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

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极权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它完全取消了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任何专制社会都在压缩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但唯有极权社会才把这种压缩发展到了极限。

如果我把传统的控制言论的办法比喻作杀人或屠婴,那共产党的办法则无异于避孕。

——文章摘录

一、创造历史:思想与机会

每当我回想起民主墙那段历史,我总感到深深的遗恨。

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一次性的,它一去不复返。当然,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新机会是会不断出现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下一次机会将不同于上一次机会。因此;就每一次机会而言,它都是不可重复的。一旦你没有抓住这一次机会,你就永远地失去了它。

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去创造历史(就[创造‘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尤其是一个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普通人。面临着巨大的强权,思想常常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存在这样一些时机,在此时,思想可以发挥伟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可是。当这条河流已经沿着山岭的一边奔流而下时’一万块石头加在一起也无力把它再赶回到山岭的那一边。这就是思想的伟大之处和渺小之处。逭就是机会的价值之所在。

二、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

一九七八一七九年正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裹,一小批有胆有识的年轻人,借助于自办刊物的形式,开辟出一块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是对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

“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是已故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Arendt)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许比其它概念能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自由的含义。我们不妨对这个概念略加解释。

以选举为例,现代社会一般都承认了选举、承认了无记名投票这一形式。从理论上说,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每一个投票者就可以把票投给他所支持、赞同的人,因而投票的结果应该说是反映了民意的(把作弊情况排除在外)。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应当说,哪裹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哪裹就有民主。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中共九大和四届人大不是也搞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吗?但会谁能说这两个会议是真正民主的呢?

中共十三大和七届人大都实行了差额选举,不少人断言这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是不是这样的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等额选举’的荒谬性。‘选举’而又[等额],这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没有多余,何来选择?一个侍者把只写有唯——种菜的菜单递给顾客。对他说:‘请尽量挑选吧.’在这里,如果我们硬要说那位可怜的顾客仍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话,他只能在吃和不吃之间作选择,因为他在吃什么这一点上根本是无从选择的。

当然,等额选举也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荒谬。在实行等额选举时,选民一般总会被告知:除了正式候选人之外,每个选民也可以填上自己喜欢的其它人。这看来该是比较民主了吧,然而,如果选民在投票前不能就候选人问题展开较为充分自由讨论.彼此交换意见.那么,正式名单以外的人是极少有机会被选上的。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大家的了解,故而不能为多数人所共同支持。张三选李四,李四选王五,王五选赵六,结果,他们因为票源分散而都不能当选。由于一般人都很容易估计得到这种结局,所以他们通常并不在选票上填写其它人的名字,除非某人是早广为人知,以致选民相信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给他投一票(如八七年北大学生选出李淑娴)。否则,他们宁肯采取敷衍的态度应付选举——其结果便是,正式名单上的人选往往能获得胜利。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我们还要知道。斯巴达一向是实行选举的(这和秦帝国大不相同)。在那裹,享有最高权力的长老会,除开两个世袭的王以外。其余二十八个成员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什么斯巴达的选举制并不能使它成为民主呢!原因在于:在每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的名单均由原来长老会单方面提出,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而已(这和目前中共的选举很相像)。在斯巴达,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派别林立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型)。因此在公民大会上,选民只是表决机器而已。像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提供机会让人们能够听到和交换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这个所谓‘比选举箱更大活动空间’就是‘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

显而易见,要使选举真正具有民主的意义,人们必须要拥有‘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具体说来就是:

1.候选人不能由官方单方面提出,‘下面’也应有权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

2.必须有相对充分自由讨论,允许不同候选人自由竞争。

简言之,只有采用自由竞选的方式,选举才能名符其实。

有人认为,在一九八七年的全国各地基层选举中,共产党员的当选率很高。因此那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是很得人心的。如果现在允许其人、其它组织与共产党竞争,共产党仍有把握获胜。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把不具备‘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的选举和真正的民主选举混为一谈。基于同理,许多人称十三大和七届人大的‘差额选举’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大陆四十年来的选举从来不具有民主的性质。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八O年在少数大学和工厂搞过的自由竞选。其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为最典型。因为在北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毛遂自荐,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足足一个月时间,能够自主地运用大字报、油印材料、答辩会、讲演会、民意测验等公共交往手段展开较为自由的讨论.正是这一点,赋予了那选举活动的真正民主的含义。

