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笔会邀请龙应台来澳洲墨尔本演讲前,我并未读过她的作品,只知是台湾一个针砭时弊、观点尖锐的大作家,还望名生义,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直到半年多前,读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并看到了照片——一张线条分明很有个性的脸,才知道龙应台是女的。后来,读她的东西多了,我开始喜欢上她,并在心里同她聊起天来。

我觉得龙应台父母取的名字真好,“龙”,“应”当,生在“台”湾──龙应台曾对自己的名字有微言,为什么不取个秀气好听点的,得知父亲差点给她“龙三条”之名,从此安份满足。

生龙应台的高雄县大寮乡,那片渔村可以望见大海──才不至于“龙搁浅滩遭虾戏”,正因为如此,她文章的字里行间,这里那里,你可以读出,龙应台对她父母的深深感激,当然,首先是感激他们把她生在了台湾,尽管台湾并非一开始就很好。

我不姓龙我属龙,和龙应台有一字相同(后来才知道,龙应台也属龙,我大她十二岁),但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属龙者的命运,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这条龙不幸生在大陆。

我的父亲和龙应台的父亲不同——这个十六岁从湖南乡下跑进城当了警察,五零年带着老婆随警察局从海南岛坐船逃到台湾的龙爸爸,眼力比我父亲强百倍——共产党建政前,我父亲拒绝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拒绝去台湾担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长,自己吃尽牢狱之苦,还让全家人跟着倒大霉。三十年后,父亲坚持说他爱国没错,如果命运重新给他一次机会,他仍然选择留在大陆。

如钉钉木。我这个属龙的家伙死活都不可能在四面临海的台湾,而只能钉在大陆,渴死乾死,死路一条了。

生在台湾有什么好?

台湾人也经受过苦难。国民党在台湾搞过白色恐怖。

是的!可台湾有个蒋经国,他面对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屈不饶为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深明大义,顺应世界潮流,不为一党之私利,放弃一己之得失,解除了党禁、报禁,为台湾的民主大道铺下了第一块砖头。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经国是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人民幸运。遗憾的是,中国的蒋经国赵紫阳羽翼未丰就扼杀在摇篮里了。

是的,国民党也有罪错,但它对自己的罪错真诚忏悔、自责、改正,没有一错到底。政府在美丽岛上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石墙,石墙上刻着一个一个在此关押过的政治犯的名字,一弯绿水从石墙上流下来,这些为台湾民主自由而奉献的英雄们业绩永存,山高水长。纪念这些政治犯,就是承认台湾这段历史的耻辱,表现了政府认错的魄力和不允许罪恶重演的决心。台湾政府的明智与进步,大陆中国现今还在拒绝,望尘莫及。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修起大墙把屈死的冤魂,诸如我的同犯熊兴珍、牟光珍、刘伯祥……的名字刻在墙上(这个墙大慨比万里长城还要长),以示悼念,以警世人,那中国人就有福了。

曾经那么“切齿痛恨”台湾和台湾人的龙应台,现在为自己是台湾人自豪,说明台湾取得的长足进步。

能有人再说什么?

今天的台湾人自称“多色彩”。“多色彩”的意思是不忠于一种颜色,他们不相信清官,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身上,清醒地认为人和政党都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民主机制保障下的选票,今天你好我选你,明天不好,我选你下台!现在读了龙应台的书,知道了龙应台这个人,还有近年与来自台湾的友人简昭惠交往,以及听过台湾政治教授明居正的演讲,个个都是彩色人……仅此一点,不及其余,大陆老百姓已经瞠乎其后了。

浙江昝爱宗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看看台湾名流龙应台先生的简历,知道她是1952年的人,可对比大陆1952年出生的作家、艺术家、将军、名流,却没有一个人拿出像《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样的大作来。”

过去,有人用“蠢长多少多少岁”以示自谦,我从来不这样说,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蠢长。可对比一下海那面的中国人,尽管我不是昝爱宗所指的什么家、什么名流,我大龙应台一轮甲子,大明居正至少也是十岁,大简昭惠二十,今生今世不敢妄想写出什么大作,但起码对民主自由、个人的地位和权利等概念要有基本的认识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十分肤浅,相当模糊,还常常有“走错房间”的感觉。这不是蠢长了,是什么?

