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历史透视

辛亥八十秋:1911-1991

在辛亥革命八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当前中国大陆局势与晚清局势的惊人相似。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可以使人感到乏味:莫非在太阳底下果然没有新东西?但它也会令人兴奋:因为那预示着眼前的闷局不久即将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从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乐观主义者深信中共一党专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然而,一想到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的长期混乱动荡,悲观主义者又禁不住对“一党专制垮台后会出现何种局面”而忧心忡忡。此时此刻,我相信,许多人,包括中共强硬派中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无法克制住把历史与现实作对比的强烈冲动。它一方面反映了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现实对历史的超越。

让我们从几个历史问题入手,再结合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一,关于清末改革

问题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政府是否会自行走上宪政之路?

1)乍一看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从一九O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十年间,清政府的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

一九O一年一月,清廷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提出改革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意见,并创立政务处负责审查这些建议。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九O五年九月,政府下令于次年废除科举,兴建各种新式学堂,鼓励学生出洋留学。

在军事制度方面,取消了旧式武举,创办武备学堂;改建兵制,招募和训练新军。

在行政制度方面,政府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整饬吏治,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

在法律制度方面,从一九O二年起,清政府决定着手修订法律和改进司法管理班工作;设置专署,聘请专家,编纂新的刑律以及编订商法与民法。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民间开展了一场革除陋习的运动,包括反对缠足和禁止鸦片。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清廷也修订了一些新的规章。

尤其重要的是,清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推行立宪。一九O五年十二月,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奉旨赴日、英、美、法、德等国考察,认真研究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一九0六年九月,政府正式下令预备立宪。一九0八年八月宣布了预备立宪的具体计划,许诺在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和首次选举国会,并发布了“宪法大纲”。在一九0九年分别举行了咨议局(类似于省级立法机构)和资政院(类似于国会)的选举,并于当年和次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咨议局会议和资政院会议。到了一九一O年,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宣布修改立宪计划,决定提前四年实行立宪。到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当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清廷又匆匆宣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试图进一步加速立宪以平息革命运动,但为时已晚。

不难看出,在本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工作。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这次改革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但是,这场改革终于被辛亥革命所打断。一场旨在防止革命的改革,到头来也许倒成了引发革命的催化剂。于是有人埋怨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必要的革命,批评当时的所谓激进主义思潮。按照这种观点,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更有耐心一点,给予清政府稍多的时间去完成其立宪计划,以后中国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2)应该说,上述假设颇为诱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后,中国人对“革命”一词早已极度反感,而对渐进和平的“改革”则情有独钟。以这种心情回过头去检讨历史,很容易得出那样的结论。

我从来不认为,凡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一切都注定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在考察晚清的改革何以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可忽略以下几件事实。

第一,晚清的政治改革几乎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在镇压下戊戎变法后,本来清政府是变得更顽固而决不是更开明。为了进一步抵制西方的影响,慈禧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排外情绪,由此引出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联军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清廷,另立孔子后裔作皇帝;另外一些人则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仅仅是迫于这种压力,慈禧为保全自己的权势,才一反常态地同意实行政治改革。

刺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九O五年的日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小日本竟然打败了大俄国。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的一个铁证。于是在朝野上下,要求实行立宪的富国强兵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包括张之洞、袁世凯一类地方实力派也力主立宪,清政府再无法对此置若罔闻。慈禧本人则被说服相信立宪实际上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才最后下定了预备立宪的决心。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首先,政府拒绝为戊戎变法平反。虽然它后来几乎实行了当年变法提出的所有主张甚至还有过之,但它却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继续监视光绪、通缉康梁。其次,政府中有势力的满人集团对汉人地方实力派百般猜忌排斥,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地获取权力。再者,政府的若干措施显然是自相矛盾,例如开创咨议局和资政院,本意应是广开言路,但与此同时,政府却又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不同政见。另外,制定改革的时间表上,政府的步子总是太慢,连体制内立宪派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如此等等。