三、形式重于内容

极权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它完全取消了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任何专制社会都在压缩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但唯有极权社会才把这种压缩发展到了极限。远的不说,明、清两代都搞‘文字狱’。然而在那时,官方并没有控制一切出版渠道。禁书毁版的事时有发生,那当然表明政府的言论控制。可是,禁书毁版的前提是有书有版,也就是说,民间人士可以自行印书制版。这本身毕竟表明了某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存在。共产党却是一切公开发表言论的渠道统统控制在自己手裹,它可以预先防止任何它不喜欢的思想变成铅字、变成书籍。如果我把传统的控制言论的办法比喻作杀人或屠婴,那共产党的办法则无异于避孕。

当大陆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时,台湾正在对高雄事件进行公开审判。两相对比,有不少人以为大陆比台湾更有希望。在一九八O年九月爱荷华举行的一次有海内外二十位作家参加的讨论会上,有人就提出:‘你能设想把刘宾雁批评共产党的话改为批评国民党’‘国民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他们自己,国民党什么都怕得罪,就是不怕得罪人民’[这样的话可以在台湾出现吗?‘大概这二十位作家谁也料想不到在八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民主进展竟然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能运作’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这个概念来看得问题,后来的一切变化就丝毫也不意外。因为即使在当时。台湾仍然存在某种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高雄事件之后的台湾仍然存在独立的非官方的出版物。而大陆的自发刊物——此时已被摧毁。如果我们用一般人惯用的’言论尺度]一词来描述当时海峡两岸的状况,我们似乎应该说,在当时,大陆言论尺度较宽,而台湾的较严: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比较二者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能不承认,台湾的社会结构多少还存在着自主性的公共活动空间.而大陆却没有这种空间。从演化的角度出发,社会结构要远比政府的一时政治风向重要得多。中世纪贫穷的欧洲之所以能在后来大大超过原本比它富裕的中国,原因就在于前者的社会结构中含有刺激发展的自主性因素。小鸟可以在一时比风筝飞得还低,但小鸟终究会比风筝飞得更高。因为前者有着自主性。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的大陆诗人北岛的诗集的序言中,编译者杜博妮(Bonnie s.McD0ugau)写道:

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O年底这一期间,官方的文艺政策出现了奇怪的分歧。非官方的文学运动受到了各种名目的限制,最后遭到毫无保留的查禁。但舆此同时,官方的文学界却越来越开放,出现五十年代的作家复出、呼吁党减少对文学的干涉等现象。

杜博妮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这表明她对民主舆极权区别缺乏洞见。出于本能,共产党领导人比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更能体认到自己的‘阿基利斯之踵’究竟在什么地方。当时,政府向民刊人士施加压力,逼迫我们停刊,他们所持的主要理由倒并不是指责民刊的文字内容。因为民刊的文字内容一般并不比同时期的某些官方刊物更激进,他们所反对的乃是民刊这种自主地表达意见的方式。换言之,他们极欲摧毁的乃是这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在关系到究竟什么才是极权统治要害,统治者照例是清醒和老练的.被统治者,包括海内外许许多多热爱民主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却是既不够清醒又不够老练的。