为什么蠢长?

生在大陆!

台湾允许生长不计其数的有独立见解有独立意志的龙应台、明居正和简昭惠……台湾也允许生长吃里扒外欺软怕硬的李敖、张敖、王敖……台湾允许你爱她,也允许你不爱她。可是大陆呢?它不允许生长龙,它只允许生长虫,强迫你爱它,它根本不爱你。你反抗,它就把你变成虫!

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区别,天壤之别。这就是齐家贞为什么和怎么样变成了虫,诚惶诚恐做一条好虫,以免虫也当不成,给踩成烂泥。

了解了龙应台的幸运,我就想品尝一下她幸运的滋味:假如“四九年父母迁居了台湾”,哪,八岁的我将会走怎样的一条道路……

齐家贞也可能像龙应台一样,“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嫺静、彬彬有礼的‘淑女’。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我不偷偷抽烟,以之表示叛逆……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齐家贞也可能不像龙应台,而是像另外的谁,像杨泽说的那个“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像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说的,“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像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像萧蔓,“到晴光巿场买进口的Lee牌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以上摘自龙应台《南方来的女孩》)。

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在大陆坐十年牢好!

或者,齐家贞也可以像台湾另类的十几岁少女。

爸爸妈妈要她读书她就帮他们读,读得好读得不好与我无关。坐在学校教室里,睁大明亮的的眼睛,看见的是七彩的幻想,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只有云朵的歌声在耳鬓缭绕。半懂不懂的知识像迷雾,半生不熟的人生甜似蜜。考试刚刚够pass,一考完,我的名字就叫party,浑身骨头轻。party party,花蝴蝶似地飞来飞去,和英俊少年谈一下准爱情,再做几点白日梦想入非非。玩得忘乎所以,爸妈叫我,以为他们是喊错了人。父母求我出国“深造”,我不是深造的胚子拿不到奖学金,只要他俩愿意掏腰包,旅行人生见世面,哪里不能去,哪个国家是敌人?何乐而不为……

这样活,有什么不好,总比在大陆二十岁进监狱,三十岁出来强百倍千倍!

当然,齐家贞可以每个人都像一点,也可以一点不像别人,但肯定,她不会像现在这付虫样,“南瓜里度日成扁的,竹子里度日成长的”,人在许多时候,由不得你自己。

台湾也有监狱呀!你怎么知道你齐家贞不在那里坐牢?行!算我和爸爸命上带,天涯海角逃不了。坐台湾的政治牢,当台湾的政治犯,比起四川省第二监狱和垫江东印农场有何不同,我不知道。但十数年后,名字刻在石碑上,与绿水同在,与宇宙共存,不亦乐乎?

即使坐了牢,我要写坐牢的书,正大光明在台湾写,哪里需要往外国逃。

所以啊,父亲碰鼻子不转弯,说什么坐了二十三年牢也不后悔他留在了大陆。父亲错了,并非错在爱国,而是错在上了共产党的当。父亲应该后悔,他应该去台湾,哪怕和龙应台的爸爸一样,当个警察也精彩,下班换上便装,抽女儿背“滕王阁序”,尽父责,享天伦;妈咪可以学习龙妈妈,养猪织鱼网,孩子感冒了问当地医生要几片药,学费不够有人怜悯有人帮忙,起码人模人样活个平等。

如果我的假想成真,即使齐家贞要写书,多数不会是——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如果我的假想成真,在台湾也坐牢,马英九他们给的赔偿,就绝不会是父亲二十三年冤狱,补助人民币300元,折合美金五十块,齐家贞十年,补助金,零。

建立在假想上,一厢情愿和龙应台聊天,假装变得幸运,假装开心了一阵子。当然,所有的一切建立在“假如”上,一个鸡蛋的家当,不小心鸡蛋打碎了,还是一无所有。

无奈,在龙女士面前,在许多台湾人面前,在许多其他人面前,齐家贞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蠢长了十几岁,蠢长了几十岁。

有什么办法呢?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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