粗略地讲,一场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若要获得成功,有赖于一系列条件:它要有一种起码的道义感召力,它需要证明改革是为国为民,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持统治集团的特权私利。它要有一定的主动性,不能是纯粹被逼迫而不得已的结果;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缺少这种必要的主动性,那么它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魄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一九八六年汉城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南朝鲜当局由于八O年光州事件本来已经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由于卢泰愚等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逼迫全斗焕退位,一方面立即接受了比示威者预期更多的要求,从而赢回了某种主动即为一例。)它应该善于化解历史包袱而不能继续制造政敌。它应该表明诚意、行为一致,而不能自相矛盾。在以上几方面,清政府差不多全部做错,因此,它所推行的改革的失败即便不是必要的,至少是难免的。

3)清末改革的失败,主因当然在于清政府自身。一个成功的革命家未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混战一场,到头来总会有个结果,而最后赢得胜利的人,不一定就是最高明的人。象在《说唐》里罗成夺了武状元,其实他只算第七条好汉。改革却不同。改革基本上不是用武力消灭对手,而是运用政治手段去协调、分解、诱导各派力量与各种利益,这显然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所以,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清末改革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慈禧。慈禧虽非等闲之辈,但正是她的刚愎自用、狭隘顽固,精于权术而昧于治道,长于小算计而缺乏大眼光,最终导致了一场本非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失败。

二,关于中共改革

我在前边列举了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的是让读者便于和这十年中共的改革作个比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切实际的过分称赞。这当然是因为原先毛泽东把中国搞得超乎寻常的糟糕。有了老人家这位狂人作参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辈都会显得莫明伟大(华国锋不是曾被称为“英明”吗)。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多一点历史眼光,把这十年的中共和那十年的清廷作个对比,我想大家都得承认,作为改革者,邓小平实在还比不上慈禧。

1)平心而论,中共改革的大环境要比清末好多了。第一,这十年,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稳定,至少是没有外国力量威胁中国主权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倘若有强大的外部威胁,中共的改革说不定还会搞得更好些。这也难说。不过,能在一种没有外患的条件下搞改革,大体上总是个有利因素。不仅如此,这十年的国际环境,实际上还相当地有助于中共的改革。邓小平两次上《时代》杂志封面,中共一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左右逢源,与其说证明了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不如说证明了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共改革的善意期待。

其次,国内环境也十分有利于改革。“文革”留下的摊子虽烂,但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期待改革、要求改革的极好的心理基础。举国上下求治求变,这就使得任何一项小改革都能获得超乎预料的大效果。仅仅是恢复高考,就造成了亿万青少年如饥似渴读书学习的好风气。仅仅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立时就迎来了农业的持续丰产。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过去本造过不少孽,亏得“文革”中被打倒,反而使得他们能以英雄的姿态重新出现。老百姓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自己也有了一个现成的可以从新做起的大好机会——一般政治家的麻烦总在于,当他们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却常常又苦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很难有从新做起的客观条件。

再有,“文化革命”把中国的极权统治发展到顶峰。物极必反,它刺激了中国人也许是第一次自发地萌生了强烈的自由民主要求。出于对多年来“革命”和“运动”的痛切反省,人们普遍地向往那种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路线。十年来,中国的自由化思潮、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基调无疑是温和的、稳健的。倘若执政当局略有魄力,能够一步一步地开放民主,必然会得到民间力量和知识界的有效合作。再加上台湾、香港的存在,都有利于改革的良性进展。真可谓万事具备,所缺的只是当政者的一点头脑和眼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现状竟是这样,谁还能替中共当局辩护?

2)回顾中国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点恐怕要多讲几句。因为在当前民运人士和一些党内改革派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仍有人对此认识不清楚。陈一咨先生在《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中,仍然认为在当初只应从经济改革入手,不宜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按照陈一咨的观点,当时的中国类似于二次大战后的西德,一般民众“已经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了”,如果开展政治改革,“多数民众也不大赞成”,因为老百姓“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对“政治运动”不会欢迎。这里包含着好几个错误。