无独有偶。一九八七年,近两千名留美毕生发表公开信,对中共领导反自由化运动提出异议。公开信写得很温和,以致于中共当局决无可能把它打成‘反动’。但是事后中共领导所据以指责公开信的主要理由仍是说‘发表公开信这方式不好’。还再一次提醒人们:方式(或形式)可以具有比内容更重大的意义。当然,公开信所以能做到公开,全赖于在海外存在着自主的报刊,包括《华侨日报》这种被一些人认为[亲中共]的报纸也具有国内最开放的报纸,诸如《世界经济导报》所不有的一定的自主性。请大家想一想,假如国内有一份自主的报刊,它必然会乐于刊载留学生的公开信,而中共很难据此将其下令封闭,那又会造成何等的震撼?如果有这样一份独立报刊,它会刊登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公开异议,这几乎注定会造成中共上层的巨大危机。反过来,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言论阵地,政府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批头脑很开明的人当上了官方刊物的总编辑也无济于事。两相对比,你才能体认到自主性小鸟和他主性的风筝终究是两码事,极权主义社会和一般的专制社会终究还是大有区别。

四、民主墙的伟大意义

民主墙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一次试图在极权社会中开出一片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本质这个问题上,民主墙的价值速远超过了官方刊物的价值。创造出一块真正独立自主的言论阵地,要比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一百篇批判现实的文章重要得多。如今,略有见识的人士莫不承认,在中国近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点,不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多大的提高,也不是我们又建成了多少大工厂、大油田,而是我们开始有了(准确地说,是重新有了,因为四九年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独立于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具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实体。正是后一种因素产生和发展,才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抱有类似见识呢?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了。一九八八年八月,刘宾雁在爱荷华州大的讲演中,对于当初他们未能全力支持民主墙一事深表后悔。诚挚的刘宾雁不止一次说过,他并不是先知先觉。他说他对很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很迟的。民主墙问题大概就应算做一例。我们都还记得,刘宾雁曾经支持过当时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合办的《这一代》,那也应归属于民间刊物一类的。

事实上,在知名的知识分子和党内一些担任高级职务的开明人士之中,对民主墙运动表示同情、关切者不乏其人。白桦在公开场合下为民主墙叫好.黄永玉、严家其等曾把自己的文章交民刊发表。团中央研究室的谢昌逵等人奉命对北京几家着名民间刊物作过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一份相当不错的内部报告.《中国青年报》曾为民刊《沃土》的一次座谈会提供会场,《文艺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导。《中国青年》杂志专门邀请了几家民刊人士,包括已被停刊的《探索》杂志的继任主编路林,举行座谈会。于光远也邀请过包括好几位民刊人士在内的一批活跃年轻人开圆桌会议。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党内一批自由派人士一度致力民刊存在合法化的伟大工作,可惜未能成功。后来中央下令取缔民间刊物时,对这些同情支持民刊的头面人物严加责备.其中一些人的仕途显然因此而大受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来自著名的知识分子以及党内较高层次开明人士对民刊的支持还是不多的。已有的支持也还不够坚强有力。应该说。在当时,能够对民间刊物存在的深刻意义有充分领悟者十分稀少。一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印制粗陋的自发刊物。代表了未来中国新闻出版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杰弗逊有句名言:宁可无政府,不可无报纸。这里说的报纸,当然是民间的报纸而非政府的喉舌。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人民日报》,没有《人民文学》,但我们不能没有《北京之春》,不能没有《今天》.许多人一直在努力把《人民日报》一类官方刊物办得更好,更能代表人民的声音。这种努力当然值得嘉许。但是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把党报党刊办得更好,而在于为民报民刊催生和给予保障。刘宾雁等人当年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未能全力支持和保护民刊,未能直接‘下海’投入,和我们一同去开辟出一块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

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公民立场

真正有力的支持就是要自己直接‘下海’投入。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理论家、战略家兼活动家米奇尼克说得好:

我们不再试图在官方那裹寻找一席之地。

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给官员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发行。当你路见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联合起受害者,帮助他们。

然而,一个人要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缺乏勇气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障碍,更多的恐怕是缺乏见识。

有些人解释说,当年他们之所以没有全力支持民主墙,是因为那时他们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还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改革会越搞越好。这种想法无疑是真实的,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是不相干的。这里反映出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有偏差。

