者，你若说运动的失败也和我们自身的失误有关，那就难免不批评运动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总是件得罪人的事，远不如把一切推给天命那样令人皆大欢喜。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么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因此，宣扬‘民运失败必不可免’的一个最糟糕的效果就是。它会严重地、也许甚至是根本地打击了人们投入下一次民运的信心。
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什么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答复。这当然是题外话。
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
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什么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
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造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么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么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
也许。这些朋友会说，可是群众运动都是自发产生的呀！
不对。任何一场稍具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在得到社会其它阶层人士广泛而深刻的同情、赞许和支持与参与的情况之下才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更不必说它在启动之初常常需要一种对之鼓励的社会舆论气氛。否则，它既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扩大。当我们说八九民运是自发的运动时，我们不过是说，这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组织事先策划和统一发动。但是所谓自发的‘自’是包括了我们大家在内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行动造成了这场运动。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暴力斗争的方式争取民主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暴力方式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和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等消极后果。所以这些人都明确宣称自己不主张暴力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认真考虑到失控的群众运动也很容易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时，难道不应该同样明确地宣布自己不主张群众运动这一立场吗？
这裹，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群众的民主运动？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样毫无争议。四．一五后，北京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当时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识界人士，最初的反应是审慎的，忧喜参半的。喜的是这一代大学生关心国是、追求民主、勇于斗争。忧的是街头运动常常由于做不到有理有节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以后大学生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给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其实，大学生自己也知道群众运动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都不愿意让社会上其它阶层的人士卷入。）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袖和组织，而是立足于普遍的共识，八九民运曾经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可惜到后期，由于策略思想的分歧（围绕着‘撤’和‘留’的问题），那个把千千万万的人群协调起来的共识不复存在，广场上愈益混乱和失控。刘晓波等四人的绝食宣言第一次公开批评学运的失控，试图把已经陷于混乱的运动重新协调起来，但终未成功。
五、我们还要搞群众运动吗？
六四屠杀造成了两个不容易忽视的消极后果。其一是削弱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其二是动摇了人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或曰街头运动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不少人觉得，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八六学运和八九民运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八九民运，损失惨重，国内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鉴于此，今后我们还搞不搞群众运动？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如果人们对群众运动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么还能指望有新的民运高潮的到来呢？
六、再谈八九民运的成败
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运是成是败的评价了。我一开始便有详细的论证。然而仍有人提出异议。有人说，由于八九民运中口号庞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因此你无法检验其后果是否达到初衷。这些人认为我所说的‘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的目标不过是我个人头脑中的臆断，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运动之中。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且不说在八九民运中，争取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成立独立组织、与官方进行公开的平等对话等项目标（我所谈‘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即是对上述要求的概括）本来是很明确、很集中的，就算我们用更笼统的说法，八九民运既是一场民主运动，它的目的当然是反对专制、促进民主。因此，判断其成败就很简单，那就是看运动之后，整个社会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专制了。以这个标准来看，八九民运的结局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不错，由于一场政治事件常常会引出多方面的后果。所以要评断其成败往往并不容易。比如说，历代农民起义，都没有实现起义者建立均平社会的理想，但是它们常常赢得了新的统治阶级的若干让步。再比如，民主墙运动中，民间刊物被取缔了，但与此同时，官方刊物变得更开放，上层人事也发生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变动。马克思说，在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革命在镇压下革命后，转而实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这叫做‘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对此一论断，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处姑且不论。但是八九民运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倒退是相当全面的，谁也不会否认，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是变得更专制而不是变得更民主。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硬要说它没有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的，八九民运帮助提高了海外民运人士的知名度。但是，我敢断言，绝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都会认为，他们宁肯不要这种知名度，如果八九民运能有另一种结局的话。
七、是帮助、提高民运，还是取消、否定民运？
显然，八九民运的结局乃是广大参与者很不情愿见到的。正是由于这种始料未及的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不少人已经对今后是否还投入类似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民主运动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的。然而，有些朋友却要大声驳斥我们，说：不对，希求群众运动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统一的政治组织的今日大陆，群众运动注定了只能如脱缰野马而不可控制。我请这些朋友认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观点，认定民主运动只是一辆没有刹掣的汽车，那么，面临着崎岖险峻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之路，谁个还会去搭乘民运之车呢？这种观点客观上是在帮助民主运动、提高民主运动的水平，还是在否定民主运动，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八、没有正确反思，就不会有下一次民运
对于我这篇不得不如此冗长的文章，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裹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人类毕竟是经验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说，（因为经验需要诠释）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如果我们拒绝对经验进行深刻正确的反思，其实就是听任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为什么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像上面列举的一些错误观点，论者何尝不以为是八九民运的经验总结，但其实却正好完全落入了专制者为你预设的观念陷阱。换句话，专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运失败不可避免、民运自身的失策不可纠正一类观点，因为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奋起进行更坚定、更高明的斗争，而专制统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我的那些批评者的确是给民运帮倒忙。
结束语
记住，在政治上，知难而行易
孙中山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知难行易’。一位伟大的实践家、行动家，如此强调认知的价值，这一点乍一看去是令人费解的。其实那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最关注实践、最长于行动的人、最能体会到正确的认知对一椿成功的伟大运动的决定性意义。六四之后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人民的反抗活动反而大大减少？那正由于人们的认知普遍地发生了故障。在残酷的镇压面前，一般人当即汲取的教训通常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某些流行的观点（例如，认为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虽然偏向激进，客观上却是加强了那种普遍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大力强调从积极方面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它是构成民运再出发的基础与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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