首先,二次大战后的西德,在西方盟军帮助之下,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自由民主制度。西德的经济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前提下搞起来的,我们无视别人的这个前提,还自以为在向别人学习,这种比附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和南朝鲜、台湾相比,因为后者本来就是私有制,本来就是非共产党政权。我们甚至不能和前些年的智利相比,智利原来搞过几年的“共产经济”,后来在专制的政治条件下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智利是经过了一场政变,改朝换代,智利的经济改革是在一个右的、非共乃至反共的传统式专制政权下完成的。因此和中国大陆的情况仍有本质的区别。八九民运前的新权威主义者,开口闭口亚洲四小龙。据说,不久前万里先生又说到智利。这些比附都不伦不类,因为他们都只看到了表面上的一点点类似,而没有看到或故意不去正视二者之间更为深刻的巨大差异。

说实话,在中国大陆,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即使能够成功地实现某种经济改革,作为民主派,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那意味着践踏基本人权,意味着古拉格,意味着“六四”屠杀。针对着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肯学西方的经济自由而拒绝西方的政治自由理念,一位美国人说得好:“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有两个博士,那么,一个在掌权,另一个在坐监。”已故的何维凌先生在八六年一次讲话中,对民主墙民运、对北大竞选,都表现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责备别人“不理解改革”,“给政府帮倒忙”,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所谓西德或中国的民众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那其实只是对纳粹或共产党的骗人宣传及说教不感兴趣,他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清谈”、对针贬时弊的“清谈”兴趣大得很。这是被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把真正的民间的民主运动和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无疑也是错误的。至于说老百姓不会欢迎政治改革,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岂不是说实行自由民主会破坏“安定团结”吗?

3)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运中,陈一咨先生和许多倡导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坚决主张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反对开枪杀人。何维凌先生也为了避免流血而作了不少调停的工作。结果,他们都遭到强硬派的逮捕或通缉。这件事意味很深长。它证明了这些朋友的人格,要比他们的某些主张高明得多。或者说,这些朋友其实本来就没有真正弄清楚他们那些所谓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并不愿接受这一观点的全部逻辑后果。在八六年那次讲话中,何维凌先生提到他在邓力群面前为我和王军涛辩护,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强硬派迫害。这种意图当然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彼此虽然观点不同,或者用他喜欢说的是“角色”不同,但仍然一直是朋友,所以我对他的不幸去世相当沉痛。

这些事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谓先经改、后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类提法,其实是根本不得要领的。真正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古拉格。都说戈巴乔夫是先搞政改后搞经改,哪有这么回事。翻一翻前几年的苏联历史。戈巴乔夫最先采取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比他在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措施还要少。一开始,戈巴乔夫只做了一件事,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停止了做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兴建古拉格。一旦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各种独立民间组织的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于是,并非有形的政治制度、而是无形的政治气候、政治态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新气候、新态势的带动下,尔后才有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共产极权统治当然是建立在一整套特殊制度之上的,但必须懂得,那个驱动这套制度运行起来、造成极权统治状态的基本动力,实际上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没有了政治迫害,那套特殊的制度就在无形之中失灵了,瓦解了,瘫痪了,也就是根本改变了。

胡耀邦不一定多么喜欢民主墙,但他不赞成抓魏京生;朱厚泽并没有解散中宣部,但他提倡宽松、宽厚、宽容;赵紫阳对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历来兴趣不大,但他就是不同意开枪杀人。我们那些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最后竟以支持民主的罪名而受到迫害,不是由于他们投机(个别投机分子总是有的,哪个派别里没有呢),而是由于他们善良。所以,我一向以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这种二分法很不准确,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人坚决主张屠杀,而另一些至今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含情脉脉的人坚决地反对开枪。最好用“温和派”和“强硬派”作区分标准,或者以“讲道理派”和“不讲道理派”,以“屠城派”和“反屠城派”。诸如此类。

4)从民主墙时代到现在,我写过不少文章批评新权威主义(尽管早先还没有这个名称)。该讲的道理似乎都讲完了。这里我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作最后一点补充。这个新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良心未灭、人性稍存者,新权威主义都是一颗他们根本吞咽不下的苦果。

