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于无声处听惊雷
——读郭罗基先生的两篇起诉书

在本期《中国之春》已经截稿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从国内碾转送出的重要文章——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先生对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和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与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编辑部连日加班,为使这两篇珍贵文献早日公诸于世。

郭罗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敬郭先生为前辈,不仅因为他年龄比我辈稍长,更因为他是中国大陆近十余年来推动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优秀先驱。

一九七八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此前我早就耳闻郭先生大名。由于我主修专业为西方哲学史,而郭先生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以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出于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共同关切,我和郭先生很快就相识了。和许许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一样,我从郭先生那里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从他身上吸取到了强大的道义精神力量。

郭先生的个性十分刚强,有位老北大的同学给我讲过这样一件小事:“文革”时期,有人贴出大字报,厉声责问郭罗基为什么在一次哲学考试中只给毛泽东的女儿李纳评了三分。这一攻击在当时真是非同小可。换上别人,不是连忙认错,就是默然忍受。但郭先生却与众不同,他找出李纳的那份考卷贴在墙上,让大家来评是否能值更高的分数。这件事我没有向郭先生求证过,但那倒是很像郭先生做事的风格。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郭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本来这篇文章是早就写好的,不知《人民日报》为何迟迟没有发表。等到发表时,恰恰是在对魏京生的所谓“审判”刚刚结束的敏感时刻,这就正好戳到了邓小平的痛处。郭先生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先生的名字从此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尽管邓小平明知郭罗基是“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北大校园中仅有的几位敢于公开反对“四人帮”,为邓小平本人鸣不平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邓小平无情寡义,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八二年夏天,郭先生以“马温”的笔名(当时已经不能以真名发表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这篇文章事先交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亲自写了回信。回信写得很不错,语气谦和友好,平等待人,还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应该说,有些修改意见还是很中肯的。但这篇文章还是遭到中共保守派的深刻忌恨。不久,上面就发出调令,把郭罗基先生逐出京城。郭先生据理力争,很是顶了一阵子,直到次年八月才被迫迁去南京。当时上面有话:不走就开除出党,开除之后还是要走。这也许是自“文革”之后,中共当局对党内著名知识分子第一次最严重的政治迫害。

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讨论风起云涌,“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话题再次见诸报端,但郭先生本人依旧被压在阴山之下。一枝雄笔,消失于中国的政坛。有识之士无不慨然。这年冬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于光远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讨论会。郭罗基应邀出席。这是他自八二年去南京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他的出现,引起了与会者的热情关切。我和郭先生也又见了一面。当时,我正打点行装准备赴美留学。他送给我一盆南京的雨花石作为纪念。

去国五年,我时常想到郭先生。我十分忧虑他险恶的处境,也十分挂念他多病的身体,看到海外一般关心大陆问题的人们,不论是华人还是洋人,有许多对郭先生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我焦虑,甚至愤慨。愤慨于中共的“封杀”,愤慨于媒体的善忘,也愤慨于世人的不求甚解。我直欲大声疾呼,但又深恐给郭先生造成不利。当我读到郭先生这两份起诉书时——它们已于上月正式投交法院,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沉默。郭先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冒了何等的风险。两篇起诉书,犀利严谨,无懈可击。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之。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一般人只知道在民运高潮中去寻找偶像,但真正的英雄却是在低潮时百炼成钢的。因为前者多半是时势造的英雄,而唯有后者才能够造就新的时势。□

(1992年)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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