不错,苏联的持不同见者活动也是在六五年以后才兴起的,因为在那时,他们认为改革已经停顿,他们不再对当局抱有幻想。米奇尼克既然已经在思想认识上和整个共产制度一刀两断,他不再去官府那里寻求一席之地似乎也是当然之事。但是这中间隐含着一个荒谬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他还对当局领导的改革抱有希望,他就应该在官方给予的阵地上去推展他的抱负,而不必去另行开辟出一条独立的自主的道路。

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它强迫公民放弃其独立的立场而变成附属于统治者的忠诚臣仆。

一个人支持一个政权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从独立自主的公民的立场去支持,另一种是把自己视为政府的附庸,把自己捆绑在当权者的战车上为之效力。民刊人士采取了第一种方式,而那些只知道在官方阵地上帮助改革的人实际是采取了第二种方式。

大家知道,《北京之春》的政治观点在最初和《探索》一类是不一样的。《北京之春》在起初表现出明显的坚决支持邓小平改革派的倾向。但是,像陈若曦那样,批评他们‘把改革的希望都寄托在邓青天身上’,却是错误的。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不同于[文革‘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支持,把邓小平视为自己追随的统帅,把自己视为邓小平的尖刀班。他们的支持方式倒更接近于美国那些赞同里根政府的知识分子对里根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坚持了自己作为公民的独立自主性。专制统治者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必需是以它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而它所允许的唯一方式是由它一手控制的官方出版物。它决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它更忌恨的是这种自主的表达政见的方式本身。最后,迫于压力,《北京之春》停了刊。可是,《北京之春》的停刊和那些以思想解放着称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封笔仍有不同,后一类人的’封笔‘是因为党不再允许党报党刊发表他们的作品,而他们并不曾在官方刊物之外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换言之,后一类人始终没有在官方规定的方式之外从事自己的活动,而《北京之春》却一开始就走的是另一条路。

这并不深奥的原则,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理解它。

我是一个公民。假定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现在的政府,甚至我为这个政府是一切可能的政府中最好的政府(像莱布尼兹的[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此我决定支持它。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是从一种独立的立场去支持它,我不是出卖自己,这意味着,我永远保留批评它反对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有自己的、不依赖于政府的立足点,最起码地,我必须有一个自主性的言论阵地。也许,我不拒绝、甚至我更乐意于入朝为官,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政府的报刊发表,乃至于去当党报党刊的负责人:但与此同时,我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党和政府的活动空间。如果我放弃争取这种空间,我无异于卖身为奴,无异于去充当政府的螺丝钉,即使是一颗很大的螺丝钉。

六、关于民主墙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民主墙。

当我说,一九七八——七九年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时,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说那时存在着在极权社会中开辟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可能性呢?既然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空间,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的失败呢!

其一,一九七八——七九间中国社会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在一九七八——七九年间中国社会具有这样的三个特点:

1.老教皇已死.新教皇尚未确立.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共产党一统天下的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仅凭上述两点,尚不足保证这个社会必然是极权专制的。

道理很简单。固然,独尊一种意形态,规定唯一的执政党,势必排斥了其它意识形态和其它政党执政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对同一种意形态可作出不同的理解或诠释,而同一党内总是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和派别:因此.它仍然有可能为自由一民主留下某种存在的余地。这是为什么有不少人相信在‘四个坚持’之下仍可建成民主的原因。从纯逻辑角度讲。那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同属一党的多派竞争,起到了其它社会中多党竞争的功能:对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解释.发挥了其它社会中意识形态多元性的作用.这样一种社会的自由民主当然都会较之于其它社会为少,但毕竟可以有限地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极权专制的更深入的机制是:它不仅只允许信奉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只允许信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单一的解释:它不仅只准有一个唯一的执政党。而且这个党内只准有一个唯一的派。结果便是,由党内的一个或三五个最高领袖,被认为掌握着对意识形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从而以整个党的名义,以那个意识形态的原则的名义,对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控制,就造成了空前严酷的极权专制。列宁为这种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大林完成了这种机制的组织架构(当然.蓝图是马克思昼出的,尽管他画得很粗糙,似乎有漏洞可钻)。