道理很简单,当你力图推行你那套新权威主义的宏图大略时,别人都会跟着你的指挥棒转吗?十亿人只准有一个大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千千万万的人,在被迫过了一辈子或半辈子没有自我的生活后,谁不愿意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话,独立地在人生舞台上表现自己、肯定自己呢?如果你不理睬这些你认为不合时宜的言论和有悖于你战略部署的活动,那么,很好,一个多样化,多元化,自由化乃至民主化的社会马上就会产生。如果你试图规劝说服大家都“理解改革”,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你指望给人们发财的机会,跳舞的机会,研究无关乎自由民主的学问的机会,给改革派献计献策的机会,从而防止那种真正独立的、批判的思想与活动发展起来,那也注定了不可能。你或许知道,对于那些实行过真正的民主,亲自领受过自由滋味的民族,你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不知道,对于那些经历过共产极权统治、彻底地丧失过自由的民族,这种办法同样行不通。面临着党内党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你只有两个选择:压制还是不压制。倘若压制的规模不大、又不够凶狠,其效果不是杯水车薪,就是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地,选择就会变得更简单、更极端:屠杀还是不屠杀。我们都还记得,在八九民运中,许多人都谈到了良心。其实,邓小平镇压民运非自“六四”始,此前你的良心干什么去了?问题在于,在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一般的良心都被磨得有些迟钝,少许几个无辜者的被抓被关不一定会造成他们良心的震撼。但到了八九民运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时,如果你的良心还不站出来说话,除非你干脆不要它。所以,绝大部分新权威主义派的人们,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另一种立场,放弃了他们鼓吹的在专制下搞改革的理论。今天,当我再次听到有人倡导新权威主义、甚至还自诩为第一个从可操作层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伟大思想时,我忍不住要想,这些人究竟是头脑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观点的逻辑后承呢,抑或是在那些丝绒手套之内,包藏着一付血腥的铁爪?我并不喜欢作诛心之论。我宁肯诉诸经验,诉诸逻辑。

5)以上所说,附带也就澄清了另一些看法。苏绍智教授最近写文章指出,邓小平死后,中共高层可能发生斗争,改革派可能战胜强硬派掌握大权。这种推测很合理。但接下来的推测就值得推敲了。按照苏绍智教授的分析,掌握了大权的改革派仍将在现行制度下推行改革(九月十六日《世界日报》)。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要把改革限制在“现行制度”即一党专制之下,你就必须要继续坚持“平暴”有理,必须要对民运人士继续关押,尤其是,你还必须对人民的新的反抗(这种反抗两年来从未停止过)继续毫不手软地镇压。结果便是,你的所作所为将和现在的强硬派一模一样。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把那些支持“六四”屠杀、坚决镇压民主运动的人称为改革派,这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要说推行一些新的经改措施,加强一下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那么,现在的邓小平、李鹏就已经这么做了。因此,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只要他们拒绝在开放自由民主方面真正迈出步子,他们就和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没有区别。

不错,慈禧在镇压了戊戎维新后,自己又搞起了改革,而清末的改革当然还是在满清政府之下的改革。于是有不少人推论说,中共在“六四”后也可以进一步改革,而这种改革仍会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这又是一种不恰当的类比。且不说两者在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第一,清末的改革确实具有立宪的内容。从专制君主变到立宪君主,实际上是一种超出原有制度的改革,虽然君主依然是君主。因此,如果中共仍然坚持在一党专制下搞改革,它就根本不能和清末的改革相比。第二,如果中共的改革也加入了真正的民主内容,那么它将很难,以致于不可能再保持它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主专制和共产党专制很不相同。皇帝可以通过立宪而成为所谓“虚君”,权力虽减,尊荣犹存,地位不变。共产党又如何能变成“虚党”?团结工会执政后,雅鲁泽尔斯基还当了一段时期的总统,其地位颇类似一个立宪君主,但也只一世而终。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皇位靠世袭,皇族是血亲,它具有天然的确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立宪君主制能够成为一种长期维持的制度。党却是志同道合的自愿组合,你不可能在实行了宪政民主后,专门为整个一个党长期保留下那种超脱的特权。

另外,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一样。国民党的政纲、主义,本来已经承认民主原则,承认民有经济,所以,国民党变成真正的民主政党意味着实符其名,没有自我矛盾。共产党则相反。共产党若想在当今民主政治中赢得人心而继续执政,它必须抛弃原有的党纲和主义,因此会产生名不符实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当然,实变名不变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干得很主动、很漂亮,人民可能投你的票,不计较你有个错误的党名。但这点对中共而言已是为时太晚。可以想见,一旦中国开放民主,共产党必将受到内外夹攻:党外会出现很多其它政党,党内会有不少人脱党、退党而另组新党,党内还会有很多人主张彻底修改党章、重换党名。这样下来,依然抱着共产党这块招牌的人便所剩无几,变得在政治上没什么份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亡党之势,大概是很难避免的了。

辛亥革命后“咸与维新”的戏剧性转变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迅速萎缩消失,早就昭示了它的未来命运。对此,中共强硬派内心十分清楚,所以它连当年清政府准备实行立宪的那点勇气都没有。没有好的共产党,有好的共产党人,而好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不再信共产党。在五千万党员中,大部分人都可以在今后的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那一定是在他们抛弃了共产党这个束缚之后。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对广大党员有好处,对广大人民也有好处,只对极少数死硬派没好处。最近,中共强硬派正在安排让所谓“太子党”接班。这就和当初满清皇室贵族越来越不相信汉人官员、越来越把大权抓在自己手中的心理状态一模一样。有道是,越孤立者越封闭狭隘,越封闭狭隘则越孤立。如此统治,岂能久乎?□

三.关于辛亥革命

问题二:辛亥革命是太革命还是太妥协?

1)辛亥革命受到两种相反的批评。有人责怪它太“革命”,用暴力推翻旧政权;有人又责怪它太“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送给黎元洪和袁世凯。这两种批评都不无事实依据,但又显然彼此矛盾。也许,我们应该把辛亥革命称为一场温和的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形式而又同时具有温和的性质,那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因素强大到得以支配整个过程。和历史上许多次重大变化一样,其最终结局和几乎每一派政治力量的预期都不相同,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2)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力量:满清王室、立宪派和革命派。

先谈革命派。当时的革命派仍处于分裂状态。第一,海内外的革命派之间彼此脱节。孙中山是革命派中最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但他对国内的革命派活动缺乏有效的协调指挥能力。许多次国内革命派的武装反抗都和孙中山没有关联。包括武昌起义,孙中山本人都是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才从美国的报纸上得知这一事件的。第二,不同的革命派组织之间相互隔膜,彼此竞争。例如后来共同发起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在此前并未能精诚合作。在国内活动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和其它革命组织在如何行动上也迟迟达不成共识。第三,即便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革命派成员,其活动也是各自独立的。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就无视同盟会最高领导权而坚持自己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各次大小武装斗争都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革命组织单独行动的产物,而并非整个革命派统一领导的结果。但是,革命派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革命派的声势很大,尤其是革命派的思想、主张影响很大,许多并非革命派的人,上至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下至普通百姓,都深受革命派思想的感染。其次,革命派的组织虽然分散,但成员分布甚为广泛,例如在四川省咨议局中就有四名议员是同盟会会员。在新军的中下级官兵中,革命派成员的比重尤大。因此,革命派在鼓励风潮、造成时势方面能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整体组织行动的力量。

再谈立宪派。立宪派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许多立宪派成员政治经验丰富,并享有受尊敬的社会地位。有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后来的主张已经十分接近于革命派。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启超发表文章,号召中国人民“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虽然在当时,梁启超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与革命派合作,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立宪派却越来越发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已经和革命派差不多没有两样。另外还有象张赛这样的立宪派,同时也有一点保皇色彩。他们依然坚持要“尊重君主立宪”。同时也很有势力。不过就大部分立宪派而言,其立场却是介乎梁、张二者之间:他们虽然无意于发动革命,但却随时准备接受革命。他们本来不打算对抗清政府,但更不打算保卫清政府。尔后的事变证明,立宪派这种微妙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满清王室,正如我在“关于清末改革”一节中说过的那样,它在整个立宪改革中,既缺乏诚意,又丧失主动。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宣布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成立了以保守无能的王室贵族为主的内阁,一是宣布粤汉铁路国有化。前者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连谨慎的张赛都公开批评,警告说国家正在迅速瓦解。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相当不满。后者则激起了广大地方绅士和商人的愤怒抗议。尤其是在四川。以四川省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为首,四川的立宪派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他们开大会,发声明,办报纸,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而温和的抗议活动。清政府采取了顽固的不妥协态度,坚拒谈判协商。清政府说,如果它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九月一日,保路同志会决定抗税,整个抗议活动席卷全川。四川总督把蒲殿俊等几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从而激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示威抗议活动,有的地方还爆发了武装起义,大量的农民和流民投入暴动,形成了公开武装对抗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当十月十日武昌城新军发动起义时,四川省的反抗运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当时,清政府从湖北调集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以图武力平息四川的动乱,造成了湖北兵力空虚,这也是新军起义能轻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由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顽固愚蠢的清政府自己,则是促成这两派力量合流的最重要原因。武昌起义的仓促上阵和轻易获胜,说明了清政府的垮台与其说是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太强,不如说是保皇派的力量太弱。由此看来,指责辛亥革命太“革命”是不恰当的。既然清政府此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激怒了立宪派,并由此引发了公开的暴力冲突,它又如何还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呢?