不难看出,在这样一种极权社会中,一个被认为是真理的最后裁决者的最高领袖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妨把他比作教皇。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总是重复出现个人崇拜的基本原因,即使在所谓集体领导期间,常常也是有一位享有比其它人更高的权威。我们可以把[集体领导‘(有人又称之[政治局专政’,它通常不会超过三五人)比作教廷。总之,一个最高权威,一个不允许怀疑挑战的绝对权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教皇,各派力量就很难避免权力斗争公开化,而权力斗争公开化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吃掉一方,从而再次确立一个教皇,要么是各方和平共存和平竞争,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民主。不过迄今为止,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没有出现后一种结果的。

一九七八一七九年间,中国的老教皇毛泽东已死。按名份,华国锋应是新教皇,但他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邓小平。前者有权仗而缺实力.后者有实力而缺令牌。由于路线舆派系分歧及‘批邓’以来的恩恩怨怨,两者明争暗斗不止。一时间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新教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派明显占据上风。但这并不意味邓小平作为新教皇的地位已经奠定。第一,作为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人物,邓小平必须进一步批判极左路线:第二,由于华国锋依然在名义上是最高领袖,因而邓小平的权力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第三,邓本人确有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这三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此时的邓小平还需要争取人心,起码是不能对广大民众的要求采取明显对立的立场。这就给民间力量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空间。

这种形势给思想言论的活跃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首先,是各种先被打成修正主义的思想了有了较充分的表达机会,逭就是说,各种打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思想此时基本上可以发表而不招惩罚。其次,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有了片刻的表现机会。但是,在这一时期,直接地、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专政的言论仍然是面临巨大危险的。教皇虽然暂缺,教廷依然存在,华、邓两派在公开的、直接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言论面前会采取大体一致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魏京生等人的言论要立即遭受镇压的原因。

2.官方刊物信誉扫地。

经过‘文革’的风暴,官方刊物在数量上大为减少,精神饥渴成了全国上下的普遍病症。翻云覆雨的政治变化,使官方刊物在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人们已经养成了对小道消息、对大字报文章热切关注的习惯心理。这就造成了民间刊物一旦出现后,便受到广大人民积极关切的强烈效果,从而使得有意压制民刊的当权者,出于怕犯众怒的顾虑,一时间下不得手。

3.‘文化革命’留下了一个‘四大’的传统。

按照杨小凯关于‘文革’三阶段的理论,在‘文革’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九月—六八年六月),人民用‘四大’的方式反政治迫害。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打‘人权’牌打倒对手,而广大民众真心相信毛泽东,故而,大字报这种自主自发的表达政见的方式与极权统治控制一切言论渠道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隐而不显。那以后,毛泽东重新压制人民,人民则继续用‘四大’表示反抗。七四年广州李一哲事件、七六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人民都采用了大字报及油印文章的方式。有了这个传统,民主墙和民间刊物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了。

根据以上三个特点,在一九七八一七九年间,我们有现成的大字报、油印文章的形式,我们有着全国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我们有着四九年以来最为宽阔的言论范围。这就使我们具有了开创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最好时机。

既然叫时机.它就不是长留永驻的。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三个特点都会变化。新教皇不久将确立,虽然他可能比老教皇开明,权威的绝对性也小一些:官方刊物越办越好,从而夺走大部分读者,使民刊不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于是,官方就可能在不引起一般公众的强烈反对,甚至不引起一般公众的注意的情况下,禁止民刊这种迄今为止唯一的独立表达意见的方式。

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正是如此。

其二,民主墙失败的原因

民主墙失败了。责任是多方面的。

1.首先,我当然要批评以邓小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取缔民主墙无疑是他们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属于同一性质)。戊戌维新不遭镇压。清朝的改革就可能成功:戊戌维新既遭镇压,清朝的改革就注定不能成功。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就没干这种傻事。事到如今,中国社会是危机重重,面临着崩溃解体的巨大威胁。这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对共产党自己何尝又不是灾难。中国共产党经已失去了自我改造(变为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中国不改革是不行的,也是办不到的。然而,当年荣禄禀告老佛爷的话‘改革能救中国,救不了大清’,是不是已经适用于共产党了呢?当然,如果中共领导人并不关心民族,并不关心明天,他们一心一意追求的不过是昔日毛泽束的那个无限权力,如果他们抱定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理,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我不想对他们多加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太容易了。