3)作为一场温和的革命,辛亥革命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第二是策略的考虑,第三是革命派自身力量的有限。

毕竟,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因此,革命派就把暴力手段仅仅局限在打垮旧的专政政权这一任务之内。这就不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在用武力夺取了政权后还要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继续革命”。

其次,为了尽早结束满清王朝,尽量减少流血冲突,革命派同意和前清的官员作妥协。武昌的新军之所以推出黎元洪作领袖,其用意显然是希望借此赢得尽量多的前清官员接受革命。孙中山让大总统给袁世凯,也无非是以此为条件换取袁氏逼迫清帝退位。从理论上讲,这和波兰的瓦文萨同意由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统的考虑十分类似。这也是把古代的“先进咸阳为皇上”的策略的现代应用。

从以上两点看来,革命派的妥协倾向是自愿的,但也不尽然。革命派之所以做出很多妥协,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因为革命派的实力还很有限。在革命派中,大部分人原先处于社会中下层,因此缺乏足够的社会声望,包括一些革命派自己都对自己的地位不高感到有几分自惭形秽。另外,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上层政治舞台中的势力还比不过立宪派。再加上许多革命派人士缺乏政治经验,缺乏实行政策的力量。结果便是早先的立宪派和一些投机的前清大员就在革命成功后的全国政局中立即占据了更多的重要位置。出现上述局面本来不足为奇。如果此后的中国真能认真地实行民主宪政,那么革命派(现在应算为共和派)完全有可能通过民主的运作而赢得更大的胜利。事实上,在袁世凯当总统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以同盟会为前身而组成的国民党立即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但就在此时,袁世凯背弃共和原则,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重新实行独裁统治。共和派举行二次革命,但未成功。以后,袁世凯更进而称帝,遂激起更大的反弹。在护国军武力讨袁、袁世凯宫廷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复辟帝制的企图迅速破产,但与此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本身也未能获胜,由此便引出了军阀时代和北伐战争。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没有获得完整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当时的广大民众还不具有足够的民主意识。孙中山晚年总结其一生奋斗成败经验时强调要“唤起民众”,这的确是给予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四.关于中国民主的几个问题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同样处于一场革命的前夕。

1)九十年代的国际大气候,对于仅存的几个共产专制国家真可谓雪上加霜。苏联东欧的变化自不待言。就连加勒比海的古巴,虽然仍处于第一代强人统治之下,两周前结束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不得不通过了开放国会选举的决议。柬埔寨则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苏共解体后,有人说中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此话连邓小平也不会相信。“阵营”都瓦解了,何来“领袖”?邓小平说“不要出头”,其实也无头可出。目前的中共当局,连自己都完全丧失了信心。除了一些潜在的民主派外,某些中共实力人物,其心情正与当年的立宪派相似,他们虽然不肯主动地发起民主改革,但却随时准备接受民主改革。事到如今,真肯死心塌地为保卫专制政权而效命者寥寥可数。这就使得一种戏剧性的突然变化更具现实性。而某些乍一看去无关大体的事变,都很有可能引出震动全局的连锁效应。无怪乎邓小平要说“一动不如一静”了。但他们又不能不动。你不动别人会动。一向立论谨慎的哈佛大学马若德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当前中国政局与清末的惊人相似。他说,他原先估计中共的统治可能在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仍然维持一段时期,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主派理当进一步增强信心,主动出击,争取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2)参照辛亥革命和苏东事变,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民主与稳定

有些人,一方面既痛恨于中共的专制,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专制一旦垮台,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在“六四”之后变得更强,那本身就表明,正是因为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并不惜用残暴的屠杀维持专制制度,所以才给动乱种下了祸根。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共的专制结束得越早,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越小,中共专制的寿命拖得越长,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所谓分离主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尤其清楚。近年来,台独和藏独的声浪都远比前些年更高。这层道理本来很简单,有些人偏偏给弄反了。颜真先生就颇具代表性(见《中国之春》第九十七期)。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的现实问题已经太多、太严重,在高压之下无从爆发,一旦民主必将不可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共在维持高压统治的同时,进行一些可能的体制内改革,逐步减轻这些问题的压力,然后再过渡到民主政治。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几重错误。

首先,正如颜真等人自己说过的那样,现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本身便是中共专政的产物。因此我们很难相信,随着中共专制的延续,这些问题不会越变越多而倒会越变越少。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秋天,《中国青年》杂志社邀请北京一些民间刊物的朋友们座谈,我给大家讲过一则故事。杞人忧天的寓言大家都知道,《镜花缘》上还有个“伯虑忧眠”的故事。伯虑国的人害怕睡觉。他们认为睡觉就是死亡。因此平时总是强打着精神活动不让自己睡觉,一见到别人打瞌睡,便采用一切手段将其唤醒。这样下来,伯虑人无不萎靡不振、未老先衰。最后,人们实在熬不住,一觉倒下,从此不再醒来。然而这又反过来更益加强了伯虑人对睡觉的恐惧。因此便陷入恶性循环。我引申说,一个社会开放民主,其道理正与之相似。世间有些理论,尤其是那些行动理论,常常有一种自我证实的倾向。你越是认定开放民主会天下大乱,并且(这一点很重要),在实际行动上拼命地压制民主,到头来总有一天,这个社会果然一开放民主就天下大乱。中国古代的乱世为什么那么可怕,其原因就在于此前的统治者过份地强调稳定。那些成功的民主国家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恰恰由于在它们那里,经常发生小小的骚乱(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生活过的中国人应该对此有格外深切的体会)。我那时就警告说,假如今天中国不下决心开放民主,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危机一定会更加深重。十二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于中国是否会天下大乱的忧虑显然比当年更强。这至少证明了我上述观点的正确。

我们姑且承认,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共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主观上的确很想为人民办几件好事。但问题在于,既然中共不得不花很大很大的气力去压制人民的广泛不满与反抗,那么,它还有几分余力去做它据说是本来想做的好事呢?有人力图说服我们:现在顶好不要反对共产党,最明智的办法是好好在共产党领导下搞改革。等到各方面情况改善了,统治者更有信心,它才容易做让步(见冯圣葆先生发表在一九九一年夏季号《知识分子》上的文章)。这种推论似乎合乎逻辑,可惜它完全不合乎人情人性。这与其说是对人民的耐心要求太高,不如说是对人民的自尊心限定太低。实际上,它是要求我们整个民族唾面自干、完全丧失血性。因此这一劝告既是无理的,也是注定办不到的。

不错,压制自由民主,短期内确有控制社会矛盾不爆发的功效。但是颜真等人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压制自由民主同时也是、而且必定也是摧残人性,打击人们的理性精神、宽容精神和负责任的精神。这种效果最为恶劣。颜真等人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一个社会是不是会爆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并不是取决于其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问题抱什么样的态度。假如大多数人都通情达理,尊重别人,做事负责任,天大的困难也能逐步解决。专制,尤其是失去了迷人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专制,恰恰是在否定这些最可贵的品质。它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否定的后果便越强烈。

从昔日晚清的变化到今日苏东的变化都证明了,统治者愈是能顺应人心,较早地放弃高压专制,转变就会愈平稳顺利。人群之中从来就有两种思潮、两种情绪,一派温和、一派激烈。哪种思潮、情绪会占上风,不但取决于哪一派代表人物更具道德感召力和理性说服力,而且还取决于对方作何种回应。如果你希望温和改革,你就不能仅仅批评内部的激进主义,更重要的,你必须坚决地反对统治者的死硬顽固,你必须努力促成专制的早日结束。象颜真先生和冯圣葆先生那样,以为中共专制多维持一段时期反倒有利于和平转变的想法,实在是太不了解人情人性。