2.其次,我要批评那些具有自由民主倾向,但当时未能有力支持我们的人。本着春秋责备贤者之议,我不能不为他们当年的失误深感遗憾。有人说,民主墙不值得重视,因为参与者没什么名人。这刚好把话说反了,我们不能责怪民主墙的参与者不是名人,我们要责怪的倒是那些个名人为什么不去参与民主墙。请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众多的有名气、有地位而又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当时能出现在民主墙下,如果他们的用心之作都发表在民间刊物上,民主墙地位又将是如何?民间刊物的命运又将是如何!既然一小批当时藉藉无名的热血青年尚且能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机中,把民间刊物这个自主的阵地创造出来并维持了长达一年以上,那么我们就该相信,凭借着一大批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投入,这块独立自主的阵地就完全可以巩固下来,最终演变为民主运动的可靠基地。这里并没有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危险,而危险又总是和影响、声势、规模成反比的。他们缺乏的主要不是勇气,而是见识。

不错,借助于官方给予的位置,借助于现成的官方言论阵地.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更广大的名声,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广地传播开去。但是,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真正获得独立,倘若中国要真正实现自由民主,我们就一定要放弃这种‘搭便车’的思想,宁肯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走路。独立自主是要付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使你不能迅速地成功成名。所以索尔仁尼琴要说:‘要做一个独立的人,需要的条件是太多了!’

有人说,在大陆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想成功成名,要想做一些好事,甚至包括你想更有力地争取自由民主,你都必须进入既成权势集团之内才行。不对,要知道,那正是极权制度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去适应它。唐太宗在视察考场时不是说遇一句很得意的话吗:‘天下英雄。尽入彀矣。’科举制下的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快捷方式是去考试做官,否则只好当一名隐士舆草木同朽。其实,要是有稍多一些人硬是不去考那个试,做那个官,皇帝不可能把天下之才绝大部分绸罗在自己手下,他也就不可能长久地垄断全部政治领域了。更何况,古代的隐士还可以凭诗文传世,极权统治下的人要想立言,似乎也非要经过党的过滤不可。为什么不去努力冲破这种约束呢!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门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襄钻出去。’我们真的都是鱼吗?当着时机不允许的时候。选择那种借用官方规定的方式去活动,或许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然而,当着我们有了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机会时,我们却不去开创它而依然热衷于借助官方规定的方式括动,那就是愚蠢的过错了。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循环而绝少突破,原因就在于:即使到了可以选择的关头,大多数人仍然乐意走老路。我要强调的是,一九七八——七九年间分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惜大家没去充分地把握它。

前面说过,官方刊物信誉扫地是民间刊物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官方刊物的信誉回升会造成对民间刊物生存的巨大威胁。杜博妮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其实决非矛盾。让官方刊物有更宽的言论尺度,正是逼死民间刊物最巧妙的一着。一旦官方刊物能发表不亚于民间刊物的尖锐文字,谁还会对民间刊物格外开心呢?在那段期间,官方刊物越办越好,这使民间刊物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你要提高你的尖锐性,你会赢得读者,但会失去安全:如果你不去提高你的尖锐性,你会保持你的安全而失去读者。可是,失去舆论的普遍关心.意味着失去民众的保护,到头来仍然会失去安全。毕竟民刊的参舆者人数不多.他们不足以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必须吸引民众的广泛注意,那是弱小者唯一的自卫手段。由于官方刊物日益夺走了市场,民刊的生存愈益孤立。在民主墙民间刊物初起之时,它几乎是北京等大城市关心政治的人们的共同的热门话题。然而,到了最后一份民刊《责任》被封闭,王希哲、徐文立等若干人被捕时,连最敏感的首都知识界都很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引起普遍的异议了。民间刊物的最终消失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因为广大民众在此之前许久就对它不大开注了。不用说,唇亡齿寒,在民间刊物被取缔后不久,官方刊物就收紧了。