关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在前面谈到过辛亥革命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一方面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出自对于减少流血冲突、早日结束帝制的考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民主派应该学习。

也许有人会问:假如未来中共内部某些人物,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强硬路线,决定开放民主,我们同意让他当了大总统,安知不会出现袁世凯第二?我的答复是,今非昔比,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这当然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唤起民众”。过去,一些民运人士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广大民众的投入,民主运动会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担心一般老百姓民主意识不高,担心所谓暴民倾向或痞子运动。这种矛盾心理务必需要克服。单以八九民运中的北京为例,广大市民的热情参加和高度自制,令世人赞叹不止。真正的精英,应该善于组织民众而不是排斥民众。否定一般民众的参与愿望,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又不应该。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毛病。从过去的民主运动看,每逢遭到失败,大家总要归结到广大民众觉悟不够、参与不够;但每逢形势较好时,大家又总是急着向前冲而不去抓住时机深入开展启蒙教育和组织工作。这种毛病当然也要克服。

如前所说,导致辛亥革命妥协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不少革命派人士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自惭形秽,因而往往轻易地把重要位置让给那些革命资历既短、革命贡献也少的前清官僚;再有便是革命派缺少实行政策的能力,缺少治国的能力,结果便是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没有多大发言权。这两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民主派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做好下面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要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坐标。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历史。不能依靠共产党的正宣传或反宣传。从中共对苏联事变的低调处理可以看出,中共并非傻瓜,并不是你的思想、你的活动对他打击最严重,他对你的公开批判即反宣传就最强烈。只要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封杀”而不是直接“打杀”或“捧杀”的办法的。直到这次判重刑,中共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从来也不曾公开批判过,但实际上对他们一直暗中监控。也不能依靠中外新闻媒体,因为媒体的本性是赶热闹、注意表面(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报纸是最片面的历史)。每一个投身民运的人都需要对中国的民运历史具有自己独立的、深入翔实的了解。我们应当懂得,那些长期以来在民间从事真正独立的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们,他们不仅参加民运的时间更长、更早,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见识也更深更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党票和官衔的保护,做同样的事要冒更大的风险,因而实际上具有更高得多的道义勇气。更何况他们之中不少人,分明有过获得某种受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但他们宁肯坚持独立、坚持民间。这就尤其值得我们尊重。

第二,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训练。光有从事民主政治的抱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培养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从制度形式的选择(在政权形式上,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在选举方式上,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当选制?等等),到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产权界定,如何界定?自由经济,内容如何?诸如此类),我们虽然也有过一些研讨,但这些研讨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不完整、不系统,二是只有讨论而无结论。毕竟,政治是一件配套工程,零零碎碎的研究,分别来看也许都很好,凑在一起却会出大问题。政治争论不同于学术讨论,后者无需乎达于定论,前者却必须获得共识。还有组织运作的问题。不少人谈组党。其实,民主政党的本义是通过选举掌握权力以推行政纲。因此在海外谈不上建立真正的政党。你至多是给原有的民运组织换上一个党的名字,但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任何新的功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当做之事,只是加强现有的组织功能,同时为下一步组织名副其实的政党作准备。如何加强现有的民运组织功能,将来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党,这里面大有学问,而我们目前下的工夫还是太少。最近,甘阳先生在《时报周刊》(第427期)上撰文,论及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及区别。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很值得大家注意。所有上述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派能否具有实际推动自己政治主张的能力,从而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民主事业的成败。如果我们希望比当年的革命派或曰共和派做得更好些(至今为止我们似乎做得更差),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五。结束语

我曾经慨叹: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简单: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研究历史。

不错,每一个受到一般教育的人都上过历史课。但是,特别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充满了谬误和偏见,不少人以为了解历史,这就比单纯的无知还糟糕,因为它冲淡了人们继续研究的愿望。我希望值此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能够召唤起更多的人思考历史的兴趣。□

1991年9-10月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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