在七九年夏天,政治气候转暖。说来有趣的是,在那些较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中间,肯参与我们搞民刊的人极其个别,劝说我们抛开民刊而在官刊上发展的倒不少.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在民刊上说的话。略加修理后在官刊上也可以说,何必要还要在那里惨淡经营呢!那时我写了一篇《试论同仁刊物》的文章,力图为民刊的存在辩护。我提醒说:越是民刊看来没必要的时候(那意味官刊的言论较开放),我们越是要关心和加强民刊的存在地位。否则,等到民刊消失后,官刊的控制又再度加紧,人们要重新恢复搞民刊就更困难了。不过在当时,考虑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3.民刊参与者自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的,他们的弱点基本上是在策略上而不在原则上、方向上。大多数参舆者对当时形势的特点缺乏冷静而周详的思考,对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目标没有明确、准确的共同认识。虽然大家都从事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但是大多人对此并没有足够自觉意识。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并没有把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这件事本身当作我们当时奋斗的主要任务。一个缺乏牢固地基的建筑是经不起风暴袭击的。

我在民主墙期间写的文章,几乎全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言论自由。从七O年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后,我所苦思苦索问题就不再是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极权专制,不再是对现实中各种丑恶现象的批判。而始终是集中于一点:那就是,我们怎样才可能摆脱极权统治?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应当从何处取得突破?我在民主墙所作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那三年前准备好的。我相信。在历史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我们有可能做成两件事:一是让言论自由的原则深入人心,使之成为普通的共识:二是让自办刊物这种形式巩固下来。这样,我们就好像是下围棋做成了两个眼,从此赢得了一片自主的活地。政治,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先说些什么,先做些什么。

我在《论言论自由》和《论同仁刊物》两篇长文中,尽可能地阐述了我的思想。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民主墙朋友和读者,包括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的赞誉。但可惜的是,对我在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战略设想,懂者寥寥。说来有趣的是,正如我估计的一样,在当时,连那些[左王‘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文章。至于海外,据我所知,在评价民主的诸多论着中,都没有提到它们。一般人当然更关心的是那些披露了若干小道内幕的文章,是那些批评更直接、更尖锐的文章(照不少人看来,越直接、越尖锐就是越深刻),是那些提出了某种特殊概念、惊人论点的文章(我一向主张在论据上下功夫)。我和民主墙的朋友也曾有过一些讨论,不过,等到有较多的人开始接受我的想法时。那已经是民主墙被封闭之后了。事实上,我的观点受到较多注意,包括’左王‘的批判,乃是在八O年竞选之后。到了一九八六、八七年,争取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成为大学生游行的最主要的口号。许多知名的理论家也主张应把争取言论自由作为争取民主的第一步,我并不感到特别受鼓舞,因为我认为,赢得这种自由、也就是创造这样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七九年底八O年初那段时间,民间刊物已一蹶不振,我是何等的惆怅。如此大好的时机,如此白白地丢掉。以后我们要做同样的事就要困难多了。就像我《论言论自由》中说的:‘历史并不缺乏机会,但现实中缺乏认识机会的人。’在那段沉闷的时期(也许还有许多人认为当时形势大好呢),我脑裹常常浮现出辛弃疾的词句:‘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七、不结束语

要讲清楚民主墙的历史,那需要不止一本专著。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瞭解清楚的。在专制机器依然控制了一切传播媒体的情况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被隐没不彰!直到今天为止,一般人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又知道些什么呢?有些人也许掌握了譬如民间刊物的全部文章,但是,他能知道在文章背后发生的事情吗?他能读懂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的特殊作品吗?我们不能迷信历史。因为历史学家只能知道实际出现的事,很难知道可能出现的事。而人生、政治,却正是可能性的艺术。

让我们紧紧抓住现在吧,趁未来还是有可能性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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